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正式提出“教育方针”是在1957年,在这之前毛主席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研究,后来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里,毛主席就教育方针的实践作了更加具体的指导,这可以算作对教育方针的理论深化,也可以叫做深化的理论。毛主席经常在经过了一个阶段实践之后,对以前提出的理论作一些完善或补充,这也可以算作毛泽东文化里独特的道器变通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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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针”与《五七指示》
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从字面上看,在培养“有文化”的人这一点,恐怕是任何社会教育方针的共性特征,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点上,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特点。除此之外,突出培养的人定位于“劳动者”则是毛泽东文化的特性。
对于这个“教育方针”,我们还是看一看毛主席当年是怎么提出来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月27日)里,毛主席是在“五 知识分子问题”中提出的。这一段的原文:
根据时代背景,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真问题:知识分子(包括未来的学生)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集中起来可以体现在教育方针上。
毛泽东文化里,习惯讲“路线、方针、政策”,由道而器的过程,有抽象到具体。
方针,介于路线和政策之间,比较多体现是方法论意义。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有一段专门针对学生讲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是不是对“教育方针”的深化呢?
学工学农学军,这是器层面的具体措施;批判资产阶级,上升至道层面的思想意识培养,也可以说是一项具体的措施。现在我们常说批判性思维如何重要,这不就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办法吗?
就学工学农而言,那是走与工农想结合道路,是毛主席的一贯想法说法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觉得还没有让所有想得通,因此还要继续做工作,否则也就谈不上培养真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鲜明地指出: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4页)
战争年代从儿童团开始,学军是理所当然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学军逐渐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教育内容。
学军,对于培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的“武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先生,1972年他访问祖国后写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专门讲了回国看到的“武德”。
1974年3月11日《参考消息》分5次连载何炳棣的文章
武德的培养,与传统的男子汉培养息息相关。
男子汉,就是有武德的男人。
1970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我第一次当班干部,就叫“军体委员”(体育委员)。
我们那个时候最时髦的服装就是军装。
男生最喜欢看得电影就是打仗的电影。
学唱样板戏,杨子荣和赵勇刚这样艺术形象,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大智大勇。
我们那个时候学英雄见行动,可是由器而道,有道而器,道器变通的。
02
《何炳棣: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03
坚持研究毛泽东文化
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以后,那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可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名副其实的文化氛围就形成了。
古今中外罕见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我自己觉得学英雄的效果特别突出。
英雄辈出是自然而然的。
毛泽东文化里的“学英雄见行动”风气,那算得上实实在在的道器变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社会风气。毫无疑问,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可究竟如何走到“蔚然成风”这一步的,这需要从道器结合来认识、理解和解释。其中有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不可忽视,那就是普遍化的诵读“老三篇”活动。
而诵读“老三篇”,则是包括贯彻《五七指示》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
这就在毛主席“教育方针”之上,必须考量路线问题了。
从“教育方针”到《五七指示》,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大范畴里的道器变通之变。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到了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这个时候,老人家的教育思想体系,就已经相当圆满了。在全社会这个大环境里培育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已经成了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想法说法做法,并且还真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无疑这呼应了时代的需要,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既体现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又是培养无产阶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方法论。
参考:
《五七指示》视频截图
1971年《新闻简报》第14号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