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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
毛泽东历来对“卑鄙的个人主义”深恶痛绝，反复强调党的团结、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最信任重用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岗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中央名义、利用第四野战军的旗帜拉拢林彪，挑拨是非，到处游说活动，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分裂党。以功臣自居，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38-156页）高岗在创建陕甘宁根据地，在抗美援朝中是有突出贡献的。解放初，毛泽东把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随后又把政务院的计委主任的重任给他，对他可是爱护有加。就是在他的问题暴露之后，毛泽东在关于召开四中全会的建议中也只是强调要加强党的团结，“应尽可能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竭尽所能，本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挽救他。由于极度的权利欲望和腐朽的生活作风已经腐蚀了他的思想灵魂，他自知不可救药，他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高岗在第一次自杀未遂后在被管教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1954年8月17日实施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坚持仇恨党的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中共中央不得已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公之于众。邓小平后来说：“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高岗挑拨陈云时，陈云的话最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道德底线和继续革命的精神，他们必然被历史和人民所淘汰。
1954年是新中国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年。在取得党内斗争胜利的同时，在国际上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10月21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时谈话指出：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11页）同年12月11日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同上书第327页）毛泽东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革命多年的斗争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由于周恩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毛泽东的外交精神，我国同印度、缅甸、瑞士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谈到日内瓦会议以缔结和平而告结束，毛泽东说：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因此需要向外面打主意，这是完全不对的。人口多，需要向外侵略，这是希特勒曾经用过的理论，日本军阀也曾用过这种理论。事实上，发展生产就能在国家内部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改善人民生活，不需要向外面打主意。战争没有好处，我们也是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86页）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只要双方愿意，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共处的。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希望工党朋友劝美国：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要，这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条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同上书第279页）毛泽东眼光独到，洞察历史，一针见血，把美帝国主义看了过透。在庆祝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九周年时指出：“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于它的失败，正在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动组织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战争集团，并加紧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以扩大对远东及世界的战争威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战争政策，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同上书第280页）美国从它强大的那天起，就以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借民主自由的所谓普世价值为幌子，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强加于世界，以自己的标准为规矩，肆意干涉和侵犯别国的内政、领土和主权，在全世界面前以警察自居、横行霸道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虽然它在中国人民面前碰的头破血流，但它仍然以纸老虎的身份称霸世界，动辄以技术封锁、经济制裁或发动战争，成为威胁世界和平极不稳定的因素。
新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制定宪法成为时代前进步伐的迫切需要。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席亲率起草宪法的一班人到杭州住下来，从1954年1月9日到3月9日历时两个月，终于完成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毛泽东亲自起草、审定、指导、把关，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而灵活性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五四宪法就体现了毛泽东这种灵活精神。制定宪法的根本目的，就是用宪法这样一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总目的，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同上书第257-258页）这就从根本上指明了制定宪法的目的、意义和任务。毛泽东还讲道，对资产阶级要实事求是，要求同克异，这是积极的主动的更有效的措施，通过教育来达到改造的目的。在讲到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时说：“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国人民这样广泛的个人自由。”在解释宪法的形成过程时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千多人又讨论。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通过，代表们群情激奋，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五四宪法继承了共同纲领的建国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责任担当，它完整地表达了民心民意，是全国人民的意志体现和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中国独立富强的根本保证，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建党建国的根本大法和光辉文献，它具有继往开来的现实和历史的深远意义巨大影响。
全国人民的代表欢聚北京，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精神以他独特的声音鼓舞人心，永远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1954年夏，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之后，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国防建设日益强大，毛泽东心情舒畅，面临大海，登上碣石，抚今追昔，写下了千古诗词《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白浪滔天的大海，正在秋雨中飘泊的渔船，多么壮观而又激动人心的画面！一阵萧瑟的秋风吹过了一千七百多年。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挥马杨鞭而只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魏武曹操，曾经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诗句。毛泽东喜爱曹操的《龟虽寿》和《观沧海》。在他看来，曹操算得是中国古代的“英雄豪杰”，称道他的“豪情壮志”。他曾说：“曹操一统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从古至今，人们对曹操有偏见，认为他是奸雄。但毛泽东以他与众不同的见地和视角评价“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认为曹操代表了正义的一方，要为他“翻案”，甚至说“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的”，有一种英雄相惜之情。还致信在北戴河休闲的女儿李敏、李纳读曹孟德的“古诗选本”。可见曹操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但是，曹操的诗词抒发的是个人感慨，他的心胸中不可能也不会有人民的“打渔船”，他的视野中不可能也不会出现“换了人间”的新中国！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作为封建统治者曹操与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不可相比之处。中国历史浩浩荡荡，萧瑟秋风天地悠悠。中国人民革命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无数先烈前赴后继地英勇奋斗，推翻一个动荡落后，满目疮痍，任人欺凌的旧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毛泽东主席面对白浪滔天的大海，萧瑟不绝的秋风，心潮激动，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豪情万丈，感人肺腑的不朽篇章。品赏毛泽东诗词，总使人深受历史启迪、哲理领悟乃至激情澎湃，增强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得到充实和升华，产生心灵上的愉悦和鼓舞。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54年6月5日，同当时北京医院院长就中医问题谈到：中医不是给几个人看病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要尊重我国悠久历史文化遗产，要建立研究机构，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专门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毛泽东以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总是把问题提高到相当的高度，他指出：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他指示中医要进医科大学，要发展，要出国，建立研究机构，出版中医中药书籍，一定要制定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65页）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文集》第六卷）致各同志，而这些毛泽东亲自写在信封上的名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文化界名流共28位，他们都是一些关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事业命脉的人物，可见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有多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为什么说是三十年呢？因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辩》是1932年写成并出版的。“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 ‘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信后又补充道：“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的这封信，无疑在中国文化思想战线掀起了一阵风暴。
由两个“小人物”的两篇文章引起的风暴，不仅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态度的分歧，更是反映了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的分歧。《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指出：“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 文章进一步指出：俞平伯和胡适“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里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和他们的根本分歧。毛泽东还在信中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毛泽东在信中不仅指出不能容忍胡适和俞平伯三十年来的唯心论统治中国古典文化对青年的毒害，更不能容忍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对宣杨卖国投降反动思想文化现象不加批判而放任自流的行为。这应该是毛泽东气愤填膺地指示党内高级干部要对这些“怪事”引起“注意”，“引出教训”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因为他总是以阶级论作为切入口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他的思想和方法也就与众不同。《武训传》宣扬对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思想和奴颜婢膝的精神，丑化中华民族敢于反抗、坚贞不屈的英勇形象和斗争精神；《清宫秘史》则宣扬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思想，污蔑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革命与帝国主义浴血奋斗的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而《红楼梦研究》的作者俞平伯、胡适之流，三十年来抹杀和掩盖《红楼梦》反封建的主题，把《红楼梦》当做作者感叹身世的自传，儿女私情的倾泻和忏悔，认为《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色”、“空”观念的思想流露，贬低《红楼梦》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新生代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的悲剧价值。他们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反人民进步，投降卖国的思想意识一脉相承。任其泛滥，它必然会毒害青年思想，瓦解人民继续革命的意志，腐蚀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这应该就是毛泽东积极地开展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出发点。 不容置疑，《红楼梦》成为中国读者喜
乐读的中国古典小说，是它深刻地反映了清朝末年的现实生活，表达了被黑暗统治几千年的新生代青年的梦想和追求，它别开生面的悲剧结局激发起人们追求个性解放而摆脱不幸命运的欲望，其别具一格的悲剧结局突破了中国戏曲、小说大团圆结局的局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悲剧巨著。而毛泽东的批判精神将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人民群众有益的精神食粮。
在开展对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唯心论批判之后，又转入到对胡风错误政治思想地批判。首先，胡风承认错误，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毛泽东在关于胡风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随后，中央指示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毛泽东在审阅上述报告之后指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一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其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并告诫革命共产党人，“切不可书生意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甚至“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了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60-167页）中明确指出：“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并进一步指出：有些糊涂的人们，“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气魄和风度，把胡风问题由原来文化思想战线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肃清党内反革命问题的高度，辨明“舆论一律”与“学术自由”的阶级性和矛盾的不同性质，明确指出:我们所以重视胡风问题，就是用这个事件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干部，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辨别能力，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开展各条战线上的揭露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胡风事件给人留下深刻的启示：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阶级性，它必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的产物；在热火朝天的现实斗争中，她更不是某个人随心所欲、凌驾于革命之上的玩偶。当一个人背离时代潮流，忤逆人民心声，醉心于个人情趣，无论其理论有多精深，艺术性有多高妙，他必然被滚滚奔腾的时代洪流所淹没。胡风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
在毛泽东一生的字典里没有妥协、惧怕这样的字眼。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各种困难斗，与阶级敌人斗，与美帝国主义斗。面对美蒋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随即发表严正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热切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祈求和平。就台湾地区的局势和解放台湾问题说：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美国人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26页）当时，美国第七舰队横在台湾海峡，我们确实没有能力与美蒋抗衡。但是，底气不能虚，更不能让美国的阴谋得逞。
一时间，协的定位难以把握，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中，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说：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任务，（一）协商国际问题，（二）商量候选人名单，（三）提意见，（四）协商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五）学习马列主义。最后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在指导政协工作时说：“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同时不忘记提醒人们：“认为在人们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同上书第332页）在一些民主人士和党的干部中，认为尊重民主人士，保持一团和气才是有利工作和团结。这种无原则、甚至妥协，缺乏斗争精神的思想是毛泽东最厌恶的，有这种心态的人将一事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38-156页）中，毛泽东指出：“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正是毛泽东经常告诫人们的，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了起来。在会议上，他鼓舞人心地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毛泽东感人至深的气势，蔑视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必定感染着每一位与会者，那是怎样振奋人心的场面？！（待续）
2015.9.9-12.26.f.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