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学教育与传播”专业博导

　　今天咱们学了《爵国》《必仁且智》两篇，感谢刘明强的精彩讲课。讲义中对汉初官制的介绍很好，评论人麦文想对古代官制的补充介绍也很精彩。

　　《爵国》有点像《礼记·王制》，规定了各种爵位享有不同的封地和权利，也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宏观分配，《必仁且智》则是对国家治理者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提出了具体要求。

　　《春秋繁露》为什么专门讨论这些大事?因为作者很明确是在为国家制礼作乐。制礼作乐，要解决的就是国家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宏观分配问题，国家的政治路线文化路线问题，都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政方针。

　　汉武帝第一次颁布诏令，让地方官举荐治国贤良之才。什么人才是贤良之才呢?诏令说是那些明察“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者。什么是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呢?诏令曰“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接下来诏令又说，自东周以来，礼崩乐坏，王道溃败，愿意遵守先王礼乐而救世福民的君王不是没有，然而他们一个个全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每一代政权都需要根据当下现实，修订前朝大宪，重新制礼作乐，以保天下太平，国祚稳固，所以文曰“改制作乐”，突出一个“改”字。第二，每一代改制作乐都必须遵循尧舜禹汤以来诸夏道统之根本，失其根本则不合天道，不合天道也就是不合王道。所以武帝诏令怀疑历代不合王道之君，都是因为脱离了诸夏道统，突出了一个“统”字。

　　武帝的求贤诏书意图非常明确，即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框架之中，结合当朝实际，重新制礼作乐，以为万世开太平。这说明武帝不但是一个好皇帝，还是一个洞若观火的思想家，洞悉大汉虽强，内忧外患甚多，必须尽快确定天朝的政治路线、文化路线，展开文化建设，让国人内在的精神秩序跟帝国社会政治秩序高度一致——这就是制礼作乐的内容与意义。

　　在那么多应诏上书的书生中，唯有董仲舒和公孙弘最受汉武帝青睐。公孙弘是个实干家，后来成长为一代名相。他的对贤良策既深明儒学经义，又有政策主张。当然，他的文化高度还是不如董仲舒。他没有意识到，吾夏政治如今正需要越过战国乱世和秦制，承续尧舜文武之道，故也没意识到汉武帝诏令含有此意。

　　只有董仲舒意识到了制礼作乐的历史使命，也读出了汉武帝此种意旨。所以董仲舒第一次上书，就踩着制礼作乐的鼓点说话，并期待着汉武帝的反应。随着君臣对话逐步深入，直到第三次上书，董仲舒才在结尾处明确提出文化路线之确立，和文化资源之选择，那就是淡化百家学说，彰显儒学传统，以周公孔子之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治国大道。顺便说一句，董仲舒并没有用“罢黜百家”的措辞，那是后人用以描述其主张的说法。

　　董仲舒的三次对答，被后人称为“天人三策”，获得武帝高度赞赏。武帝此后的政治路线和文化路线，基本上是按照董仲舒的主张确立并执行。

　　这一执行，就执行了两千余年。可以说，直到清朝解体，中华民国建立，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以立法形式规定国民学校废除读经之时，由汉武帝和董仲舒共同确立的政治文化路线，才算中断。

　　接着上面的问题说下去，为什么唯独董仲舒的奏章脱颖而出?只有一种解释，董仲舒具备跟汉武帝一样的政治高度和思想高度，他知道立国七十年后，最需要给天朝注入文化灵魂，提供延续国祚的支撑，这就必须继周公之后第二次制礼作乐，拨乱反正，将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理想，重新纳入先圣先王道统之中。可以说，董仲舒的对策，字字击中汉武帝的心愿和需求。

　　汉武帝时期，中国在政治文化上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东周以降，先王道统中断，社会动乱，思想一片混乱。孔子孟子，终生都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看到了问题，却无力挽救乱世、收拾残局，最多也就游说君王(毫无效果)，通过招生讲学传布大道宏旨。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大道就是王道，也就是先王道统。孔孟的贡献是以思想、学术的方式，把这个大道和道统传下来了。

　　学术的作用毕竟有限。秦统一中国，汉打下江山，都没有理会孔孟学说，最多将其看做百家之一家，而没有看到孔孟学说完整承载着诸夏的神圣道统。他们甚至连这个道统都看不见。秦始皇、吕不韦、李斯、刘邦、张良、萧何，都是目中没有道统的人。如果吕不韦知道道统所在，他的班子就不会写出《吕氏春秋》这种杂乱无章、六神无主的书。

　　所以，诸夏道统能不能传下来，能不能作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成为中华历史的主线，在汉初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没有汉武帝董仲舒应时而出，或者他们俩只出现一位而不是两位同出而且在天朝相遇，这第二次制礼作乐的历史事件还会不会发生，都是个未知数。那么，中国历史完全可能是另一种面貌，能否持续强盛两千年也不可知，能否成为世界上唯一存活至今的古代文明也不可知。所以历史常常有某种偶然性。

　　董仲舒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汉武帝，终于在大道与道统中断五百年后，以儒学集大成者和王道精神承载者的身份，肩起了制礼作乐的使命，成为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英雄。就此而言，有人说“道不在学而在政”是很有道理的。孔孟之学何其高也，可是他们不遇其政，只能空怀焦虑，靠弟子著书跟后世君子对话。董仲舒幸遇其政，终于成就制礼作乐一番伟业。

　　咱们博士课堂和经崖读书会，为什么提前学习《春秋繁露》?就因为《春秋繁露》是一本制礼作乐之书。作为思想家的董仲舒当然已经很了不起，但是他更伟大的贡献是与汉武帝配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制礼作乐。这才是他在所有学者和思想家中独一无二的光荣，连被称为素王的孔子都没有这种光荣。

　　《春秋繁露》思想学说是《天人三策》的展开，《天人三策》可以看作《春秋繁露》的序言。这本教材本应该把《天人三策》作为《春秋繁露》的相关文件，至少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这对读者一定有重大启发。可是注家没有这样理，令人遗憾。

　　我再说一遍，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学习这本制礼作乐的《春秋繁露》?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七十余年，与汉武帝、董仲舒出现在汉朝的时间，正好一致，而且历史境遇高度相似。共和国也到了需要制礼作乐的时候了，诸君谨记之，万勿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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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故立此志以劝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