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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当年特别强调青年要关心国家大事，那个时候我们是通过每天收听广播，学习报纸社论，来关心国家大事的，久而久之也就懂得了许许多多常识性的，但又是涉及国家大事的想法说法做法，因此当遇到与这些想法说法做法不符合，或者相违背的东西时，我们立刻会有反应，进而提出质疑和斗争，这算不算批判性思维呢?现实中的的确确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甚至有时候还很严重。怎样来对待这种局面呢?如何才能让那些连基本常识都不顾，而莫名其妙出现的一些想法说法做法尽可能少些?看来，唯有跟着毛主席，才能学习底线思维，才能学好底线思维。那什么是底线思维?怎样把握好底线思维呢?还是先从一个生动的案例谈起吧。
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代表团到达底特律。这是美国第五大城市。福特汽车厂就在这里，这里生产的汽车销往全世界。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先生是这个厂的高级职员。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这个厂参观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访美的第一场乒乓球友谊赛，是在底特律市的体育馆里进行的。
美国朋友看其它体育项目要比看乒乓球的兴趣浓，然而，一万多位子的体育馆却座无虚席。赛场上悬挂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和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横幅标语。
双方运动员入场后，正在奏中人民共和国国歌时，突然的事件发生了。
一位名叫麦金泰尔牧师，纠集了“美国向胜利进军委员会”、“争取自由的美国年轻人”，还有一些其他组织以及台湾国民党的捣乱分子，在奏国歌时撒出传单，并乱喊乱叫，同时打出横幅标语，写着“乒乓球队的同胞们，奔向自由吧!请拨电话X X X X X X X X号”。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还有一些人高喊：“别打球了，快跑吧!我们欢迎你们!”场内顿时出现了小小的骚动、喧嚣。”
出国前运动员们对这群狐鼠之闹，心中早有准备，队员们虽然愤怒，但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场地的中央泰然处之。美国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站在我们队员的旁边，却焦急不安有些抱歉。
代表团团长庄则栋对紧锁眉头的斯廷霍文先生说：“你们到我国访问时，我们处处有礼貌，热情地欢迎、接待你们，而我们来这里比赛却受到这种待遇!我希望你能马上制止这种损害中、美友好的行为!”
斯廷霍文先生的脸上呈现着尴尬，站起来对我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马上去布置。”说完他出去了。他夫人也抱歉地对庄则栋说：“庄团长!请别见怪，支持你们的美国人民是绝大多数，捣乱分子只有那么一点点儿。”他伸出个小手指头。
这时，馆内出现了不少武装警察，他们手持警棍，把那带头喊叫的捣乱分子赶出了场外。有些捣乱分子一看到警察来了，挣扎着又喊了两声就抱头逃窜了。
这时，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廷霍文先生回来了，他抱歉而又自豪地对庄则栋说：“庄团长，实在对不起你们。你看，你听，这些掌声是正义的，是真正美国人民发自肺腑对来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们的真诚的欢迎，欢迎!”
1972年庄则栋团长在访问美国比赛后，和热情的观众握手，他身边由美国警卫人员
庄则栋为代表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国际场合不仅会从事外交活动，而且在这些活动中始终保持着中国人民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这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谁要是有任何不当举动，就会坚决予以回击，这是不是底线思维呢?
详情请下文，本文要点：
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尊严的事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余地，这就是底线。
新旧社会两重天：毛主席和蒋介石的底线思维完全不同。蒋介石经常在国家主权上妥协退让。
维护人民的最基本尊严与维护国家主权有着必然联系，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主权和人民最基本尊严的保障。
01
毛主席提出真问题：
涉及有损中国主权、中国人民尊严的事情，任何人不可提!
抗美援朝是立国之战，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场战争里，新中国军队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在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具有自卫意义的战争中，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了新中国的国威。在分析抗美援朝战争时，我们不要忘记，毛主席作出决策的依据，包括这么一条，那就是就在此前不久，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前夕，用陆军的炮击败过英帝国主义海军军舰。现在影视作品，基本上还原了当时的情景——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胆略，是不会有那样结果的，也就是说，那是毛主席率领人民军队的道器变通。
《毛泽东》第49集 英国紫石英号事件，毛主席和其他同志的想法不一样，接着他的说法里，就说出了思想思维的含义，不过这需要认真领悟这说法背后的想法，这里从“何事不可提”入手。
毛主席在里面谈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的资格问题，也就是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尊严的保障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给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尊严提供保障的。
毛主席这里讲的“成立”，不仅仅是指创建，还包括存在，相当于通常说的“某某命题成立”的那个“成立”。
任何组织不是说有了一个好名称，就是好组织。
党/军队/国家，都始终存在一个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
国民党开始还不是叫革命党，后来怎么样了呢?
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在赫鲁晓夫以后，还不是变修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只有人民非同一般，人民永远是大多数。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是历史观/世界观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不能忘记的。
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坚守了这个历史观，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坚守了这一历史观。
唯物史观是道这个层面的东西，有了这个道，才有毛主席讲的和做的那些理论和实践。
我们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毛主席的“资格论”。
毛主席始终把自己当做人民的一员，所以是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
人民领袖的所作所为，人民才想得通。
人民领袖的话，才能在人民那里说得通。
人民领袖带领人民才能行得通。
这才有人民领袖的道器变通。
02
新旧社会的底线思维完全不同
毛主席之前的中国领袖，蒋介石根本就没有给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尊严提供过完整系统的保障。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底线思维和毛主席的底线思维是完全不同的。就以抗日战争为例吧，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始终都是两种路线，两种底线思维。
在“九一八”事变前，1931年7月1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致安内攘外书》称"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在这两次事变中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搞“攘外必先安内”，不仅不抗日，还迫害像吉鸿昌这样的抗日将士，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到会代表600余人，其主要职责是为推动抗日反蒋斗争更快发展。
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4月15日，发布了对日宣战公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本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正式决定对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战争，领导全国红军与工农劳苦群众用民族革命战争来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一切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的尝试与企图，争得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与完全独立。
红军以“北上抗日”的名义，经过长征到达陕北，随即投入到了抗日活动中。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路线，是全面的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毛主席的底线思维是围绕着人民以及人民的国家来考量的。
与之不同的是蒋介石政府片面的抗战路线，这条路线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退让。蒋介石的底线思维是维护他所代表的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来考量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政府让出了东三省，这个妥协退让不可谓不大，可是日本鬼子满足了吗?没有，而且变本加厉采取各种手段向华北蚕食进攻。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之后，日本便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1935年5月，胡白被杀事件和孙永勤事件先后发生(二者合称“河北事件”)，日本侵略者随即借河北事件对蒋介石政府施压。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开始与蒋介石政府里的亲日派何应钦交涉。
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签署致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何梅协定”正式达成并生效。内容上，“何梅协定”包括《觉书》(《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各一份，主要内容有：
①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
②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
③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
④禁止抗日活动等。
显然，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实质上就是丧权辱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取得突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得以展开。
不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内部依然没有放弃妥协退让的方针，以至于出现大批所谓“曲线救国”的卖国投敌的国民党部队，最恶劣的当属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最大的汉奸。
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靠妥协退让是没有好结果的。帝国主义本性就是弱肉强食，并且是得寸进尺的，这是其真老虎的一面;同时帝国主义又是欺软怕硬的，只要你和帝国主义斗争，那么它就会软下来，这是其纸老虎的一面。
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一样的。
蒋介石虽然和汪精卫有所区别，但这主要是器层面的区别，在道层面的思想意识，他们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只看到帝国主义武器优越，被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的凶相所吓倒。
蒋介石没有走到汪精卫那一步，也许带有偶然性，如果不是西安事变，那也很难说。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分化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妥协退让派)与亲英美派(抵抗派)策略，有效地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错误方针。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从整体上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归纳了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方面的立场观点方法，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这与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难道不是必然联系吗?
如果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毛主席还像蒋介石那样搞什么“攘外必先安内”，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赫鲁晓夫要在中国搞什么“联合舰队”，毛主席不拍案而起硬是给顶回去，那我们的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尊严会有保障吗?
国家主权与人民最基本的尊严，要想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毛主席最终还是把立足点放在人民当家作主上。
怎样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毛主席毕生探索的课题，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项永恒的课题。
毛主席生前发现了人民的意义，并且坚定不移带领全党相信人民，始终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缔造的新型军队叫“人民军队”，他领导和指挥的独特战争形式叫“人民战争”。
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新中国叫做“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协商机构、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警察、银行、货币、邮政、铁道、国家电台等等都在前面冠上了“人民”的称号……
当人民欢呼“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真诚地回应：“人民万岁!”
应，是毛泽东文化的一个维度。当人民有困难的时候，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是——“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这就是对人民的困难的回应。毛主席带的队伍，对人民任何诉求，那就是要做到有求必应。因此人民把毛主席带的队伍称作“自己的队伍”。
历史本来就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在中国只是因为有了毛主席之后，人民对此才真正觉悟，中国人民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也是因为毛主席的教导，人民由此也诚心诚意拥戴毛主席为人民领袖。
人民领袖和人民密不可分，人民在领袖指引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第一次由器而道，由道而器地体验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
由于新中国成立的道器变通之基，从文化上看那是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风俗习惯的，在道层面人们的思想意识里，自觉或不自觉留有旧社会的痕迹。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前夕，老人家用了几乎是所有可供选择的想法说法做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范围内，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引导、教育。毛主席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一个需要反复多次的由器而道，由道而器的过程——继续革命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对于革命的有功之臣难免会有想不通的地方，毛主席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对此，在毛主席逝世几十年后，在老革命中间出现了率先觉悟者，他们提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毛主席比我们至少早看50年!
可以这样理解，毛主席对历史规律看的更透彻，对历史发展趋势看得更准确。如果放着毛泽东文化里的那么多好的想法说法做法不学，而舍近求远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跑，这是什么思维?这是什么行为?
03
1974年3月11日《参考消息》分5次连载何炳棣的文章
这里看一看1970年代初何炳棣先生比较解放前后两种社会人民最基本尊严的描述，可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参考。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
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李克勤后记：毛主席是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他代表人民思考、说话、办事，他带领人民探索当家做主的想法说法做法，千方百计使其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这就是毛主席带领人民的道器变通。由此自然引出毛主席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底线思维，那就是要保障国家主权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要保障人民最基本的尊严不受任何人的损害，从而人民当家作主才会有道器变通之基。那么，一切触碰思维底线的说法提都不可提，如果提了那就意味着什么?
正是有了这个底线思维，所以毛主席敢于挑战斯大林的权威，迫使苏联和我们重新签订新的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正是有了这个底线思维，所以毛主席领导新中国不仅对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彻底的最顽强的斗争，而且即使对号称“老大哥”苏联也一样，据毛主席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回忆，“主权问题不能谈”是毛主席针对赫鲁晓夫企图和我们搞“联合舰队”、“长波台”之类提出来的原则，那就是底线思维的具体体现。
这里要特别指出一点，毛主席为何先谈国家主权，然后再提人民最基本的尊严?因为国家主权是一个大前提，失去了这个大前提，那就意味着外敌入侵了，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时，就会有汉奸出现，这种情况下人民最基本尊严受损害是最大化的。所以，底线思维必须从国家主权开始。而怎样维护国家主权?最终还是要靠人民当家作主来保障。
这里不得不强调，要有国家主权和人民最近的尊严得到保障，还需要有器层面的道其变通之基，这可以从工业化角度来认识，在毛泽东文化里，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连在一起的，独立自主侧重于国家主权，自力更生侧重于工业建设，这里不详谈了。
毛主席的底线思维，到了老人家晚年经过社会化的宣传教育，已经深入人心。毛主席逝世后，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有了新的领悟，对毛主席的底线思维当然同样也有了比较深的领悟，而那些对此还缺乏领悟者就容易被老百姓看出破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