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保存的明代复原的张衡浑天仪

　　人类对天、地形状的认识，从“天圆地方”到“天无极地浑圆”逐步演化。华夏文明引领了这个认识变化。

　　远古人类举目四顾、仰望，对天、地形状最直观的感觉自然就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就像一个半球形的大罩子，笼罩着方正的大地。华夏先祖以两句话来表述这种对天、地形状的感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种认识，至少到周代已经广泛见之于文书典籍，成为人们普遍的知识。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诗人宋玉曾在其《大言赋》中吟道：“方地为车，圆天为盖。”正是这种天、地认识的表现。后人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天圆地方”，把这种天、地形状学说称为“盖天说”——准确地说应该是原始的“盖天说”。

　　这种“天圆地方”的原始“盖天说”流行的同时，华夏先民之有识者已经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至少是保留了一部分周代原始材料的《周髀算经》中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槃”，这是说天有如一个斗笠盖着地，地就像一个倒扣着的盘子。在这里，大地已经不是平整的方形，而是中间高四周低的圆拱形了。虽然还是“盖天说”，但既然大地呈圆拱形，而圆拱形实际上可以是圆球形的一部分，这显然蕴含着以后的“大地是浑圆球体”认识的萌芽。

　　至少在两千一百年前，一些天文学者已经有了大地是球形的认知了：西汉武帝时，太史落下闳以天、地俱为球体的原理制造了观测星象的浑天仪，后来东汉安帝时的太史令张衡在《浑天仪图注》中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认为天、地都是球体，地球被包裹在天球之中。这种学说被后人称为“浑天说”。到唐代初年修撰《晋书》时，“浑天说”被记载入《天文志》，并肯定“浑天之理，信而有征”，表明至少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官方已经认可了大地是球体的理论。至迟到元代，制作出了人类世界第一个木制地球仪。

　　对于天的形状，至少到东汉时，华夏先祖已经有了接近于“无限宇宙”的认识。据《晋书·天文志》记载，比张衡稍早的东汉明帝时的秘书郎郗萌曾记述了他的老师传下来的“宣夜说”：“宣夜之书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这是说：天不是半圆形的“盖子”，也不是“弹丸”一样的球体，它没有形体(“了无质”)，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高远无极”)的空间(“虚空”)。

　　由此，到东汉时期，华夏文明已经产生了与现在基本一致的天、地形状认识：天(宇宙)是无边无际的空间，地是圆球体。这个认识，可以概括表述为“天无极地浑圆”，它是以后对宇宙的认识逐步发展深化的基础。这种天、地形状认识的产生、发展、变化，是由粗到细、由浅到深，经历了华夏文明几千、上万年的历程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和其他的一些天、地学说常常是并存发展、互相借鉴的。

　　华夏的天、地形状认识，与其它宇宙天文知识一起，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逐步、零星传往域外西方，使那些地方的文明得到初步启迪。到明代中期以后，许多西方“耶稣会”传教士陆续来到我国，学习(偷窃)了大量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并大量地传输回西方，使黑暗愚蛮的西方世界被华夏文明之光照亮，它们后来因此在包括天文宇宙知识在内的科技方面实现了站在巨人肩头上的超越——现在盛传的“古希腊”、“古罗马”等等以及“文艺复兴”之类的“文明历史”，例如在天、地形状认识方面的所谓“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之类，都是近两百多年来种族主义的西方人为掩盖中学西渐的历史事实而编造出来的。

　　从以上可知，至少到了东汉时，“天圆地方”就已经完全不是主流社会对天、地形状的认识，而是转型成中华文化思想的一部分了，主要体现着阴阳平衡、动静互补和天人合一等文化理念。古人常把“天圆地方”的文化思想用于一些建筑、器具和货币等的设计之中，比如北京的天坛与地坛、四合院，以及古代方孔圆钱等，就是最显著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