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天才，什么是天才，一向议论纷纭。我看还是赋予它科学的、唯物的解释为好。人们的智力有高下，处于一条不等线上，这是客观事实。然而，一个人如果离开一切社会条件，离开一切前人的成就，不去参加任何实践，只凭天赋，那就什么也不会产生。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同样的社会条件，同样的实践活动，同样的主观努力，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这又是智能的差异了。因此，我认为把人类中那些稀有的智者称为“大智”比称为“天才”更为确当，这样可以排除那种只重天赋的唯心的偏见。

　　然而，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之为大智呢?我看，那些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重大发现的人，以及用自己的智慧在社会发展中解决了巨大矛盾的人，都可谓大智。例如马克思，他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演变的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穿了剥削的秘密，这就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大智。再如列宁，他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并把马克思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自然也是大智。至于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有的情况结合起来，找出了一条独创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这不也是重大的发现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下面，我们将列举若干实例，来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一、新道路的探求者

　　(一)

　　走一条现成的道路是容易的，而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一条新路来，却是不容易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了新河，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蒋介石的叛变和我党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而失败了。当时形势全面逆转，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被杀戮，共产党遭到极大摧残。在此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挑起中国革命的重担继续前行。然而，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呢?

　　这就需要发现。而发现则需要艰苦的实践，也需要通常所说的天才。

　　在革命受挫的新形势下，以至于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认识，这就是“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对立。“城市中心论”主张首先在若干重要城市举行工人暴动占领城市，然后发展到广大农村;“农村中心论”则主张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两种思想的对立，由不明确到明确，一直伴随着根据地的创立到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也就是直到红军的长征。历史上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一种新思想的被承认，往往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来自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导思想，自然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同时作为世界典范的十月革命就是用这种方法取得胜利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其他的例子。因此，在人们的头脑中，十月革命很容易形成一种理应采取的模式，甚至不会有突破这种模式的想法。毫无疑问，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举行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是光耀千古的，然而从指导思想上说，并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因此，这两次起义都归于失败。即使预计中的秋收起义，最后也还是想占领长沙。可见突破一种固有的模式，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二）

　　这里应该说，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觉悟最早的是毛泽东，不能不说这正是他的卓越之处。事实上他在1927年马日事变(5月21日)之后，即提出了“上山”的主张。据史料说，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召集了驻汉口的湖南同志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持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恐怖时刻，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毛泽东也接到这样的命令，叫他到四川去。但是毛泽东不愿意，他要到风暴漩涡中的湖南去。因为这时湖南在马日事变后，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至6月底，工会、农会的干部被杀者已达五百人以上。原省委干部已经分别隐蔽转移，基层组织纷纷要求毛泽东回湘。这时毛泽东向陈独秀提出要求，说服陈独秀允许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得到批准后，他便回到湖南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恢复工农组织和设法保存工农武装。除把一部分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一部分暂时将枪埋入地下之外，便号召其余的武装上山，去当“山大王”。正是这样湖南得以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但是为时不久，毛泽东便被召回武汉，陈独秀指责他在湖南组织暴动，反对当权的唐生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党的“八七”会议，才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八七”会议上和在8月9日举行的讨论秋收起义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外，第一次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还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了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曾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事实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和“上山”“下湖”的思想，正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正因为毛泽东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秋收起义失利后，他立刻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胸有成竹地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创建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艰辛实践的基础上，他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都标志着他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创性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条件，以及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备的主观条件，这就使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有了巩固的理论基础。从此他就在云雾迷离的征途上，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三)

　　可是，仅仅找到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在这条道路上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在理论与实践上至少要解决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一个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有人往往以为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是以农民领导农民，这是大错特错。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误的。”至于军队的成分，当然更复杂一些。除大部分为农民外，还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流氓、旧军人等。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举出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倾向，其实质就是农民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去领导，并使之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化，尽管可以轰轰烈烈于一时，但到最后则不免会使革命运动像太平天国以及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归于失败。毛泽东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可谓远见卓识。而当时他的同辈中大多数人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得很不够。1929年6月在龙岩举行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本来想动手解决这些已经出现的错误的思想倾向，却不料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激化了。最后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不得不在会后离开了部队。七次大会出现的这一错误，不久为中央所纠正，周恩来曾亲自主持其事。几个月后，襟怀坦白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重新把毛泽东请了出来。在当年的12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作出了闻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实质，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上，务必要始终注意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正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的党坚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党和军队才没有走错方向，才没有中途夭折，才没有被汪洋大海似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所淹没，而且愈战愈强，历经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而不溃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决议所包含的精神，即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就是今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只要我们还想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们就要时刻注意这个课题。

　　第二，还要解决一个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要想在敌人的包围中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决不仅仅是打仗的问题，而是要对根据地进行一系列的建设，例如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人民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群众团体建设等等，其中尤其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使人民得到真实的利益，才能把根据地造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据地怎能经得起连年频繁的战争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内战时期积累起来的建设根据地的丰富经验，由于团结抗战的群众基础更广泛了，在建设农村根据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等等方面的建设都头头是道，每一块大根据地都像一个国家的雏形。从外国或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敌人残酷扫荡烧杀的地方，竟还屹立着这么岿然不动的堡垒。而这些堡垒就屹立在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上海、南京等等大城市的鼻子尖下。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和群众发动的成功，不但山地能建立根据地，平原湖泊也能建立起根据地。即使在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的冀中平原，隐蔽的根据地依然存在，游击战争并未停息。所以聂荣臻元帅曾说，冀中没有山，但是有人山，依然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根据地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全国已有十九块大根据地。有一次朱总司令曾说，你们拿着解放区的粮票，从东北可以吃到海南岛了。当解放区发展到一亿多人口时，她所积蓄起来的实力已足可展开反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人们所熟知的战略决战，最后我军夺取了各大城市，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完整过程。解放初期，有人曾提出怀疑说：共产党打仗很内行，但不一定能管好大城市，管好国家。其实他不知道，在几十年根据地建设中，我党已经培养出了各个门类的干部，在建国时期许多岗位上的负责人，不就是这批人吗?其实人们早就说过革命根据地正是新中国的摇篮。

　　第三，要使根据地能够存在下去，还必须解决一个如何战胜强大敌人“围剿”的问题。因为只要根据地一建立，不等你站稳脚跟，就马上会有强大的敌人跟踪而至。而开始敌我力量必定是天地般的悬殊。如果不解决这个以弱胜强的问题，不粉碎敌人频繁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的军事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解决了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根据地才保持住了，并且得到了发展。这个问题先提一提，后边还要详细探讨。

　　由于上面三个重要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得以坚持走下去。　（四）

　　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和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首先，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我国国情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来自农民，对农民的疾苦，自然比当教授的陈独秀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感受要深。这且不说，自从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学说，做了两年的工人运动以后，就投身到农民运动当中。1925年初，他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就在农村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在故乡韶山组织了第一批农民协会。1926年初他到了广州，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向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已经谈到“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政权所以落入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他还在《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文章中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还对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热情的呼唤，号召他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个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分配到湖南、湖北和全国各地，在发展农民运动、支援北伐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农民运动的发展极为迅猛，简直可谓一日千里。至1926年5月，全国的乡农民协会已发展到五千多个，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为了应付这种大发展的局面，**中央成立了农民暴动委员会，毛泽东奉命出任农委书记。但是，正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开展工作之际，却出现了意外。当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的由右向左。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在会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因此与陈独秀发生了争论。会后，毛泽东亲自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他仍然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踏上仆仆征途。每到一处就调查一处，共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热烈情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随之产生了。这是对反动派猖狂气焰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4月末，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为应付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的危急形势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迅猛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提案，但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根本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因为当时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陈独秀已经形成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个悲剧。从以上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以及对农动的理解来看，他不久后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其次，从思维方法上来看，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往往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是长时间对农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他身上不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种不畏艰苦、不怕危险、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如果与王明相比，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典型。例如毛泽东号召“上山”，绝不仅仅是要别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带头上山;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仅是要别人去暴动，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枪杆子去打仗。用不着说，在他走的这条路上是充满着风险的。但是他怀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其乐无穷”的壮志豪情去干了。与毛泽东相反，王明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也许，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没有理想和热情，仅记住马列著作上几句条文就够了。认为靠着“本本”和上面的指示就可以指挥一切。他本来也有接触生活的机会，但是他不愿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苏区去工作，但他赖在上海不走。而中央这个决定并没有撤销，1930年底，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仍坚持要王明执行中央的决定，王明还是不去。直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时，王明宁愿跟随米夫到莫斯科，也不愿到中央苏区来。人既是这样的不同，难怪在思想上也毫无共同之处了。如果按照王明的思想方法和做法，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的。

　　其三，我们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路线所以能坚持下来，同毛泽东的那种顶逆风战恶浪的异乎寻常的坚忍品质不是没有关联的。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新道路的实践，是遭到重重阻挠的。可以说，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直到这块根据地的丧失，始终存在着“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冲突。1929年和1930年的两年间，江西根据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事实本身早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鼓吹“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斥之为“农民观点”，“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毛泽东以合理的巧妙的方法进行了抵制，才使红军避免了损失。1931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了中央，他们虽然极力反对“立三路线”，但在推行“城市中心论”方面同“立三路线”却毫无二致。他们要求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并夺取中小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迫使红一方面军攻打敌人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他们下了许多次命令，强令前方指挥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站在一致的战线上”执行这一无理的计划。随后就对毛泽东进行无情的打击。先后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假如不是一个意志异常坚强的人，那是顶不住的。而毛泽东却经受了这重重考验，使得这条正确的路线得以坚持下来。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正确性已由历史本身作了结论。我认为，其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开辟了道路。凡是与当年中国情况类似的地方，都会有参考价值。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正在于此。　二、战略战术的独特创造

　　上面谈到，要把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一）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保持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二）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三）战胜敌人的“围剿”。前两个问题已经谈过，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

　　前已提及，只要根据地一出现，便立刻会面临着敌人的“围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只要反革命还有力量就不会停止。如果红军不能战胜敌人这种反复进行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更谈不到日后的发展了。红军在开始时必然是很弱小的，而以此微不足道的力量，如何与成十倍成百倍的强敌相抗衡，如何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中站住脚跟并战而胜之，这不能不是一个头号的军事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军事书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却依据现实条件，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战术，不仅使红军站稳了脚跟，而且歼灭了大量敌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大智，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成就。

　　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得以克敌制胜呢？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而为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我们还是简要叙述一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而我方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我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南龚、龙冈、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我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战役开始后，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我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我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