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与大勇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设“空城计”，如果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吓得面如土色，也就难以在城头怡然悠然地抚琴了。所以我前面写的“大智篇”中各例，也都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的大勇来。

　　但是，智和勇也还不是一回事。比如有人纸上谈兵，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而到了战场，也难免临危失态。毛泽东从率领数百人上井冈山，直到后来成为数百万大军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故不可不在勇字上单独立篇。但本篇不拟写得太长，仅举出以下两例作为说明。

　　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记得早年看过一本小说，讲一个英雄人物，从前当战士和下级军官时，非常勇敢，后来当了大官，地位高了，顾虑就多了，勇气反不如前。我想这种情况是有的。而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早已是全党的领袖和全军的统帅了，其位置不可谓不高。他本身的安全，也的确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的命运。但毛泽东的心理状态却与上述情况相反。解放战争时期转战陕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集中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他企图以攻占延安，来“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并在此步骤达成后，抽出胡宗南这支战略预备队，加强其他战场的攻势。大家都知道，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瘠民贫，只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地区。我军部队也少，只有第1纵队辖两个旅及新编第4旅、教导旅等4个野战旅，约一万七千余人，另有三个地方旅。这样不得不从晋绥增调了一个纵队，其机动作战兵力总共仍不过六个旅二万七千人。与敌人的兵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其装备更无法相比了。

　　在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后的第三天，在绥德城南的枣林沟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刘少奇以及彭德怀等将领。在会上曾引起过一场争论，即多数同志提出，要统帅部和毛泽东主席渡过黄河，在黄河彼岸某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理由很明显，陕北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地区也狭窄，回旋余地并不大，而毛泽东一身而系全党安危，在战争中危险是无可避免的。如果渡过黄河，转移到安全地区，并不影响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将最高统帅和统帅部安排到较安全地带指挥战斗，不仅合情合理，且很有必要。这样做，也决不会引起任何非议;因此，此议一出，几乎全体响应;但是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就是毛泽东。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打胜仗。”同时，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再调部队来。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一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部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尤其是任弼时，对毛主席应过黄河坚持最力，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都带了火气。毛泽东声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大家看说不服他，只得让步。会议经过两天讨论，最后确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书记，负责那里的土改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叶剑英、杨尚昆前往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事情就这样确定了。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统帅的勇士情怀他想的不是什么我已经是最高领袖了，应当格外地珍惜自己，而想的却是人民，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危急时刻决不应当离开他们。只要能更有利于全局的胜利，至于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他对自己是这样，而对自己的战友却是另一番体贴。例如朱总司令，那时已经六十一岁，董老的岁数更大，毛泽东把他们安排到环境比较安定的华北晋察冀地区，又未尝没有照顾的意思。朱总司令当然很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他临行前的一天下午，专门召集了警卫部队连以上的干部会，再三嘱咐大家：“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朱总司令讲完后，又把团长、政委找到跟前，要他们把力量重新调整一下，老弱的自己带去，精壮的留下来。战友之间的心心相印又是多么感人啊!

　　在国民党集结重兵侵占延安，并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及军委总部始终在陕北坚持的消息，不仅安定了陕北的人心，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战斗意志，对推进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当然，陕北战场是异常艰苦的，比之全国也许是最艰苦的战场。那时毛泽东已经五十五岁了，由于山径崎岖，战争的头几天，他已经丢弃宋庆龄早年赠送的那辆汽车，开始骑马或步行。住下时则住在又黑又窄的窑洞里，连地图也挂不下，墙上、酸菜缸上、锅台上摆的都是地图。尽管战争一开始，他很风趣地说过，“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但在这样狭窄的地区回旋，不遇到危险，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的记述，其中最危险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我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之后，胡宗南气急败坏，利用我主力远在西线的机会，专门派了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向我中央领导机关扑来。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敌人既然来了，不得不连夜转移。傍晚出发时，一阵闷雷沿山梁滚过，接着便下起大雨来。队伍冒雨爬上西边的山梁，由于天色漆黑，不得不跌跌撞撞地摸索前进。走了一夜，其实走出来并不很远。天亮时距王家湾还有四十里路，只好停下来稍作休息。半晌午，后面即传来激烈的枪炮声，飞机也在头上嗡嗡盘旋。侦察员赶上来报告，警卫部队已同敌人接火，正在杨屹崂湾的制高点上进行阻击。警卫部队的指战员个个都是过得硬的，一连打退敌人三次集团冲锋，硬是把刘戡的四个半旅抵挡住了。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激战，毛泽东下令将警卫部队撤了下来。天黑以后，率中央机关继续转移，天又下起了瓢泼大雨。部队刚爬上一道山梁，突然发现左面山沟里一片火光。火堆一个连接一个，看不见头尾，把雨天照得通红，显然追兵就在脚下。在这危急时刻，恰巧向导又迷了路，部队无法前进。这时毛泽东迎着风雨，站立在光秃秃的山梁上，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瞰着脚下的火光。整个部队不用说都紧张万分，个个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大家都默然无声，在夜色里望着自己的统帅，意思是怎么办呢而毛泽东却似乎若无其事，吮了吮下嘴唇悠然地说：“这场雨下得实在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据李银桥描述，这声音不但镇定自若，简直可以说是逍遥话的内容似乎与当时的危境无关，却无疑是暗示大家：这情况简直算不了什么，很快就会转危为安。果然，时间不长，任弼时踹着泥水走过来，悄声地说：“主席，向导找到了，我们走吧这里离田次湾只有二十里了”毛泽东点点头，部队摸黑在山梁上继续前进。到达田次湾时，敌人顺沟也出发了。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敌人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休息。”不一时，侦察员报告说：“敌人顺沟过去了”“敌人全部过完了”这时，毛泽东将他那支行军时用的柳木棍子朝地上一戳：“好我们就住下!”这是在转战陕北中相当惊险的一幕，然而对惯于打游击的毛泽东来说，却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第二件事，比上述经历更为危险。据李银桥记述：1947年8月18日，是转战陕北最紧张的一天。刘戡屡次扑空，老羞成怒，这次率七旅之众，对我中央机关穷追不舍。从绥德追到米脂，又从米脂追到葭县，一直追到了黄河边，几日来由于连降暴雨，山洪暴发，连平时山沟里的小溪，也都发出隆隆声，成为汹涌的激流。这天他们赶到葭县的葭芦河老百姓俗称黄河汊，发现河水暴涨，轰鸣声震耳欲聋，羊皮筏子刚一下水，立刻像一片草叶被巨浪翻卷而去。此时，前有大水，急不可渡，后有数万追兵已经迫近跟前，看得清清楚楚。这确实是从未遇到过的危急情况。而我方的兵力，仅有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一个警卫排，总共不过九百人。在这种险境下，究竟怎么办是东去过黄河呢，还是转而向西呢很明显，只要向东渡过黄河，即可立刻转危为安。也许不少人已在心里想：看来要过黄河了。这时，大家都望着毛泽东。只见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说：“给我拿支烟来”接着队伍中传出：“得胜同志要抽烟谁有烟”李得胜是毛泽东当时的化名，是为保密采用的。可是连日暴雨，大家身子都没有干过，哪里来的烟呢幸亏马夫老侯，是个细心人，用油布包着一点烟，这时递过一支来。大家支起被子遮住风雨，好不容易才把烟点着。但见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又一连猛吸了几口，接着把烟头用力地掼下，习惯性地用脚踏灭，接着说了一声：“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说过，不慌不忙地沿着黄河汊向前走去，在数万追兵面前昂首而过。卫士们抢上去扶，也被他喝退。接着几百人随后跟进。这时，不知是敌人被打怕了，还是不明情况不敢贸然追击，却像惊呆了似的停止射击，眼看着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毛泽东率队走到西面一带群山之下，仰面望了望云遮雾绕的山峰，把目光转向任弼时默默颔首，任弼时会意，立刻命令部队攀上西山，并吩咐刘长明参谋：上山完毕，让后尾人员将上山的痕迹擦掉。正在上山的毛泽东，闻声立即转回身，把手中的那根柳木棍往山坡上一戳，说：“擦什么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同志们劝道：“还是擦掉吧敌人跟脚就会追过来的。”毛泽东又戳着柳木棍说：“给我竖我看他敢追我看他刘戡有多大本事”毛泽东上山了。周恩来扯了一下刘参谋小声嘱咐，还是按照任弼时的指示把痕迹擦掉。也许毛泽东想借此证明：他说过的“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话，是算数的。果然，在一系列胜利后重新收复了延安，在刚好一年的次年3月，毛泽东才率领中央机关渡过黄河。

　　毛泽东的大勇，使我不禁想起另一位煊赫一时的人物蒋介石。当三万左右的红军四渡赤水时，蒋介石在贵阳前线督战。当他听到红军突然进至贵阳城郊时，竟吓得大便失禁，屙了一床。蒋介石与毛泽东，且不说是代表两种势力，是两种人，即从任何一方面来说，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二、胆略与慧目

　　上面讲到毛泽东的大勇表现在战场上，下面则着重说明他的大勇表现在战略决策上。

　　革命胆略对于一个革命领导人特别是革命领袖说来，无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品格。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既要谨慎而又要有足够的勇气，二者缺一不可。革命是亿万人民的事业，绝非个人小事，一旦处理不够谨慎，则将损害千百万人的利益，甚至会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而缺乏勇气，当取不取，当舍不舍，当断不断，也难有所成就，甚至也会使革命毁于一旦。至于只善纸上谈兵，好谋寡断，或仅凭血气之勇，举措轻率，都谈不上是革命战略家了。

　　记得《伊索寓言》上有一则故事，叫狐狸与葡萄，讲的是一只狐狸，从葡萄架下经过，看见葡萄成熟，馋涎欲滴，但它出于胆怯或者是够不着，每次从葡萄架下经过总是说：“葡萄太酸，还没有熟呢”如果用这则故事来比喻缺乏革命胆略的革命家却是很恰当的。因为不管如何成熟的革命形势，在他们看来，都是“葡萄太酸，还没有熟呢” 但是，历史现象是极端复杂的。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即使极老练、不乏革命勇气的革命家，也难于作出决断。原因是这个新事物本身，各种矛盾交织，过于错综复杂，往往现象与本质相去甚远，甚至呈相反状态，使人很难判断。有些事还要等候历史本身的进一步发展，矛盾的各方面才能逐渐暴露出来。但某些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很快定下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靠革命家本身丰富的经验、慧眼和胆识了。朝鲜战争爆发并出现危机后，我国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就属于这样的问题。

　　1950年夏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朝战发生后的第三天，美军就侵入朝鲜国土，直接插手这场战争，更出乎我们的意料。战争初期，北朝鲜发展顺利，一直打到大邱、釜山，不意在9月15日凌晨，美军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突然在仁川港实行了总数为七万人的大规模两栖登陆。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一面命令美军的第10军团向汉城和水原进攻，一面命令在洛东江固守的沃克第8军团向北猛攻。按麦克阿瑟的说法，即一面是“砧子”，一面是“锤子”，企图将北朝鲜的军队一举歼灭。战争的危局是显而易见的。深入南朝鲜已四五百公里的北朝鲜人民军，很难一时撤回。仁川登陆的成功，是麦克阿瑟军人生涯的高峰，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他竟被称为“伟大的英雄”。他本人更是骄傲至极，不可一世。美帝国主义的头子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越过三八线，放胆向北进攻。于是，李伪军于9月30日起越过了三八线，美军第8集团军和在元山登陆的第10军团也准备越过三八线。为了阻止战事的扩大，周恩来总理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一向轻视我国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认为这一警告“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年轻的中国是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和美军抗衡的。于是美军从3日至7日悍然越过了三八线，开始了大举进攻。与此同时，又沿鸭绿江轰炸我国边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遂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事实上，从朝战爆发后的7月上旬，毛泽东、周恩来等即作了应战准备。7月13日正式下令，将第四野战军的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约二十六万人的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于8月至9月集中在中朝边境。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有备无患的思想，但此时并未下定入朝作战的决心。现在既然形势如此危急，不得不下定最后的决心了。

　　要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抉择，或者说比之其他决策要困难十倍的抉择。其困难之处在于，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新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刚刚一岁的婴儿。西藏等少数省份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留下的残匪还有百万之众，流窜各地继续作乱。约占全国四分之三面积的新解放区，土改还未进行。尤其是长达数十年的战争遗留的创伤还很严重。恢复国民党时期全面破产的经济，才刚刚起步。在某些群众中，还存在着多年来形成的崇美、恐美的暗流。而我们面对的敌人，却是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它不仅国力、经济力极为强大，还是一个令许多人畏惧的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对比我们的国力、经济力和军队的装备，无疑是极为悬殊的。如果双方一旦兵戎相见，究竟有几分胜利的把握呢?而从另一方面说，这场战争又是完全应该进行的，从大义上说是义不容辞的。因为我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仅是友好邻邦，而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今邻邦遭难，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坐视不救呢?何况如果美帝得逞，直接压到我国边境，我国东北将直接面临威胁，对我也是极其不利的。

　　一方面是从国力、经济力和整体军力的对比上，出国作战无法进行，而从另一方面看，这场战争又无可推辞，这就是问题的真正困难所在。且战争问题的决策不同于一般问题。一般问题，即使决心错了，还可以急流勇退，迅速改变;而双方战端一开，就容不得你不干了，除非是丧权失地或屈膝求和。我军出兵朝鲜，至少要能顶住敌人，如能战而胜之，自然一切都好说了;如果不能顶住敌人，敌军反而侵入我国边境，即使不深入我国国土，仅广泛轰炸我国大城市和边境各地，我恢复经济的计划也将无法进行，那就比不出兵更糟。而我军从来不曾与美军这个陌生的敌人交过手，我军究竟能否取胜，这是很难预料的。这是另一个决策中的难题。

　　对毛泽东来说，恐怕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难于下决心的决策之一。据说，在下决心前，毛泽东废寝忘食，煞费考虑。经过几天几夜反复分析思考，才下定了出兵朝鲜的决心。对于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心，不仅党外，而且党内也都存有疑虑。害怕出兵、反对出兵的意见，不仅下层有，领导核心中也有。其中最明显的是林彪。林彪在历史上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名将，他曾率领百万大军，从北打到南，对战争应该说是有丰富经验的。他认为，还是以不出兵为稳妥。他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对出兵问题一再反对，并且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还说，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美国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的意见是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周恩来在会上支持了党中央毛主席出兵的方针。他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是一定能胜利的，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现在不是我们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本来考虑要林彪去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因为最初出国的部队主力是原四野的部队，是林彪的老部下;志愿军将来的后方东北又是解放战争时四野的老根据地，各方情况林彪都比较熟悉;林彪在当时的名将中又最年轻，当年才四十四岁，他去当志愿军的统帅是最合适的。但是林彪以有病为由，要求到苏联去治病。党中央毛主席只好改派彭德怀去当统帅。彭德怀的表现与林彪完全不同，他在10月初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抗美援朝的会议上，及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两次都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出兵作战的方针。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和美国打仗，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是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动人心弦地说：“大家说得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无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还说，“至于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最后我们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党内统一了思想，解除了疑虑，于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伟大决定，就此定了下来。彭德怀也毅然决然地“受命于危难之中”，接受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担。从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揭开了最壮丽的令中国人任何时候都深感自豪的一页。

　　从以下几则电报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决策中的思想历程。

　　在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他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又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还说，“这两个问题中，首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从这份电报可以鲜明地看出：其一，毛泽东考虑问题，完全是从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东方和整个革命阵营的利益出发的。其二，为了从事这一正义的战争，已经下定最大的决心，敢于冒最大的风险，即美国可能公开向我宣战，并轰炸我国各大城市和边境，并使我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遭到破坏。其三，指出形势发展的关键是志愿军出动后能否战胜美军。

　　六天以后，即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属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三.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五.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六.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从这个命令里，我们强烈感到，它通篇都渗透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热情。尤其第五条，它日后成为中国军队与朝鲜人民亲密团结、共同战胜敌人的政治保证。在朝鲜人民心目中，不仅留下了中国军队崇高的形象，而且中朝人民间结成了最珍贵的友谊。在1958年志愿军撤军期间，朝鲜人民送行的眼泪几乎洒湿了朝鲜的国土。那种难分难舍的情景，你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军队中也找不到的。

　　还有一份10月13日的电报，那是周恩来在苏联商谈期间，毛泽东发给他的。这已经是距志愿军出兵的10月19日不足一周了。这则电报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个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又说，“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从这份电报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派兵出国作战的决心，已经无比坚定，且已初步寻找出实施这一决心的策略。

　　现在大家都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一带有风险性的决策所展示的结果。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晚奉命分三路入朝。其简要过程是，担负这一沉重担子的彭老总和志愿军将士不负众望，他们不仅以低劣武器顶住了敌人，而且在初战告捷之后，连续三次战役，把以美军为首的十六个仆从国家的所谓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并且再度解放了汉城。其中尤以第二次战役胜利为最大，在我诱敌深入至有利地区后，西线以六个军十八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向敌主力美第8集团军实施突击，东线以两个军于长津湖地区向美第10军实行反击，共歼敌三万六千多人，并一举解放平壤，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地区。美军狼狈万状，向南狂逃，被美军称为“黑暗的十二月”。笔者赠抗美援朝纪念馆的一首短诗曾说：“中华好儿女，何惧风雪狂，一战惊天下，大败兽中王。”我想这也会是许多中国人的亲切感受。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不久，我军不顾疲劳又举行了新年攻势，又一举突破了三八线，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并解放了汉城，推进至三七线一带。我军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使美国朝野震动。不久，麦克阿瑟这位目空一切的“伟大的英雄”，就被另一位革命阵营的英雄彭德怀打下了台。这就是当年在全世界面前中国人显示力量的壮观的一幕。毛泽东的英明决策胜利了。

　　另一个令人惊异的是，出国作战不仅没有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反而大大促进了全面的建设。由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各条战线的建设事业都以空前未有的声势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志愿军的英勇作战，有力地鼓舞了国内人民的建设热情;国内日新月异的建设，又大大激励了前方将士的高昂士气。前线和后方就仿佛两个彼此互相推动的热火朝天的战场，那种景象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凡是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都是有这种感受的。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和敢于作出这个别人不大敢作出的决策呢?决策本身是否只包含着热情和勇气的因素呢?或者说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有没有偶然和侥幸的因素呢?

　　作为战场统帅亲身经历这一战争的彭德怀，在1957年5月15日审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曾说：“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要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毛主席的英明正确，这是下决心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从彭老总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回答上述问题的线索。即除了毛泽东非凡的胆略和魄力之外，他还具有对复杂事物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如果再进一步具体探求，这个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又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据我看，在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决策上，有以下两点是值得重视的：

　　其一，是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他不像别人只停留在现象上，只看到它强大的一面，还看到了它在本质上虚弱的一面。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既承认它铁老虎的一面，也看到它纸老虎的一面。如只看到美帝的舰艇、飞机、大炮、原子弹，像林彪那样，那就谈不到什么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了。对敌人要看到本质，看到它的两个方面;对我们自身也要看到两面，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思维。其卓越的洞察力正是建立在这种辩证思维上。

　　其二，是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估计。建国之初，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所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是相当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但是在这三大运动开始之前，人们却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只是作为一种潜力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或者是像深厚的矿藏被压在地层之下。只是由于革命粉碎了群众身上的枷锁，有如地层被揭开，这才腾起了冲天的火光。我前年到过云南，得知龙陵、腾冲等地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热海，但是这个热海深深地藏在地下，人们是看不到的。如果以此相比，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潜力，不就像是地下的热海吗但是一般人视而不见，而毛泽东的一双慧目却能穿过深深的地层看见这个热海。这双慧目不是别的，正是构成他血肉一部分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即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只要革命的政党用正确的政策将他们唤起，使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奋斗的目标，就能发挥出千百倍的潜能。我想，当毛泽东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时，他的信心中是包含着这种潜力的。不然，他就不会有那样的信心了。因此，依我看，只有毛泽东这样的胆略和慧目，才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