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商业化与平民购买力严重不足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当社会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官与商的界限已完全消失，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普遍拥有产业，高级政府雇员、议员，大多都是企业集团的大股东。而像美、英、日、韩这样毫无民粹历史的国家，商业精英既不用担心会有“法国大革命”那样血腥的事件发生，也不用担心军队或警察会吃里扒外，因此他们可以把国家当成魔方拿在手里任意玩弄，只需履行个简单的法律程序，摇身一变就可以从商人变成政府高级雇员直至总统。

　　他们的法律和媒体却解释说，这些人已向上帝、女皇、天皇宣誓，只为公民谋取利益绝不为自己谋取利益。用周星驰的话说：“我靠，你可以骗我，但怎么可以说鬼话啊。”美国国父华盛顿有2.4万公顷土地，奴隶超过300人。在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曾严厉谴责奴隶贸易，但送交大会讨论后该部分描述却被删除，删除的理由是文件不宜太长，之后在人权部分凝练的加上了一句：“另作描述的人除外”。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远不像美国历史教科书说的那么神圣，那不过就是一群商人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与其说“人权天赋”毋宁说“买卖自由”，只要稍加分析就，我们能品咂出《独立宣言》文字背后那浓浓的铜臭味。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共五人。约翰·亚当斯是律师，美国律师所以能受到超高礼遇，功劳只在于他;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报业大王，由之便有了美国的新闻自由;托马斯·杰斐逊是办教育的，希望学生越多越好，因此他强烈谴责奴隶制。罗伯特·李文斯顿是法官，美国由此有了司法独立，但当时没人不知道，法官是个发财的大活。罗杰·谢尔曼是个大地主，他差不多拥有康涅狄格这个小州的全部土地，因此他坚决要求各州拥有退出联邦的自由。把思维拉回来在分析今天中国的人大、政协，那些代表和委员跟他们五位又有什么区别吗?

　　从古到今先后有三个国家完全由商人主宰，一个是中国古代的商朝、一个是中世纪的意大利，一个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历史虽然将他们定格于不同的时空中，但社会性格和社会结构却是相同的，一、官商一体，官即是商，商即是官;二、国家机器必须为商业和商人服务，法治必须严格体现商业规则的精神，谁有钱谁就能打赢官司，谁钱多谁就是统治者，诸如佛伦罗萨最富有的美蒂奇家族，两次被驱逐但两次卷土重来，其光芒让中世纪欧洲所有的皇室也包括教皇黯然失色;三是国民以经商发财为最高荣誉，这种国家其实是全民经商;四是虚无哲学蔑视一切道德伦理。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商人叫王亥，他是夏王朝所辖“商”部落的首领，一次偶然的交换让他发现了交换的价值，从此这个农耕部落就逐渐向商业部落演变。为了进行大宗贸易交换赚取更多更大的利益，王亥命人训练黄牛拉车，从那以后黄牛就不单单是供屠宰的食物，更多时候是运输工具，给商部落源源不断的带来财富。后来中国称“生意人”为“商人”，称“交换物”为“商品”，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品”的原始意义是“物”或“物件”，因为是商部落人带来的，所以其他部落的人泛称这些“物”或“物件”为“商品”。

　　随着时间的流逝，商部落几乎放弃了农业，转而以手工制造业和商业为主要产业，并因此而建起一个极具规模的商业城市——西亳。公元前17世纪，商部落靠交换越来越强大，夏王朝的势力却日益衰竭，商部落决心取而代之，首领汤向部落成员们发表了讨夏动员讲话：“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战争以商的胜利而结束，夏王室幸存成员带着自己的子民溃逃，一部分向北逃变为后来的匈奴，但这片土地已融入他们的潜意识，在人丁兴旺的千年后他们一次次南下，黄河长江就像圣城耶路撒冷，被他们与汉民族反复争夺;另一部分逃向西南变为现在的云贵少数民族。

　　商灭夏，是商业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成功打败了农耕文明，西亳由此成了商朝的国都。又过四百多年因王朝政局动荡，国王盘庚迁都至殷，再隔一百多年殷城被周武王攻陷，西亳城的贵族摔众集体西迁，先是转辗流落到两河流域，后被古埃及国王收留，古犹太人的文字与甲骨文的很多文字同字同意，“希伯来“是“西亳”的音译。他们保留了商业天分，直至今天依旧是商业之王，其商业能力无人能及。据说现在中国河南有犹太人后裔，可谓是“商人”回归故里了，但物换星移，此“商人”绝非彼“商人”也。

　　在一个由商人主宰的社会中，他们制定和修改的法律不可能保持秉公的中立精神，法律条文跟商业规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商业规则是对逻辑规则的公然践踏，它无视逻辑内部的结构关系和有这些关系构建的必然规律，以金钱万能论诠释和指导社会生活。孟非的一个观点正是这样：“美女是稀缺资源，在市场上必然要寻求价值的最大化，因此说美女只嫁有钱人很正常，谁都没资格说三道四。”在这里他无疑忽略了构成人和人格的另一半因素即——精神，赤裸裸把人准确的说是把美丽的女人看成了商品。异化人类，虚无精神，以婚姻曲解爱情，《非诚勿扰》这个节目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犹太人在德国被看成蛀虫、破坏者、钻法律空子的无耻之徒，到了美国却被视为英雄倍受尊重。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在于，德国人讲究逻辑关系，做事绝不突破逻辑规则，因此在他们眼里一味用金钱开路专门破坏逻辑秩序的犹太人无疑就成了坏蛋。但美国是个纯粹的商业社会，衡量个体成败的参照物是金钱，只要拥有金钱就能受到社会追捧和来自法律的更多保护，并不在意这些金主的身份是妓女、赌徒还是毒贩，而犹太人与生俱来的投机才干跟美国社会一拍即合，用中国牌桌上的话说，要孙悟空马上就来猴，自然的，犹太人就成了美国人眼中的英雄。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群体崇拜的偶像，他可能是天使但也可能是魔鬼。英雄跟英雄自身的道德认识没关系，只跟群体潜意识的认知有关。

　　事实上美国社会就是为投机家、冒险家和魔鬼们量身打造的，华尔街、拉斯维加斯、黑水公司、好莱坞、职业拳击比赛，等等等等，若用正常逻辑解读，干的就不是人事，但在美国社会，这些行当象征着智慧、勇气、超越、完美、精彩以及时代精神，因为这些行当在美国是最能赚钱的，例如华尔街的职员，一票生意下来，就能从穷光蛋变成千万亿万富翁。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羡慕总统，那不过是商人们手中的玩具，他们最羡慕的是这些投机家、冒险家和魔鬼，赚钱跟大风刮来一样容易，而只要有了那些钱，就算坐牢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VIP待遇，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好莱坞的美人都会跑到监狱里给你睡。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美为师，从鼓励领导干部致富的那一刻开始，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的踏上了不归路，发展到目前比美国还像美国，美国至少还有形式上的公平和正义，而中国社会从内容到形式全部商业化，各种各样的社会职能机构诸如党委、政府、学校、医院、媒体、包括国家机器军队、武警、公检法司无一例外的落入商人手中，他们一手用权力攫取金钱，一手用金钱攫取更大的权力，法律任由他们随意制定、随意修改、随意解释。在封建时代，国家严厉禁止商人做官，为此甚至禁止商人及其子女参与科举考试，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商人步入仕途，商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性质。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历史的时候，对那些抑商的帝王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在那么遥远的蒙昧时代就看穿了商人潜在的危害性，难怪他们能建立丰功伟业，并将伟大的帝国传承数百年。就凭这一点，无论他们犯有多少错误，都不过是白璧微瑕。自清末开始中国人学西方，鼓励官员经商、支持商人参政，给商人红顶戴，之后不到五十年时间满清一命呜呼;国民党政府比满清更进一步，国家财政、经济和金融大权全部交由商人掌管，遂成最短命王朝之一，从北伐成功到逃往台湾，前后仅仅23年而已。而今天，我们分明又看到了另一个国民政府的影子，只经历了短短的36年，就露出了末日迹象。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批汉武帝重农抑商、笑唐太宗弑兄睡嫂、咒明太祖荼毒仕林，也好意思吗，人家哪个做的不比我们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