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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位：整体与个体
二、社会成员：精英与平民
三、经济领域
四、政治领域
五、思想领域
六、我们到底要什么?
当前，中国的思想界空前活跃，各种主张此起彼伏，又往往尖锐对立。西方的资本主义主流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本土的儒、墨、道、释(来自印度，但已高度中国化)，被不同的群体当做思想资源，近现代以来的洋务派、晚晴保守派、改革派、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被人当做思想资源。至于毛泽东，既有恨之入骨的，也有呼唤其回归的。
当年曾经有本苏联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广为传阅。小说的内容，我已记忆模糊，但这个书名，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听这百家争鸣，背后都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主张。因此“你到底要什么?”是每个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百家争鸣的社会形态主张，核心的争论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上：
一、本位：整体与个体
主要涉及整体与个体、全局与局部、中心与非中心、集中与分散等。
在毛泽东时代，前者处于主导地位，而今的主流学界则强调后者。秦晖更将其与现代化联系起来：
“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力和个性价值的社会。”(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极端的整体、全局、中心、集中倾向，势必压抑地方、局部、个人的主动性，这正是导致当年启动改革进程的原因之一。而极端的个体、局部、非中心、分散倾向，将“公民个人权力和个性价值”与“共同体”对立起来。它导致的社会弊端，这30多年亦显露无遗：损人利己、“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语)、尔虞我诈、以邻为壑、区域间恶性竞争……，甚至在诚信丧失、假冒伪劣、贪污腐化乃至里通外国的背后，都有这一倾向的影子。
人具有社会性，人在社会中总是生活在某个共同体内(只有鲁滨孙们除外)。这导致了两个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原则：其一，个体、局部、地方必须维护共同体的健康运行和长治久安，否则个体将无以生存;其二，整体、全局、中心必须维护个体、局部、地方的生存环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两个原则相互对立，却不能相互否定。偏执一端，势将导致社会灾难。如何处理这一组对立原则，远远未被深入研究。
当年严复将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On Liberty》(《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讨论公域权力与私域自由的界限，主张“由一人一己之自繇，乃至一会一党之群体，须明白群己权限之划分，使不偏於国群而压制小己，亦不袒护小己而使国群受害，并强调自由民主制度的实施其实是涉及一个国家的形势与国民程度。”
这讨论仅及入门，现实经验的复杂性，要求远比此深入得多的研究分析。
以生态视角观之，生态系统维持其生存的，是相生相克关系，相生扮演着促进演化的正反馈机制，相克扮演着维持稳定的负反馈机制。这种相生相克的机制，一方面为个体提供了生存环境，一方面又制约个体的无限发展。这种相生相克关系无处不在，却很少能看到由中心控制全局的情景，亦即在生物圈里，主要是“分布式控制”。
以生命体观之，除了单细胞生物外，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有中央控制结构，而且演化程度越高的生物，其中央控制对生存的影响越大。然而，即使演化程度最高的人类，也不是所有的控制调节都集中于大脑。对大量性命攸关的反应，由分布于脊髓的自主神经系统分散且相互协调地控制。
(取自 W.B.坎农《躯体的智慧》)
以社会演化观之，随着分工的深化，产、需匹配日益复杂。从“神农作市”时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到当今覆盖全世界的商贸网络和巨型的超市与物流企业，显现出控制中心越来越强大的地位。当今的商贸系统背后是货币系统，而现实的货币系统无一不基于国家主权，即所谓“主权货币”是也。
可见，这一问题之复杂与艰巨。绝非一个极端的“本位”所能把握。
尧向舜交班时叮嘱道：“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论语·尧曰》)。舜向禹交班时叮嘱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这里的“允执其中”、“允执厥中”警告继承者，不可偏执一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偏执一端”总是带来灾难，“允执其中”才可能有出路。然而，这个“其中”到底为何?在整体与个体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应把握怎样的原则，应怎样避免偏执一端?古人早就体悟到这是个“惟危”、“惟微”的课题，长久以来，人们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揣摩、把握它的。今天社会分工高度发达，全人类事实上成了相互影响的“地球村”，这个问题更是复杂而微妙，需要下大力气深入的研究。
二、社会成员：精英与平民
精英与平民的关系还涉及少数与多数、官僚与商贾、同质性与差异性、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等。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私有制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常态，是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集团控制着绝大多数知识资源、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并借以控制社会大众。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精英集团的聚敛无可遏制，直至将社会大众逼到“不反待如何”的境地。而缺乏知识资源、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大众，在被逼到墙角时，只可能做出暴烈的反抗，历史记录下了无数绝望、血腥、残忍、非理性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的真正责任人，其实不是事件中的主角，而是导致社会底层“不反待如何”的聚敛者，亦即今天被“成功学”推崇的人们。
由此，存在两个逻辑选择。
其一，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向往公有制的，不自马克思始，在他之前，有无数的学者在这个方向上努力。随便屈指一数，就可列出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巴贝夫、摩莱里、马布利、梅叶、温斯坦莱、拉伯雷、安德里亚、康帕内拉、莫尔、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吕库古、柏拉图、赫西俄德、耶稣⋯⋯。
然而笔者所知最早的这类思想，出自战国至秦汉年间的《礼记》，这是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在其《礼运》篇中，有如下被广为引证的段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私有制社会建立以来，对公有制最大规模的探索。随着中国的改革和苏联的解体，这场探索被认为是失败了。向一个存在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基本社会形态挑战，其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在“全国山河一篇红”的年代，毛泽东却坦言：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注：毛在林彪后面加上“一类”二字)，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的谈话 周恩来整理)
毛泽东对仅靠“所有制变更”就能改造社会明显缺乏信心，这导致了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早就有了这样的直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对此毛泽东评论道：“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
考诸历史，毛泽东的这一直觉是有根据的。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发端于商代的井田制，(注：“商人除把土地划成方块分配给本族成员去耕种外，还保留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田。”(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商王在农业上主要采取让商族平民或臣属诸族集体耕种直属于他的大块‘公田’的办法进行剥削的。”(裘锡圭《西周粮田考》 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到春秋鲁国的“初税亩”基本成型，到唐德宗的“两税法”才最终落实到“产权”亦即“所有制”上。这一演化经过了两千多年，整个历程都发生在夏启“家天下”之后，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化是在公权力私有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核心动力，是控制了公权力的精英集团保障其经济收益，并追求其极大化。因而生产资料私有化是适应公权力私有化的被动调适。由此，单单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私有制的性质。没有公权力的公有化，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注定是短命的。
今天的左翼理所当然地拥护公有制，反对私有制。然而这里的“公有”、“私有”，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生产资料”的范畴。站在左翼的立场上，最重要的任务是总结二十世纪建立公有制探索失败的教训。将其归结为某些人的背叛、出卖倒是简单，但显然未找到症结。观察俄国与中国的革命，都是一个以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带领本国底层公众，以暴力推翻腐朽无能的前政权，在专政的条件下，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期望以此改造社会，使全社会成员适应并认同这一社会形态。这一路径带有明显的布朗基主义色彩，尽管马克思早就批判过布朗基主义，中俄两国的革命者也认同马克思的批判。而实践的结果表明，不是革命党人改造了社会，而是专政腐蚀了革命党人。中俄两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是党内高层的选择，瓦解苏联的是党内最高层，在中国扶植被打倒的农奴主、喇嘛、巴依、胡大们的也是党内高层。至于今天为国人痛恨的大资产阶级，有许多是党内高层培养出来的，有的甚至就是高层的子女、亲友。仅仅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各级政府都在标榜“亲商”。今天的左翼几乎没人提及布朗基主义，没人提及私有化过程不只是生产资料领域的问题，反映出左翼在理论上的薄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左翼在理论上明显比右翼强大，这是当时知识界大面积左倾，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必要条件。
而右翼实际上认为公有制行不通，只能搞私有制。虽然右翼实际上控制了话语权，但在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却往往“犹抱琵琶半遮面”，尤其是体制内的右翼，明明是在搞资本主义，却要标榜社会主义。被百姓讥为“打左灯，向右转”。倒是茅于轼有胆量，说：“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茅于轼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maoyushi)。当然茅于轼的胆量也有限，他是在2009年1月4日如此说的，而不是在文中涉及的、给他平反的1978年。这两个年头舆论环境的差异，众所周知。
站在右翼的立场上，就导出另一个逻辑选择----
其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私有制社会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精英集团该如何控制社会?历史无数次展示，精英集团的聚敛导致天下大乱，治乱循环是私有制的常态。回避这个问题，假装私有制社会是“全民”而非精英集团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历史的终结”，不过是自欺欺人。
这方面，哈耶克比中国的精英学者们更能直面现实，他主张“财富控制权力”，说白了，就是资本家控制官僚。英美的历史被用来证明哈耶克的理论。然而后发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如德国、日本、俄国，无一例外地遵循李斯特理论，搞国家资本主义，靠官僚控制资本家，完成其“追赶”任务。亚洲的韩国、台湾、新加坡也都是在官僚控制资本家的政体下成为“四小龙”之一的。倒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比较忠实地复制了前宗主国的政体，实现了“财富控制权力”，结果印度至今无法消除种姓制度的影响，谈到印度就让人想起贫民窟和强奸案。至于菲律宾，令其扬名于世的竟是“菲佣”。
中国近30多年的统计数据再次证实，以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势必导致逐利资金与为其祭献利润的消费资金间的失衡将持续扩大，这样的经济体不可能在内部解决这一矛盾，唯余扩张一途。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诞生500年来战争不断的根源。而今资本主义经济体几乎覆盖了全球，又能如何扩张?不扩张又能如何缓解货币循环的死结?
因此，右翼学者如果真想维护私有制的长治久安，就应埋头做点真学问，而不要满足于贩卖舶来品。
三、经济领域
除了公有、私有之争外，经济领域还有一系列相对的观念，如生存与发展、发展与可持续、积累与消费、激励与约束、竞争与共生、计划与市场、负反馈与正反馈等。
维持人类社会的长期生存，是经济体最起码的目的，是经济体必须遵循的底线。然而，现实中看到的，却是以“发展”的名义危及社会长期生存的基础。私有制、个体主义与利润极大化机制，使社会资源配置取决于精英集团的聚敛动机。这样的经济体不可能为社会的整体、长远生存负责。所谓“让市场配置资源”，本质上就是让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资源。统计数据确凿地证实，它势必导致逐利资金与祭献利润的消费资金失衡，这是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可见，这样的经济体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力不从心，更何况维持人类社会的长期生存。
积累与消费、激励与约束、竞争与共生、计划与市场、负反馈与正反馈，每一对矛盾都意味着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
“缺乏竞争”是当年批判旧体制的要点之一。而今“竞争”具有了神圣的地位，个人间、企业间、行业间、地域间的关系都被纳入了竞争的范畴。人类社会事实上不得不依赖的共生关系被理论家们弃之若敝履。共生关系的破坏，导致了全社会的失信，社会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一切人欺诈一切人的战场。人们的社会认同濒于瓦解。
当“市场”被置于神圣不可置疑的地位后，无商不奸的商贾们就披上了金钟罩;最近一篇煽动性极强的文章在微信中广为传播，文中称马云说：“这是一个抢钱的时代，哪有功夫跟那些思想还在原始社会的人磨叽。”“不要跟我说你不喜欢,一个人在没有钱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谈喜欢不喜。”问题不在于马云是否说过这些话，问题在于此文的作者如此行文，竟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传播者多抱认同的态度。这表明，今天的社会里，商贾价值观已经成为主流。而维护人类社会长期生存所需的投入，则因无法交易、缺乏当前利润而被打入另册。其结果是医疗、教育、住宅领域纷纷商品化，连环保领域都不得不琢磨富豪的钱袋，琢磨“与魔鬼的交易”。事实上，这些领域根被不应该或不可能与利润挂钩，因而根本不应该纳入市场的范畴。
“发展”长期被视为“硬道理”，在“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下，“发展”等同于积累资本。三十余年的经验再次验证了历史上的聚敛机制：这是一个不断加速的正反馈过程。一个系统中，若正反馈机制不受制约，将只有一个结局----系统崩溃。
发展、竞争与市场，对经济体而言是必须的;但可持续、共生与计划，同样是必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偏执一端”总是带来灾难，“允执其中”才可能有出路。然而，这个“其中”我们是否搞明白了?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在讨论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改革初期对老体制的一个重要批判是“投资饥渴症”，说白了就是重积累、轻消费。不想改革了30余年，竟走到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地步，与当年的投资饥渴症何其相似?所不同者，当年的积累主体，主要是“全民所有制”，而今的积累主体是私人资本家，这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学者，都需要深入研究这个“其中”搞清这个“其中”，才可能建立负反馈机制，以制衡正反馈机制。这是系统长期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些问题没搞明白，提什么主张都是空谈。
四、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喧嚣着各种“主义”，大多基于某种价值判断。对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一个生命体差不多，一方面是保护自己抵御外来的干扰与侵害，同时从外部获得必须的资源。第二个方面是使内部的运行合理、协调、有序。
第一个方面，本质上是处理内外关系的问题。一个社会若中断与外界的交流，恰如一个生命体中断了对阳光、水和养分的吸收，将陷入死局;但若意识不到内外在基本目标、基本利益上的对立，意识不到自己也可能是其他主体的猎物，将沦入不设防的境地。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某些人物、势力的行为，像极了外部势力的第五纵队。任由这种状态发展下去，中国势必沦为任别人宰割的鱼腩。
第二个方面，本质上是处理内部关系问题。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希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77年，邓小平在解读上述讲话时指出，“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它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里毛泽东提到了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显示出执其两端，允执其中的思想。偏执一端势必危及社会的生命力。当今的主流舆论，只要民主、自由、个人，结果势必导致共同体的瓦解。
近二十多年许多国家的例子告诉我们，一旦共同体瓦解，除了少数有特殊地位的人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将陷入悲惨的境地。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反斯大林主义，以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然而苏联瓦解后，76岁的索尔仁尼琴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现状。忏悔道：“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目标至今未实现，相反社会的严重分化导致维稳经费居高不下。这提醒我们，与其空喊口号，陷入说不清道不白的“主义”之争，不如沉下心来，深入研究可控性与自由度的关系、自主性与集中度的关系、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而不是在别人推销的说辞基础上，构思合理的社会政治结构。
五、思想领域
思想领域是一个社会的大脑。思想领域的幼稚反映了社会的幼稚。一个幼稚的孩子，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跟风。一个成熟的人，凡遇事总要过脑子，要力图自己想明白。我们的思想界是成熟还是幼稚?不妨先看一个例子。由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例子会引发不同观点的人情绪冲动，这次看一个涉及环保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所谓“绿色GDP”。
“绿色GDP”来头颇大，1989年联合国统计署发布《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1997年世界银行推出了“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0年和2003年联合国对原有绿色核算体系框架进一步充实完善,推出了绿色核算体系框架和绿色GDP核算的最新版本。
联合国!世界银行!如此权威的来源让我们的学术界立刻贴了上去，以求“接轨”。
早在1988年，在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同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同年，国家环保局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这是绿色GDP的理论基础)，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了计算与分析。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先后在国家环保局局长基金和联合国(UNU)支持下进行了“中国90年代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
1996年到1999年间，北京大学应用“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原理，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
2000年，北京大学将SEEA方法应用到中国农村，对农村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
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
2001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了计算与分析。
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成立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后又加入发改委和林业局，计划在3—5年的时间里建立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
然而，次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就公开质疑：“我们有必要计算‘绿色GDP’吗?”
尽管如此，2006年还是发布了首份“绿色GDP”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可是，到2007年，就在无锡水污染事件震动全社会之后，7月12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对于当年的“绿色GDP”报告迟迟不见公布的问题，时任统计局长谢伏瞻表示：
“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
耗费了无数公帑、资源、人力、时间和机会成本的“绿色GDP”至此搁浅。“接轨”成了“接鬼”!为什么?
从表面上看，是统计局与环保局之争，统计局的理由主要是技术性的----统计上无法操作。深入思考，却发现所谓“绿色GDP”在基本原理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核心内容，而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在“价格”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的。价格的基础是“交易”，决定价格的是供需平衡，而供需平衡取决于买卖双方当期的实力。任何概念，如果不能与这个基础相容，它就不可能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而绿色GDP要展示的是环境要素对人类的“价值”，以及这价值的损益。
“价值”的量化曾长期困扰着经济学家们。自瓦尔拉斯以来，一批经济学家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价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这个基于“价格”的理论体系，被当时的学界称为“庸俗经济学”、“教人赚钱的学问”。时过境迁，如今“教人赚钱的学问”成了经济学的主流，而“价值”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正因为基于价格，所以GDP能度量性交易、毒品交易、“虚拟经济”，却无法度量攸关人类生存的许多“价值”。GDP能度量的说穿了是商人群体挣钱的整体业绩，而环境要素对人类的“价值”绝非“交易”可以度量，它与商人群体挣钱的业绩根本没有亚里士多德要求的“可通约性”。这正是统计局拿它无从下手的根源。这一点连时任环保局副局长潘岳都感受到了，他发现：
“但我们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表现出价格，并可纳入GDP统计。但因为森林砍伐而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是多大呢?再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确实不知用什么数据来确定它们的价值”(潘岳《绿色GDP：亟待跨越两大障碍》《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08日 第十六版)
具有可通约性、同质性，反映为有相同的量纲，有相同的量纲才可以相加减。为此小学教加减法时专门讲了“名数”、“不名数”。这是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应该懂的。可是在“绿色GDP”这个问题上，我国思想界顶尖的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家环保局、国家统计局、发改委、林业局犯了小学生都不该犯的错误。为此，社会付出了10年的时间成本和不知多少人力与资金成本。
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的忽悠面前，中国的思想界显得如此幼稚!幼稚的根源在于重权威轻逻辑。
当我们不再匍匐于“权威”脚下时，思想界该关注、该独立思考的问题很多。研究这些问题有两种基本的理路：历史主义与公理化体系。
约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亚里斯多德系统地研究了三段论，以数学及其它演绎的学科为例，把完全三段论作为公理，由此推导出其它所有三段论法，从而使整个三段论体系成为一个公理系统。
深受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方法影响，当时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从古代的量地术和关于几何形体的原始直观中，用抽象分析方法提炼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公理。他总结概括出10个基本命题，其中有5个公设和5条公理，然后由此出发，运用演绎方法将当时所知的全部几何学知识推演出来，整理成为演绎体系。
在1900年8月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了著名的23个问题，被通称为希尔伯特问题。其第2个问题是：用形式主义计划的证明论方法证明欧氏几何的无矛盾性可以归结为算术公理的无矛盾性。1931年，被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否定。其第6个问题雄心更大，希望将物理学公理化。
公理化体系的核心思路是：从初始定义和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一个完备而自洽的逻辑体系，以呈现某个领域的全部现象。这一思路在逻辑学和数学里占统治地位，并竭力向其他学科扩张。如经典力学就建立在时间、长度、质量这三个概念和牛顿三定理的基础上。由此这三个概念的量纲被称为“基本量纲”，其他一切力学量，如速度、加速度、动量、能量等等的量纲，都由基本量纲派生;其他力学定理都由牛顿三定理演绎推出。
这一思路同样扩张到经济学里。随便翻开一本数理经济学著作，总是建立在一些定义与公理之上，剩下的就是数学推导了。主流学界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建立在所谓“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Equilibrium Theory)之上，这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1874年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提出的。瓦尔拉斯是边际效用学派奠基人之一。他的价格理论以边际效用为基础,用“稀缺性”解释价格，他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市场可以达到所谓“一般均衡”状态，这个状态下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能使每个消费者、企业家和资源所有者达到各自的目的,从而社会可以和谐而稳定地存在下去。沿着这一思路，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数理经济学”。
上个世纪80年代，“数理经济学”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能看懂“数理经济学”的人寥寥无几。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机车专业毕业的茅于轼，用约束条件下求目标函数极值的模型表述“一般均衡理论”，出版了小册子《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奠定了他在中国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自此，“市场经济”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心目中取得了如同“公理”般的地位，不容置疑。“公理”的概念源自逻辑学和几何学，但很少有经济学家意识到：“公理”并非真理，只是构建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必须有的，不加证明、也不能在体系内证明的起点。
茅于轼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背后的数学模型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而这个数学模型不含时间变量，即隐含地假设“约束”与“目标函数”都是不变的，整个经济体系如同按某种方案设计的钟表，可以在不变的结构与环境下永远运行下去。然而，这却不符合事实。这个数学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我们的社会系统是个动态系统，用静态的模型不可能探讨动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
换而言之，当今主流经济学从其数学模型开始，就假设了资本主义经济体万古长存，就排斥了研究这个经济体“成、住、坏、空”过程的可能性。于是，从一个远离现实的静态模型，导出了一大堆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所谓“普世价值”，其思维方式根源在此。茅于轼对此信心满满，他说：
“当理论与实际矛盾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
而我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中，用统计数据与经济现实证实了，茅于轼所谓“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之虚妄。
不能否认公理化体系在深化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在那些相对单纯、已经被全面研究过的领域，建立公理化体系可以使已有的认识系统化、条理化。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对认识对象的深入研究之上，否则基本概念与公理的选择，完全有可能屏蔽对象的许多性质。社会系统是一个演化中的系统，认识这个系统的基本功，是考察它的演化过程，这就是历史主义的由来。系统动力学则是考察演化过程的有效工具。
由此，许多被视为不可置疑的观念，都需要放在历史的框架中加以考察。民主与专制就是一个例子。
民主优于专制被视为“普世价值”。然而到底什么是“民主”?如何能实现民主?一个“民主”的社会会怎样运行，在其间各色人等的处境如何?却少见客观而深入的分析。坊间常见的，多为煽情的鼓动而已。
显然，民主是一个决策机制而非认识机制。别以为这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我当兵时，某连出现了失窃，指导员竟让大家投票，选出小偷来。这就是将“民主”当做了认识机制。不要以为这是哪个指导员的独创，类似的机制曾作为正式制度，出现在“民主”的典范雅典，那就是著名的“陶片放逐法”---由公民投票选出应予放逐的人。
恩格斯曾尖锐而直白地指出：
“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马恩全集第七卷305页 评托马斯·卡莱尔 当代评论)
在认识领域，常常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先看到真相。以多数人的认识作为真理，十之八九会搞错，所以毛泽东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作为决策机制，民主要求参与者有基本的共同利益，在维持这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参与者们的公共决策。民主的典范第一个是雅典民主，它只在“公民”这个圈子内实行，因为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有共同的基本利益。而“公民”只占当时雅典人口的极少数，大多数人口是奴隶、妇女和外乡人。一个社会如果分化为尖锐对立的集团，一人一票的民主机制会导致什么?大资本家柳传志称：
“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柳传志：现在一人一票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情景》2012年02月20日人民网)
柳传志的忧虑其实早有前科，在俄罗斯的斯托雷平专政时期，立宪民主党人格尔申宗就讲：
“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转引自《秦晖、金雁：俄国立宪派的衰落》)
即使站在可实施民主的群体的立场上，民主决策的优越性也值得掂量。雅典民主逐渐为少数野心家操纵,使雅典政坛混乱动荡,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后来马其顿南下征服希腊创造了机会。因此,有史家认为雅典亡于民主政治。
如果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将西方推销的“民主”政体套到中国，以为可以救世，我高度怀疑。在西方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所谓多元民主，也被称为“多头政治”、“现代代议制民主”或“多元政治”，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正统形态。
研究民主制度的著名美国学者达尔就指出：多元民主要以财产、财富、收入、教育、社会地位、信息等方面的平等为基础。换而言之，没有这些平等，多元民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回顾过去30年的中国，这方面的平等是增加了，还是削弱了?上引柳传志对民主的恐惧回答了这个问题。
达尔还指出：“多元民主只有在那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才能持久生存;它在非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不能持久。”
达尔又指出：多元民主会使社会的不平等固化。政治不平等的根源是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包括财富、收入、地位、威望、信息、组织、教育、知识等)的不平等，而资源的不平等则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由此，一个逻辑上的推论是：只有在财产、财富、收入、教育、社会地位、信息等方面的平等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可能实行多元民主。而多元民主反过来使社会在这些方面趋向于不平等----自己挖自己的墙角。
不要以为达尔是多元民主的批判者，他事实上是多元民主的拥趸，认为美国是多元民主的优等生。但作为一个直面现实的学者，他发现了这个制度的困境，并写出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一书。为了寻找走出困境之路，他最后寄望于“共同的善”，将道德自律作为走出困境的唯一钥匙。
环顾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如果我们选择别人推销的那种“民主”，就必须预见并决心承受：
· 政客们花言巧语争夺选票于先，无力或根本不想兑现承诺于后;
·政客们以党争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政治机器实际推行的政策短视而愚蠢;
·富豪用财富操控选举，黑社会、地方官、大企业成为桩脚，贿选成为常态。利益集团规划资金筹措、买票金额、买票的把握等，形同企业经营。
·升斗小民只有在富豪们规划的筐子里选择的自由，从一堆烂苹果里选一个看似不太烂的。
·候选人的主要精力用于形象包装，至于治国方略，根本无力思考，也不需思考。最终的政策取向，谁推其上位，就只能依谁的偏好而定。当选后无论像马英九那样无能，还是像陈水扁那样贪腐，升斗小民都只能忍受。
·多次选举失望后，升斗小民对选举的热情渐失，投票率越来越低。所谓民主程序成了走过场。
·最终，国家被利益集团挟持，短视、愚蠢而反复无常的战略方向，将国家引入衰落。在国家衰落的同时，国民的绝大多数陷入困顿。
大量史实显示，一个理性而有活力的社会，既需要充分了解全体社会成员的处境与诉求，又需要学术界的客观研究与冷静判断，还需要领导人明智权衡、取舍和决断。这三者缺一不可，因而实现这三者的机制缺一不可。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社会有三大类角色：社会公众、学术界和领导者。三者各有自己的功能，且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不应长期任由某一方处于不受制约的地位。三者的关系应如下图。探寻合理的机制，使图中六个箭头表示的六种功能有效实现，并相互协调，是一个极为艰巨的工作。既需要大量的研究，又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而绝非“民主”--“独裁”这样简单的框架可以覆盖。 六、我们到底要什么？
至此我们看到，在关系社会长治久安的所有方面，都充斥着似是而非的、情绪化的、往往是外部势力大力推销给我们的观念。这些观念勾画出一副诱人的前景，似乎循此前进就可以到达人间天国。
中华文明是这个星球上持续存在至今的最悠久的文明，这意味着我们积累了远比别人丰富的正、方两反面经验教训，应该比别人更成熟、理性，而不是更幼稚。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社会不可能是人间天国，我们只能在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寻一个尽可能合理的社会。而所谓“合理”最基本的底线是：避免因社会内部矛盾和社会与其寄生的生态环境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社会崩溃、血流成河。
由此，对前述涉及的所有问题，都应该进行深入而冷峻的分析研究。在证据与逻辑的基础上，寻找尽可能符合实际的答案。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搞明白，我们到底应该要什么，到底能够得到什么?
原题：我们到底要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