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我十分喜欢欣赏毛主席和钱学森同志握手的这张照片，陈永贵同志笑眯眯站在中间。钱学森和陈永贵的共性在哪里?就在领悟毛主席思想上，他们都悟得深，悟地透，他们都把毛主席的想法融汇在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里去了，他们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这就是“三法三通”，道器变通，所以陈永贵和钱学森一样，是真懂毛主席的人，也可是真懂毛主席的领导干部。

　　01

　　陈永贵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的神态
 

　　如今评论这张照片，恐怕极少有人敢说什么“摆拍”之类的话了，人家永贵大叔的悟性恐怕用著名山西籍作家“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的一段话来描述，笔记妥帖：

　　“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道与器的关系了。

　　道是无形的，器是有形的，道融汇在器之中，器是道的外在表现。

　　由器而道的过程，是悟道。

　　陈永贵读毛主席著作，他可以从字里行间里领悟毛主席教导的深意，这就是悟道。

　　一个人悟道的程度深，那么就是悟性强，反之，就是悟性弱。

　　陈永贵读毛主席著作次数也许比很多人少，读的也许也没有那么多，但他就领悟得深，这就说明他悟性强。

　　1964年毛主席在火车上听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介绍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先进事迹后，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山沟里出了好文章啊!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啊。”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有人瞧不起毛主席的那个著名说法“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有人看不起陈永贵，这样的人和当年看不起土地革命时期的毛主席的那些人，是不是一样的?

　　陈永贵，难道不懂毛主席吗?

　　究竟怎样才算懂毛主席?

　　道层面领悟毛主席教导，并且将毛主席无形的道，融汇在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里——融会贯通，道器变通，这就是真懂毛主席，难道不是?
 

　　02

　　新华博客原文：

　　《1963年大寨人与老子对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2014-09-10 18:22

　　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应当多思考那些过去人们抗击灾害的思路。大寨1963年遭遇特大洪水，他们当时为什么能够将祸，变成福，完全靠的是自己。

　　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这场雨从8月2日开始，整整下了7天7夜。

　　这次的雨量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总和。

　　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10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树根高高地翘了起来。大寨村的每块耕地都受到了损伤，20%的土地、石坝、地堰，甚至连地基也冲得净光。全村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在村里，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

　　这真是一场的飞来横祸。

　　然而，此时的大寨人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在狂风暴雨的7天7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些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色如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地塌下来，抢救粮食的工作十分危险。但是，贾承让毫不犹豫地冲进去了，贾吉义也随着冲了进去，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也冲进去抢救粮食。接着又有更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冲了进去。他们冒着窑洞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危险，虎口抢粮。扛的扛，担的担，只用两个小时就把1.5万公斤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轰隆一声响，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地塌下来。

　　7天7夜，大寨人很少合眼。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村民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有地方住，贾承禄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好火坑。陈永贵的儿媳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但她宁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房子让给更加困难的人家。随着被冲毁的房子越来越多，大家就干脆挤在一块住。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人代会。他是县委候补委员，县里的许多会都要去参加。在会议期间，暴雨自天而降，会议也就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讨论如何组织全县人民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陈永贵此时的心思实际上已经不在会场上。村里人把电话打到城里向他汇报灾情，但话刚说到半截就断了，原来洪水冲倒了线杆，大寨与县城的联系也中断了。

　　散会后，陈永贵心急如火地往回赶。但途中的松溪河正发洪水，滚滚洪流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作为在山区长大的农家汉子，陈永贵不会游泳。再说像这样的河流，即使会游泳也无济于事。但是，人一旦坚定了意志，办法还总是能想出来的。结果在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前拉后推的他总算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大寨人又有了主心骨。

　　其实陈永贵也很难过，大寨的山山水水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心血，11年的艰辛毁于一场大雨，他可能比谁都更难过。

　　他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他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都会在他的村民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自己表现出悲伤，大寨人就可能灰心丧气，那就真正是前功尽弃了;而如果自己能够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先进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陈永贵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因为谈论那些会使人越谈越泄气，而气可鼓不可泄是毛泽东教给他的一种最基本的领导方法。于是，他便向着没有受到损害的方面问了去：

　　“人怎么样?”

　　大家回答说：“人都在。”

　　“牲畜怎么样?”

　　“牲畜也都在。”

　　“那，粮食怎么样?”

　　“大部分都抢出来了。”

　　陈永贵于是开始给大家鼓气：“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

　　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说：

　　世间万事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安排完村里的事，陈永贵又到虎头山上转了一圈。地里的损失确实是严重的，据陈永贵估计，有180亩地不仅当年收不了粮食，第二年的庄稼也不好种。其余的600多亩地里，庄稼倒的倒、歪的歪，还有的被埋在泥里。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蹲下身子把一颗倒伏在地上的玉米苗轻轻地扶起来，又用脚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轻轻地踩了踩，玉米苗还能够站住。这说明，只要抢救及时，粮食还不会绝收。

　　当时大寨遇到的灾害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地里的庄稼被冲毁严重，另一方面是村里的窑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了。两方面都要及时抢救，但大寨的劳力只有那么多，外面的救济陈永贵又不要。那么就有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了，即救灾先从哪里入手。陈永贵的方针是六个字：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冲倒、被埋起来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窑洞。陈永贵将村里的劳力兵分三路：一路是拿出60%的劳力去扶苗修地，准备种麦;二路是拿出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

　　把倒伏的青苗扶起来是生产自救的当务之急。大寨人紧急动员起来，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扶起倒伏的庄稼，扶不起来的就几株合起来捆扎，他们戏称这是"组织起来"。大寨在大灾之年仍能夺得粮食丰收，扶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成了大寨人对付天灾的一个法宝。此后，每当遇到灾情，大寨人就要挨着苗走去走来，少了的补，长得不好的下肥，歪倒了的扶正还绑上一根棍子。这就是大寨人田间管理的独特方式--单株管理。

　　后来，在一次大寨村的社员大会上，有个叫赵小和的人又提出了一个改进意见。他提出，咱们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点上汽油灯给新房平地基、抬石头。他的这个主意获得了大家的赞成。于是，大家便在白天到地里去扶苗修地，晚上则集中在规划好了的宅基地上抬石头，垒砖头，为建设他们的新家园而加班苦干。赵小和提出的这个新方法，后来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就在陈永贵带领乡亲们生产自救的时候，各级党组织和全国人民的援助也来了。

　　大寨遭了灾，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派来了慰问团，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从四面八方寄到大寨。从各种渠道还先后有多批救灾钱物拨发下来，大寨人心想，能够自己渡过去的难关就不要伸手讨救济。此时大寨通往县城的电话线也修好了。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了80元的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第2天，公社又打来电话，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又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的干部又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后来公社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大寨的干部又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陈永贵的倡导下，大寨党支部就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

　　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

　　不要救济粮;

　　不要救济物资。

　　一句话，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

　　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

　　即向国家卖粮不少;

　　社员口粮不少;

　　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三不要”大寨人已经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

　　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也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鸿义为此还专门找陈永贵谈话，劝他说，今年遭了灾，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购任务，给你减一减吧。陈永贵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后来总结说，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不分农忙和农闲，不分好天和坏天，一股劲地为集体干活。全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105个男女全半劳力，从遭灾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一般的农活外，每人平均恢复、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修建房屋每一个劳动平均投工40多个。

　　灾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设，需要的石头很多。开山打石头的工具，以往都是由集体购置的，现在遭灾了，要大量添置工具。为了减少集体的开支，党支部还没有号召，村民赵素小、李银良等人，就自动地购置了一套石匠家具，跟着贾进财学习开山凿石技术。随后又有28个村民自动打制了开山用的工具。

　　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都离不开钱。大寨党支部决定不向国家伸手，村民们也表现出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村民李喜庆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来借给大队。他说：“集体是大家庭，别人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我不能自己存着钱，让别人受难。”

　　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共83户人家，有57户借出了款，总额是12000多元。

　　这就是社员自发的为集体经济“集资”，这背后却体现着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

　　在救灾中由于不要国家的救济，大寨人便格外珍惜每一分钱。搞土地建设，原来计划得花3000多元，实际只开支了300多元。比如，开山抬石头需要12根铁绳、12根铁棍，买新的要花300多元。村民们说：不用买了，自己打吧。他们有一个铁匠，又带了个徒弟，村里只花了3元多钱，把各户的废铁收回来，不但够打铁绳、铁棍用，还打了些其他开山用的工具。

　　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大灾之年，地里的庄稼仍长势很好，秋天收得了20万公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还向国家卖了许多余粮。

　　在村里，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40间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窑洞。

　　大寨党支部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5年恢复土地，10年建成新村。当时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后来他们仅用了2年时间就恢复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复土地130亩，整修土地500多亩。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1964年，大寨的粮食亩产达到了404.5公斤，按当时的说法，是跨过了长江。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让社员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是说，祸与福，不是孤立存在的，祸与福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转化。祸可以转化成福，相反也成。

　　但是老子没有讲具体的过程，这要靠人们去悟了。

　　大寨人悟出了这里面的道理。

　　这当年是陈永贵带的头，陈永贵不一定读过《老子》，有人也许会说陈永贵也读不懂《老子》，可问题是陈永贵懂毛主席啊!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十部分提出了一个命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毛主席着这里明确指出：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我想陈永贵肯定读过这一段，难道不是?

　　陈永贵不仅读了，而且深悟其道。

　　至于陈永贵深悟群众路线之道，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在最关键的时刻，陈永贵依靠党支部，依靠党的力量，依靠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决策完全正确。

　　还有一个细节，陈永贵从县里开会回来作出决策前，他特地和他的老伙计，也就举荐他当上党支部书记的老书记贾进才，进行了交心，每当重大决策前，陈永贵都要这样做。

　　陈永贵和党支部的决策，是在认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决策，从决策的制定到实施，整个过程始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这就是科学决策，合理实施。

　　这也是祸，转化成福的保证、保障。

　　陈永贵读毛主席的书，真真切切做到了悟道，从而才有如此的道器变通。

　　陈永贵，和大寨那批创业者无疑是伟大的。

　　铸造了大寨精神的人，难道不是伟人?

　　陈永贵及大寨精神影响了王宏斌、吴仁宝这一批乡村红色企业家。
 

　　02

　　王宏斌与陈永贵的共性

　　陈永贵与王宏斌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但是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上，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仔细分析会发现，他们的个性里面又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型人才，具有敢想敢干，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然而，他们一直保持着农民本色，同时他们又是一个农民共产党员，或者叫共产党农民。曾经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同志无疑把共产主义信念融入到自己的本色里面去了，至死不渝。十七大代表，南街村的“班长”王宏斌同志正在执著地这样做。陈永贵和王宏斌，他们做的事情，无疑是共产主义者所需要，也必须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超越个人利益。这一点，是任何讲所谓个人产权，个人利益的人所无法比拟的。基于此，他们这样的人必然会遭遇到各种误解、责难、污蔑、谩骂，这都是正常的，没有这样相反还不正常了。但是他们代表了社会主义信念，这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我们理所当然要保护这样的先进文化，以及承载着这样文化的人。

　　南街村

　　陈永贵和王宏斌对个人利益的超越在具体实践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结合现实认真思考。

　　第一，执著的信念。所谓信念，就是相信某种理念，执著某种理念。他们相信的理念，他们的信念当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道层面的。

　　第二，言行一致的作风。这其实就是红色企业家道器变通的特点。

　　下面看一看南街村班长王宏斌的一个讲话的一段，颇有陈永贵风格：

　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AzJo5-G6y8JSkwlKANgTw

　　当下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常识竟然成了问题，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王宏斌上面的讲话，倒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实际上还是老话，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陈永贵不在了，但他的精神在，不仅在大寨，而且在王宏斌这样的红色企业家这里得到传承，而且得到发扬光大。

　　无疑从社会主义事业角度讲，从共产主义理想展开，超越一般企业家的红色企业家理所当然是个主流，如果不肯定这一点，就难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

　　至于私营经济，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糊涂认识。

　　私营经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一些领域可以发展，但不要以为把私营经济抬得老高，别人就会放心。

　　理论只有彻底——抓住本质，才能说服人。

　　否则，就会让人想不通，当然也就说不通，自然行不通了。
 

　　03

　　天下第一村与学大寨的必然联系

　　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这是不争的事实。华西村搞的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之路。吴仁宝这个可爱的老头，不是资本家，而是得到华西人民拥戴的领导人，他最突出的形象是毛主席共产党培养的好干部，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我们在考察华西的成长之路时，不能不对吴仁宝领着华西人学大寨的经历，由衷地感到钦佩，那是一个有精神支撑，有方向导引，有战略规划，有战术配合，实实在在的艰苦创业，道器变通的过程。吴仁宝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企业家，华西有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杰出创业者。

　　华西村是天下第一村，这和该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有直接关联，而吴仁宝是个农民，中国杰出地农民代表，就是这个农民，多次直言不讳地说，当代农民，他最佩服陈永贵。事实上，这个天下第一村的确和大寨，和学大寨有着必然联系。

　　吴仁宝和陈永贵一样，是懂得毛泽东思想的农民，他们善于领悟毛主席对于中国农村，对于中国农民，对于中国农业的深刻洞察力，同时又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所以，吴仁宝是陈永贵的知音。

　　富裕起来以后，吴仁宝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来到了山西的大寨。

　　在虎头山上，他率领华西干部和村民代表向陈永贵墓庄严地三鞠躬。

　　吴仁宝还同时向重回大寨，处在第二次创业起步阶段的郭凤莲送去了华西村与大寨的几个合作支援项目。

　　吴仁宝对陈永贵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从内心深处佩服陈永贵，他认为陈永贵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吴仁宝捏着这份报纸在群众大会上朗读，从此大寨的陈永贵成为他的“偶像”，从陈的身上，当时36岁的大队支书吴仁宝看到了华西村的未来。

　　他与社员一起绘制了“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

　　吴仁宝把规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概括为“五个一”：

　　干部群众有一个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

　　开挖一条灌排两用的华西河;

　　治土改水，建设一片高产稳产的农田;

　　每亩年产一吨粮;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自从有了这个规划，吴仁宝就开始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带领全大队社员艰苦奋斗，道器变通。

　　华西大队，在吴仁宝带领下，并且提前7年实现了目标。

　　应当说，在农业学大寨之前，中国农民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但是还远远不够，这正是主席一直担心，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的大课题，他一直讲教育农民问题。

　　当陈永贵领导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走出一条新路时，毛主席兴奋不已，经过大量的调查，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吴仁宝在陈永贵和大寨那里，在学大寨的号召里面，创造性的读出新东西。

　　进入人民公社时期以后，中国农村开始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这个时候的精神支撑到底是什么，却不能瞎起哄，必须要有审慎的思考，不能简单地照上级指示办，历史证明那是行不通的。陈永贵并不是整天高喊口号，而是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用在具体的农业生产，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

　　大寨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一切都是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导导引下进行的。

　　这和旧社会的完全不同，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不一样，与合作化时期的意识形态也有区别。

　　陈永贵无疑是中国农民的新型思想家，同时也是实干家。他不仅懂农业，懂种田，还对社会主义政治悟得很透。

　　在中国农村的政治挂帅，道器变通之基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对此，吴仁宝也悟得很深。有人总喜欢说他搞什么地下工厂，好像人民公社不准搞工业似的。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这个工难道不是工业?

　　吴仁宝通过走群众路线，和华西人民共同制定的“十五年规划”重点是兴修灌溉渠道，建设高产稳产的“吨粮田”，将全大队分散的十二自然村合并成一个华西村。

　　平整土地的措施和建成吨粮田的目标，在1964年听起来多少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纲要对江南农村的要求不过是亩产800斤。

　　尽管有一些风言风语，吴仁宝还是坚持带领社员们开始实施十五年规划。

　　那是一个艰苦岁月，除了一个美好的远景规划，除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步骤，更多的还是靠着华西社员们的双手一锹一担干出来的，而且一干就是七年。这和大寨人一样。

　　1972年，提出十五规划之后的八年，华西大队的粮食达到亩产2100斤，终于实现了吨粮田的目标。吴仁宝和华西大队都成为当时苏州地区和江苏省的农业生产先进典型。

　　而早在1969年，华西大队的粮食亩产就达到了1423斤，人均分配口粮590斤，现金130元。应该说是初步改变了过去华西穷困的面貌，步入了全国农村的先进行列。

　　要想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就必须购买机械设备，修建和完善水利、水电设施，这些资金却没有着落。

　　另一方面，从1961年到1968年，全村劳动力增加142人，而土地仅仅增加了6亩。这时候，吴仁宝敏锐地发觉人均土地面积在大幅下降，如果这样下去，华西大队势必成为又一个“高产穷队”。

　　为了避免华西成为“高产穷队”，吴仁宝准备建一个小五金厂，由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小五金厂的地址选在杂草丛生、树木茂密的水塘边上。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们首先筑起了一道围墙，这时候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村子内部的意见不难统一，小五金厂偷偷摸摸地建起来了。但是当时，华西大队已经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来村子里参观取经的人是络绎不绝，这给小五金厂的生存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为了万无一失，小五金厂干脆白天关门，夜里开工。

　　就这样一个地下作坊似的小五金厂就这样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十年的时间里，它实现了近300万元的产值，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全部投入到农业生产和村庄建设上面，为吴仁宝提前八年实现他的十五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小五金厂让吴仁宝尝到了办工业的甜头，坚定了他“无工不富”的发展思路，为以后华西的工业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之后，吴仁宝被调到江阴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虽说时间不长，但是这段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锻炼了胆识。后来他继续回到华西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可他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这一起一落让村官吴仁宝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带头人。

　　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在江浙一带，华西村的地位和风光可比大寨，吴仁宝则赫然是“陈永贵式”的好干部。

　　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记者还曾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描写过华西村：

　　“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五是继续抓好六十四个先进大队，同时帮助六个后进公社赶上去。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万人的理论队伍，一万人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种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划，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这样 吴仁宝的报道引出了一大串看上去确凿的、闪闪发光的数据，它曾经引得81岁的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这位苏州人据此写了一首很长的赞美诗，其中有：

　　“仁宝同志江阴众，

　　英雄业绩维仔肩，

　　更思举国数千县，

　　孰不能如江阴焉”。

　　1976年10月1日华西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对外开放。当年接待35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计841人。

　　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

　　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再次报道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这家“中国第一媒体”对全国乡村最高规格的报道。

　　这就是吴仁宝带领的华西人学习大寨精神的真实表现。

　　通过学大寨，吴仁宝的思想水平得到提升，他对如何当一个领导有了进一步的感悟。

　　如果从面对面接触考虑，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伟人离吴仁宝还是比较远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比较近，而陈永贵给吴仁宝的启示，和影响力那就大得惊人了。

　　说吴仁宝是陈永贵式的干部，就说明吴仁宝把大寨精神学的很到家，也就是说他学的是精神实质，而不是花架子。

　　而要说吴仁宝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在学大寨的起步阶段，就大家制定了那个一直为人所忽视的《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

　　这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战略管理，一般的企业家未必有这个能力做这项工作。

　　而吴仁宝做了，并且做到了，做好了。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啊!

　　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些历史的细节，吴仁宝同志是党的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而陈永贵是这两届党代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和吴仁宝都是在实践方面的佼佼者，可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实践好?自然就有理论指导问题。好的实践结果告诉我们，指导他们实践的理论好，同时他们也善于理解好的理论，善于运用好的理论。用老话讲，事实上也是这么回事，他们两位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活学活用精神，是中国红色企业家的一大特色。

　　吴仁宝和陈永贵，都是具有创业精神的红色企业家，他们领导的企业不是私有制的公司，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村村落。他们企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企业的员工是人民公社的社员。

　　他们企业的文化是毛泽东文化。

　　吴仁宝在陈永贵之后，在新时代同样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是在学大寨的基础上取得的。

　　所以，吴仁宝深情地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对陈永贵的佩服之情!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那位培养了陈永贵、吴仁宝等等一大批社会主义红色企业家的伟人，当他说的“这是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在华西这个天下第一村实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超人智慧，超凡想象力，超凡的道器变通所折服。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里要特别提示：陈永贵当初在大寨搞的是人民公社那一套，大寨大队已经可以称作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企业了，其产品是优质高产的粮食，种粮过程已经达到了科学种田、科学造田的地步。这是陈永贵道器变通的特点。吴仁宝深悟其道，吴仁宝的道器变通，导致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

　　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我的文章
 

　　李克勤后记：由乡村红色企业家领导的坚持走集体经济之道的村落，从数量上看在全国农村村庄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具有典型意义。有趣的是，这些红色企业家的共性正是陈永贵的特性，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悟性超强——领悟毛主席的教导的能力超强，这和战争年代的粟裕将军十分相似。

　　再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老人家当年要我们读“无字之书”的深意，的的确确需要深悟。有形的知识需要学习，但有形知识背后的无形之道不能不深悟。

　　悟道，方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