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

　　毛泽东在关注局势发展和抗日进程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党内思想斗争。为了整顿党的作风和肃清自由主义思想流毒，使广大抗日军民同心同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对自由主义的攻击。他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写道：“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胜利于战斗的武器。”“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指出自由表现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指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还在1927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延安时期，历经长征，履建战功的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功臣堕落成杀人犯，多人为之求情，他自己也愿奔赴抗日前线，将功补过，战死沙场。10月10日毛泽东在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就判处黄克功死刑问题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了党的立场，失掉了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6页)铁的纪律，钢的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红军早就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部队。就是在战场上，也是事无巨细。在致电抗日战场上的将士中强调：“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无论如何困难，不能乱拿工农一草一木，出发训话一次。”一支军队没有铁的纪律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延安精神是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中国式的毛泽东的革命精神。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在祝贺吴玉章六十诞辰的贺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吴老参加革命四十年，颠沛流离，饱尝艰辛，矢志不渝。毛泽东饱含对吴玉章敬佩的心情，希望大家做一个对共产主义和人民事业忠诚的革命战士。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员?做一个什么样的战士?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象白求恩、张思德、吴玉章一样。这就是标准，这就是答案。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灵魂，这就是毛泽东的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有了这种思想灵魂、这种精神境界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强大的敌人都能战胜。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红军战士张思德，经历过长征，负过伤​。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寨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们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的同志在看到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泽东的生死观。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死得其所。为人民而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舍身取义。这就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光辉人生。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前赴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7年1月12日，年仅17岁的刘胡兰在敌人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她从容地躺在铡刀下面英勇就义，结束了她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毛泽东闻讯后，专门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1937年10月23日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毛泽东年谱》中卷第四十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化成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人民斗志，增强了人民信念。无论是根据地军民，还是抗战前线的将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无不英勇奋战，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慷慨壮烈的英雄赞歌!

　　在整顿一支拿枪的军队的同时，毛泽东没有忘记整顿一支不拿枪的革命的文化军队。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因为在陕北汇聚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地方，伴随着斗争热情、理想信念一起滋长的还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他们以“人性化”为幌子，暴露革命的错误和失误，即所谓“阴暗”的一面，宣扬和赞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出现不良倾向。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到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毛泽东在讲话中解决了革命文艺的方向、方法和思想意识问题。强调指出：“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具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像一阵春风，使广大军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几十年来，讲话精神始终鼓励着有出息的革命文学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到火热的斗争中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巨大动力。

　　毛泽东精神变成巨大力量，就能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延安抗战时期，国民党不仅不给八路军军民供给，相反还实行经济封锁，并发动大规模扫荡。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他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各种蔬菜。朱德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周恩来成为纺织能手。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的将士到南泥湾披荆斩棘，餐风宿露，战胜重重苦难，将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大江南。毛泽东1942年3月4日在写信慰问留守兵团和延安保安大队的信中说：我们要进行反攻，在今后两三年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加倍努力开展生产运动。“完成这些任务，必须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在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7页)1943年1月14日在表彰王震等的题词写道“艰苦奋斗，不屈不饶”毛泽东事后说：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具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南泥湾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毛泽东精神鼓舞下，延安军民取得的大生产运动的伟大胜利。它为抗日军民度过困难时期，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反复强调红军的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大无畏的精神始终活灵活现地贯穿在毛泽东战略战术中。毛泽东在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中​写道：我们看见敌人的时候，就不要以为敌人手上拿着兵器，就如老鼠见猫一样，怕得不得了，不敢接近他。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均是人，那么怕什么呢?怕他有兵器吗?兵器我们可以用方法夺过来的，所怕的不过是怕给敌人打死。可是受敌人压迫到这步天地，难道还有谁怕死?死都不怕，还有什么敌人可怕呢?毛泽东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与远见卓识的战略智慧相得益彰，决战天地，稳操胜券。毛泽东在一份致抗日前线的电报中指出：“我军各部胜利之后，易生骄志，易启轻敌观念，而敌在失败之后，对我必增加愤恨之心理，发生谨慎之心理，因此，请你们告戒各部首长，仍一本谨慎沉着精神使之与勇猛奋发精神相配合，争取与日寇之持久战。”毛泽东总是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以超然恢宏的气度宣称：中国的抗战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梁漱溟1938年1月到访延安，毛泽东肯定地对他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毛泽东始终抱着这样乐观的精神面对抗日战争。无论是在著书、讲话、报告，还是指挥前线将士，他总是热情满怀地感染着人们，坚定信念地鼓舞着人们。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题词就是抗战精神，即延安精神的高度概括。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言说：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饶，再接再厉。这是他留给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遗产。中华民族是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在抗大发表讲话时，他要求大家学习愚公移山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山统统移掉。这和后来在《愚公移山》一文中的精神是一致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这种牺牲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移掉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中推翻了蒋家王朝;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排除艰难险阻，使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繁荣昌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反复强调抗日战争是艰苦的长期的，中日战争是决死的战争。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虽然军政、经济力量比较弱，但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还有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我们反对悲观失望的投降主义的亡国论​，又反对速战速胜的观点。我们只能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发动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阐明人民战争思想，坚信人民战争的力量。指出：“武器是战争的因素，但决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与人心的对比。”“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但又是唯意志论者。他说“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他始终相信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巨大无比，而且信心满怀，意志坚定。他在演讲中充满热情和信心：“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他用坚定而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持久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在微弱的蜡烛光下写成的。写到第五天，他的体重减轻，眼睛充血，但他仍醉心于写作。直到第七天，他的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炭火烧了一个洞才感到疼痛，他喝了一口烧酒，继续写作。到第八天昏厥醒来后也没有停止写作。直到第九天，写满了八十页稿纸的《论持久战》终于告罄，他才舒了一口气。他这种持之以恒，桀骜不驯的精神无不令人感动。而《论持久战》中那种科学严谨的阐述论证，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和光坚韧不拔，勇于牺牲的战斗精神，对提高广大抗战将士和民众的思想意识，坚定抗日军民的战斗信念而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毛泽东始终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最理解农民。1938年6月谈到农民的性格有两个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专写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我们只要实行民主政治，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而发挥他们光明的一面​，发挥他们在抗战中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毛泽东的军队来自于人民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政策同样深得人心。秋收起义部队在俘获白匪后尽量释放，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许多俘虏参加了红军。红军部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生活民主，做人有尊严，当兵有信仰。红军日益壮大而成为胜利之师。毛泽东1942年2月18日在庆祝苏联红军的文章中说：“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紧密相连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的军队与众不同之处。1939年2月在致信八路军、新四军的电报中指出：今后在战斗中俘获的日军俘虏要尽量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和其他侮辱行为，借以降低日军作战之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人之进攻。1940年8月在延安创建了日本工农学校，他们由被俘的或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组成。毛泽东善待俘虏的精神就是给人以尊严，以理服人，以礼待人，其效果可想而知。这就是毛泽东精神的巨大感召力! 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对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和吸收。在1939年纪念五四青年节的讲话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是否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在谈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始终相信团结就是力量，而且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强调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团结，一种是和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党人十几年的斗争经验后得出一个结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而依靠群众，吸收知识分子，优待俘虏无不是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争取抗战胜利。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两三年内相继取得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抗击日军战斗的胜利。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使这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在追忆八路军击溃日军的黄土岭之战时作家魏巍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抗战精神无往而不胜。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中共中央发出通电，毛泽东指示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口号下动员群众。 以“政治上采取全面进攻，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告诫人们“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相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部署强制应对措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破裂不应说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把民族利益和大义放在首位，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奉劝蒋介石“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敏锐的政治眼光，恢宏大度的民族担当精神，相信只要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国民党当局在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皖南事变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教训深刻惨痛。当人们感悟了毛泽东“抗日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精神，才能正视严酷的现实，面向光明的未来。

　　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内容之一。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抗战日子里，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行进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他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任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恰当地统一起来”。“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谁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将革命进行​到胜利，“谁就会被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只有共产党人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不由得慷慨激昂地说：“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时隔一年之后，在1941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饱含深情地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真是可歌可泣。”毛泽东将“实事求是”概括为“有的放矢”：“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存在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得出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是中国革命浴血奋战几十年孜孜以求得出的结论，也是毛泽东精神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无实事求是之意”，没有“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就是没有党性，或党性不完全。1941年3月26日在谈到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时指出：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们党的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这就是共产党人严于解剖自己，修正错误的批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情怀。毛泽东在谈到党性的同时，又辩证地指出党的纯洁性问题。他在《<农村调査>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护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保持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的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地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又不要把这种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毛泽东辩证地看待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之间矛盾的一面，又能正确处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融入共产主义事业之中而为我所用。这就是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充分体现。毛泽东处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手段之间的矛盾的方式方法对后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具有极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1941年6月3日，风雨雷电，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长被雷劈死了，同时一个农民的驴也被劈死了。这个农民逢人就说：“老天不开眼，响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这还了得，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査、逮捕并公开处理。毛泽东闻讯后批评道：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进行打压，这种做法是软弱的表现，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相连的关系。还有一次，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耕地时不幸被雷击毙。她一边悲痛欲绝，一边痛哭大骂，指责“共产党黑暗”、“世道不好”、“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可想而知，伍兰花被押解到延安，准备审判后枪毙。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如果不做调査，随意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人家发点牢骚，骂得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心情难以平静，叫人将伍兰花带来会客室，经过聊天拉家常话，了解实情后，连夜派车将人送回家，并叮嘱要以公文的形式告诉当地政府，她没有罪过，是一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的家庭确实困难，应予以特别照顾，我们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事后，群众称赞毛主席真是一个不怕雷劈，不怕鬼咋的伟人。毛泽东从民怨怒骂声中举一反三，实行精兵简政，减轻农民负担，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随之进行党的整风建设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育活动。后来，当毛泽东听说陕甘宁边区有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提了意见，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当兵的欺负，现在他们敢向我们的司令提意见，批评这个长官，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毛泽东虚怀若谷、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为开创延安奇迹注入了新的活力。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在知识分子的大脑中也有暴露。毛泽东1941年​8月2日复信萧军：“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59页)这封信表达了毛泽东的处事哲学和人生观。作为知识分子的萧军视野不够宽阔，看问题只能看到表面和阴暗的一面。延安地区不大，但生活在这片沃土的人口众多，人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举止千差万别;党群关系、官兵关系错综复杂，社会现象瞬息万变。而延安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这里充满热情、希望和光明，这里有无数准备奔赴抗日前线，随时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英勇献身的战士。这就是延安的主流和本质。萧军富于理想主义和性情浮躁的特点而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认识问题的思想高度，他只能片面地、绝对的看到皮毛现象。毛泽东善意地提醒和批评，同时告诫他放下知识分子孤芳自赏，脱离群众与现实的坏毛病，省察自己的弱点，调理人际关系，不要陷于个人的内心痛苦，从自己感情的小圈子中跳出来。不知身处延安的萧军是否看到毛泽东为抗大五周年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的光辉人生和前进方向。毛泽东循循善诱、情真意切，充分地表达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待续)

　　2015.9.9-12.26.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