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听了陶鲁笳的汇报，知道了大寨，了解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了解了大寨“有差别又不悬殊”的评功计分方法，了解了大寨干部带头参加劳动的做法，了解了大寨带头人陈永贵的才干，深深的被这一典型吸引了!

　　60年代初的中国，艰辛备至，岂是一个难字了得?

　　苏修撤走了所有的援助专家和设备，中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内日益滋长的不好苗头已经显现，反修防修的任务也已经摆在新生的新中国面前。

　　美帝全面扼杀我们，我们也与日益修正的苏联，渐行渐远。内部还有不好的精英苗头在生长，什么浮夸风、共产风、三自一包，不好的思想在时刻萌生着。

　　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急需大寨人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英雄气概和自力更生的顽强精神。而反修防修的现实需要，也迫切的要求干部不能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大寨典型的出现，正当其时。

　　毛主席十分重视通过典型来推动工作，但他对典型的选择，也是十分慎重的。为进一步了解、核实大寨情况，国务院派出了农业部长廖鲁言为组长的调查组，赴大寨进行实地考察。

　　1964年4月21日，由廖鲁言率领的国务院农业办公室、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及山西地方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到达大寨，进行了为期21天的考察。

　　调查组进村后，与大寨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参加劳动或找地方干部座谈，晚上和大寨的干部和社员谈话调查情况。在21天的时间里，他们了解了一切，不管是亲身的劳动经历，同社员和干部的座谈、还是县里、社里提供的文字材料，以及气候、土质，农田水利建设、科学种田、劳动管理、干部集体生产劳动情况，此外还有粮食产量、社员口粮、公共积累、外部支援等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和核实。

　　这种调查方式，要是放在现在，不知道多少地方干部的谎言得破产吧?但是，尽管要求如此苛刻，如此的全方位，大寨还是高标准的通过了核查，调查组一直认为山西省委之前的汇报和总结材料是真实可靠的。

　　5月11日，在考察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廖鲁言在大寨召集所有干部，总结这次调研，他说道：“到底这里有什么物质条件，这次下来周总理要我看看。我看也没有什么物质条件，无非是有土、有石头、有劳力，再没有其他物质条件了。整地有土有劳力就行，垒坝有石头有劳力就行......大寨就是自力更生搞起来的，没有给什么东西。全国土石山区都可以推广，精神可以普遍推广。”

　　回到北京后，廖鲁言将20多天的考察情况，写成《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送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从思想政治、生产方式、组织管理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大寨成功的主客观因素，实事求是的总结了大寨的经验。

　　这一务实的肯定，进一步坚定了毛主席树立大寨这一农业战线先进典型的决心。

　　一本系统讲述农业学大寨始末的好书

　　有的书上，总爱讲一些这些东西不过是迎合了毛泽东的个人喜好，或者个人意志的结果，总是把这些光辉的历史康庄大道，写成历史的巧合，好像以往的成就，根本没有，即使有也是天上掉馅饼的结果，或者是官僚主义的虚报。这是严重地不符合事实的。

　　如果仅仅看着眼下，毛主席或许有上千种办法来破局，哪怕同苏修妥协一下，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呢，怎么去实现?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中国的庞大、中国的低起点，以及中华文化没有侵略的基因，都意味着，中国除非不发展，要发展就决然走不了西方国家掠夺和扩张的路子。

　　不论是大庆的道路，还是大寨的道路，其自力更生精神气质、科学实践的生产安排、融洽有力的干群关系、合作共进的齐心协力，都是人类把握命运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正确的选择!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所做的战略选择是人类的未来。今天的关于毛主席的许多争论，其根子在于毛主席的政治文明无法被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