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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健，新华社高级记者
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新华社一篇关于他的大通讯，使他轰动全国。而和他一起在兰考创建了一片新天地的县长张钦礼却鲜为人知。他俩是“亲密的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我提笔写这桩案件时，突然改变写法，把结尾移到开头。
张钦礼铁窗生涯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寒，甚至于饿死。
我和老伴周原当日给他的唁电：“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时隔九年，2013年8月，张钦礼88岁的老伴刘秀芝因脑梗住院，想见我一面，85岁的我，冒着近40度的酷热，从北京到兰考，与秀芝数次相拥而泣后，即去拜祭张钦礼。他的墓地周围已成一片碑林。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仅来自兰考和河南其他县市，也有来自山东、河北、上海、台湾的。数不清多少万人在60多块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块石碑、每一个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有一块台湾的感恩碑，特别耀眼，碑文记载：一位叫刘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时，撇下他3岁的孤儿，这个孤儿在张钦礼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职于政府机关。碑文最后两句是：“以旌张公之德，彰显千秋大义。”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谁要是扯上和台湾国民党有什么瓜葛，是要整肃的。
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给中央一份报告，提出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毛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
大大担任副主--席--期间，在兰考视察时曾问过张钦礼的情况。时间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时任新闻干事的刘俊生答：“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习又问，“这位同志还在吗?”刘答：“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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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师华清一起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1954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坐落在黄河边上，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1958年以前的兰考，经过治理，三害有很大的变化，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的日子还过得去。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但当时的兰考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7年反右时，兰考900多名脱产干部，却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 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都划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为此，他受到了“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他作为党内“异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了，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八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劳改的地方叫老君营，县里只给他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开始在大食堂吃饭，1960年春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他们听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来看他，他不认识她，她千方百计把他救过来。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当地截扣后败露坏事，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门槛多，好同志也多，细写起来要用很多文字。总之，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先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 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
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总理眼里有泪光，张钦礼在一旁也哭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地、县委给他平反留个尾巴，他不签字，又回到他劳改的老君营，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经停职反省的吴芝圃，吴问他：“听说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问题?”张答：“我去了，连你也告了。”吴芝圃一时语塞，又问：“你爹可好?”
张答：“我爹不好，饿得浮肿。”说着，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帮，按了个坑，说：“我也浮肿。”这样的一问一答显然很不愉快，张钦礼赶紧走了。
刘建勋临危受命，来河南解决饥饿的问题。他来河南前，请示周总理，总理给他两个字“化缘”。刘建勋理解是“要饭”，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粮、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东西”。
张钦礼见到刘建勋，刘对他说，国务院来了电话，问你的情况，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张钦礼谈了群众的饥饿和他的平反阻力。刘建勋请他吃了饭，代表省委正式给他平反。他回到兰考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领取了三年补发的1246元工资，把它全部捐给了“县救灾办公室”。这笔钱对张钦礼一家可不是小数目，他的夫人月工资40多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张钦礼对妻子说，群众比我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
刘建勋了解了像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平反的阻力这么大。随即以省委的名义下达文件：凡在反对浮夸风中受处罚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一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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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1962年冬由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他在这个工厂工作十年。他带着大企业熏陶出的新知识、新思维来到兰考。
不错，他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当时兰考的情况怎么样呢?全年粮食的总产量只有六千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以粮为纲，占全年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有的连种子都没有了;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个总人口36万的县，三年来人口减少了12万，不能说这些都是饿死的，一是饿死的，二是农村妇女不生育，还有其他原因。
县委大院有一个办公室，叫“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这叫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出去讨饭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留在家里的群众，坐等救济，又是一大批干部把国家的救济粮分送到群众手里。在没有任何副食的情况下，每人每天六两原粮。
焦裕禄撤下“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换上“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调公社干部卓兴隆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使领导救灾的干部成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济的群众，成为生产自救的群众。坐等救济是伸手要恩赐;生产自救，是创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禄还到火车站，对外流讨饭的群众不劝阻不堵截，而是把他们送上火车，并嘱托他们，讨饭的地点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应。
他树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自救的典型，称他们为“四杆旗”。它们是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技术员魏建章和来自湖南的朱里楚，他们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的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可以防风固沙，适宜在沙区试验推广，所以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吃的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个南方的年轻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
焦裕禄立马意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般高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享受全部细粮的。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以张钦礼领导兰考生产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在豫东、全国几千万亩沙地大面积推广。这是后话，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多年了。
焦裕禄组织的120人的调查研究组，分三路调查摸清了风沙、盐碱、内涝的底细，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规划。他是作长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焦裕禄在兰考没有像张钦礼、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领导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说工作成绩，恐怕也难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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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过世几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开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团员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对准的就是当年焦裕禄抓生产的那个班底，张钦礼首当其冲，他被停职清算了半年多。
这中间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来兰考采访焦裕禄，向总社副社长穆青汇报了焦的事迹后，穆青、冯健来到兰考。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四清工作团一位负责人气急败坏地大叫：“早知道先来兰考采访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时就该把他轰走。”焦裕禄病逝在郑州，埋在郑州郊区，遵照他的遗愿：“我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兰考举行了迎接他骨灰的迁坟仪式，几万干部群众自发地到车站迎接，四清工作团领导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队员，谁都不准去，他自己也没去;在纪念焦裕禄的追悼会上，卓兴隆自编自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画宏图。地委一位负责人喝令“拿下”，张钦礼喝令“挂上”。
焦裕禄在兰考和张钦礼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蓝图，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看到一支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队伍，打头的就是张钦礼。新华社的大通讯里，称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就触犯了长期整他的许多人。这场斗争对张钦礼来说是延续，就像一部书，分上下两卷，都由一根线串起。对张钦礼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罪名”，都挂在这一根线上，都是在中央合理合法的政治运动中罗织的。
焦裕禄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来兰考的思想、思维和一套工作运行机制，对于长期抓阶级斗争、抓老灾区救灾工作的路数是一种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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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立即改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副团长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抛出了张钦礼，让人贴出张钦礼的第一张大字报：“张钦礼是1957年的漏网右派”。9月间，大城市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县委借用他们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传单：新华社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材料由张钦礼提供，他借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两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脸，游街示众。张钦礼东藏西躲，甚至于躲到临界的山东省。
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1时到达，立即开始大逮捕。县委书记穿上军装和部队配合，把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一网打尽。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群众。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兰考和邻近东明、杞县等三个县的监狱，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脚镣。对这些人的批斗场面惨不忍睹。
张钦礼被游斗一百多场，几次打昏，打伤了肋骨。他在监狱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周总理指示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来京开会协商，了解了张钦礼的处境，当即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限日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张钦礼半夜被人从监狱里架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县界，他要求停车，他说，我死也要死在生我养我的兰考。几个解放军说，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
周总理看到张钦礼，一时说不出话。七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劳改地偷偷来京“为民请命”，衣衫褴褛，面黄浮肿，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他去吃饭;这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监狱里放出，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的军官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洛阳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当时都播发、刊用了总理这一指示的新闻。从此以后，周总理支持的叫造反派，他的对立面叫保守派。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支持参加这些造反派组织的盛况可想而知。兰考“捍卫焦裕禄司令部”参加的是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张钦礼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来见周总理。总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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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二、三月间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4000多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被破坏的焦裕禄纪念馆，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仅仅两年的时间，兰考已经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黄淤灌出五万亩盐碱地。兴建了机械、农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厂，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不知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军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批斗他一个多月，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那项劳动奖励条例，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完斗完，把他发配到信阳大别山里。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当时并不认识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在监管人员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540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信阳军分区派出十几名解放军在大别山里搜寻到了张钦礼。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许多党政军的领导都在这里，刘建勋也在。这是批斗王某的一个会议。会上，张钦礼才知道王某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总理质问王：“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俩?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连几个为什么。
张钦礼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个贫困县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党挂上钩?他茫然不知所以，脱口请求总理帮他离开河南，总理答应了他，当然没有兑现。事后，他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想离开河南的心情：“我 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掺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 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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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
张钦礼回到兰考，在省革委会、省农协都挂有官职，还有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张钦礼对所有新封的官衔都很淡然，他只坐镇兰考。张钦礼说，苍天有眼，让他这一次能安安静静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
刘建勋有一段话评价他们，“你们这帮人啊，疯啦!不要命啦!从工地被捕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刘建勋说的这帮人就是当年饿着肚子跟着焦裕禄苦战三害的干部、群众，之后又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而不改初衷，继续拼命除三害的这一帮人。
张钦礼这帮人在监狱时，都砸上脚镣、带着手铐。放风时固阳公社社长吴思敬还悄声对张钦礼说：“我睡不着觉，琢磨出‘九孔闸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张钦礼哽咽着：“我的好兄弟，咱俩在这种地方还能想到一块。”这帮人中的一些干部、群众，只要从监狱中、各种批斗学习班中出来，就直奔九孔闸工地。因为九孔闸工程是引黄淤灌的关键工程之一。
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结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
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兴奋不已。不知在什么场合，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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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这个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钦的那位领导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地区管理，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这位领导人一手运作了。
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文甫。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纪登奎在文革中比较早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建勋和他有不少接触。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
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无奈，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同一条新闻还有其他两个。张钦礼的罪名是：
1.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2. “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3. “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
4. “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他的人员说：“你的问题由省委决定，法律服从政治，我们这里只是过个手续，你再辩，加判”。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 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 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集 体合谋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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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饿痨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 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两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也是在新安监狱。一天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尊容”。提审他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他后来对刘秀艺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赵钦礼的老伴刘秀芝也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46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 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1990年5月20日。
张钦礼释放后，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和刘秀芝。我们和他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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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的葬礼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经见证了他和群众之间绵绵无尽的感人事迹。但有两件事例，仍令我感动。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2564个生产小队，还有42个小队的群众口粮不足。张钦礼利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打机井，配了八匹马力的柴油机，旱时浇地，不浇地搞副业，解决了群众的温饱。 他对刘建勋说：“一个县委书记，坐着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发烧，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捣共产党的脊梁筋。”刘建勋把这事告诉了一同来的姚依林。姚大声说：“我回去给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张钦礼有个女儿，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续办完，快要走时，张钦礼把她的名字划掉，换了一个贫农的儿子。他对女儿说：“这个贫农的儿子如果在部队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变命运。你爹是县长、是书记，你一走向社会，就有一个比他高的平台，你应该让出这个名额。”
张钦礼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做透做绝;人民的司法机器却把他砸进监狱。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六年前看到了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说：“这是个大题目”;我老伴周原已过世两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张钦礼代表一个时代”。
现在，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历任的中央领导、河南省委领导，还有其他领导，也有群众，都来过焦裕禄的墓地;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由于仰慕张钦礼的品格，感叹他的人生，也来过他的墓地。共产党要求的干部，应该是领导欣赏，群众赞誉，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很难统一。焦裕禄、张钦礼两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却统一起来了，成为亲密战友。他俩都为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在工地累死，一个在工地被捕。
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恰似“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