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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九十年代最初，或者是1991年？PKO，PKO，反正那时候，日本正要通过向海外派兵的法案——
我到一个大学去。
进了校门，看见大群的学生，戴着口罩和安全帽，手持木棒小跑着，跺着脚组成一个圆阵，齐声地喊着口号。两面旗帜在他们簇拥之中，一面写着“宪法保卫”，另一面写着“安保粉碎”。
我和一个学生攀谈起来。于是知道，他们是为了反对向海外派兵、反对日本政府复活军国主义，去进行示威游行。
他问我的态度。
我心里一阵激动。我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不单支持你们，我真想和你们一块去！……”
今天去哪儿？那学生突然低声：
“去防卫厅！今天，打算和他们直接干！……”
——听见这个“干”字时，我心中一动。仿佛一种紧张与同伙的悸动，从心头掠过。
时间到了。不是他们出发的时间，是我和教授们约会的时间到了。我恋恋不舍，离开他们，朝楼里走去。
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初版，《赤军的女儿》收录其中
我捉摸着自己的脚步。那一刻的感觉实在古怪。似乎我在逃跑；把自己的战线，推给了这些日本的年轻人。
（一）
日本民族付出了300万条生命，换来了今日的日子。
进步的日本人不把这种生活唤做小康，而把这种状态视为和平。
他们不能容忍政府再一次把国家的脸上涂上任何的战争色、哪怕以“国际贡献”的堂皇名义。他们对战争有敏感的识别，知道美国佬到处掀起的战争，不仅与明治以来的五十年战祸一脉相连，而且与日本的噩梦、即军国法西斯的统治前因后果。这就是捍卫承诺放弃战争权的宪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七十年代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出发点。
这一运动波涛汹涌，几度高潮，屡次曲折。这一运动惊心动魄，也许该说它可歌可泣。
它首先是支援中国和粉碎反华包围的一种进步运动。所以就本质而言，它是对养育了日本文化的中国的一种良心回报。同样作为良心的回报，中国人不该对他们的斗争不知不晓、麻木不仁、不闻不问。
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介绍人。只是由于一种感动，它使我不能平静，不能旁观，催我站起发言。
宇泽弘文《何为“成田”：战后日本的悲剧》岩波书店1992年版
我该从哪里出发、我该怎样描绘——我能够评价那个时代以及那大时代里人的群像吗？
光阴飞逝，时至如今，回顾安保斗争、全学连、全共斗、三里塚、水俣病等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以及白土漫画、问题电影、民谣游击队、七十年代层出不穷的新音乐，还有炸弹攻击、飞机劫持、内部武斗、远走中东——已经几近不能了。
蒂莫西·乔治《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年版
事件漫漶着事件，时间反复地淘涮。所有的事情都有那么多头绪，任何的一件都纠缠盘结——自1983年我第一次滞留日本就满怀热情接近它们，直到我两鬓飞白蹉跎半生，最后也没能弄清一切。
然而我获得了宝贵的感觉。我摸到了一个躲闪的脉搏。当我的指尖触碰到那跳动，当我虽然还没弄清所有过程但已感到了其中的忘我、热情、疯狂、殉命、都是为了阻止军国主义复活、为了守护和平宪法和反对日美军事结盟，换句话说，是从对中国的支援和爱意开始的——我便无法平静。
查找系统的资料，是件很麻烦的事。虽然我想给这随意的笔记堆砌权威的数据，但最终我还是决定：过份专业的事不必由我来做，我还是只俯拾熟悉的片断，只求抒发的自由。
我只想了却这笔夙愿。
如果把那个时代叫做60年代安保时代，一脉潮流就再也没有中断过。一系列响亮的话语被创造出来、或者从中国法国引进：“与其在战争中死，不如在反战中死”、“生于恋爱与革命”、“坚守自我的第一步”……
安田讲堂保卫战一开始仅仅是限于医学部的反对研修医制度(当年麦克阿瑟给日本医学界带来了一个“研修医”的制度，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研修以后才能正式从业)的斗争。受全国其他学校的影响，东大医学部学生举行无限期罢课，校方开除了4名学生，最后导致医学部学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据了东大的象征——安田讲堂
67年有羽田、佐世保、王子的斗争。68年国际反战日，数万人在新宿举行抗议。年底至69年东京大学爆发了著名的安田讲堂保卫战，昔日的帝国大学楼上高悬着“造反有理”的巨幅标语。上万名警察进入校园、天上直升飞机喷洒催泪剂。在火焰的光影中，学生的嘶哑声音，一直广播到最后一刻。在那个时代，教育制度遭到了颠覆的质疑，对学问存在方式的批判，至今显示着先驱的意义。思想的冲击甚至突入了媒体——这新兴的体制，并且刺激了它的变化。……
就像学生们编辑的资料集宣言的：以“过去时”谈论学生斗争的人，只是暴露了自己保守的内面。
与左翼学生运动如怒涛席卷日本的同时，几个撼动全社会和地域的大事件逐一引发。70年代安保斗争的核心三里塚、冲绳、水俣，都不仅震撼着日本的体制，也深深触及了日本人的内心。
安田讲堂事件中，受到中国影响的学生们喊出了“造反有理，帝大解体”的口号
三里塚反抗机场毁灭农村的斗争，原来是从守卫土地和生活的基点出发的。在抗争的过程中它不断获得意义的提升，后来变成一种70年代安保斗争的农村阵线。他们进行的，已经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农民起义：举目茫茫，无数的农民、学生和左翼市民， 28000余人投入了与警察的大决战。他们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缚在木架子上，寸土不让，坚持数年。
冲绳斗争则一拳同时打向美日。运动爆发时冲绳在美军占领之下，尚未归还日本。因为美军车轧死了一名市民，惹起冲绳人与美军宪兵的对峙，最终蔓延成暴动，一次73辆美军军车被烧。1971年日美冲绳条约签字时，一次就有92000人参加了抗议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冲绳本是日本在近代的扩张中以武力强占的琉球国、又是二次大战末期日本国内唯一与美军发生陆战的地方。日军曾强迫冲绳民众自杀或动手屠杀平民，冲绳人死亡了二十万人。冲绳与日本怨深缘浅。冲绳的抗议，带有直接对抗美国占领军、抗议为天皇殉死、以及清算殖民主义的多重含义。
战后日本的学生运动有两次高潮，第一次便是从1959年开始的“安保斗争”，目标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修改
水俣（みなまた），这个词，我是去年在京都，从著名的教授谷川道雄那儿听来的。他对我说：
你难道没听说过水俣病么？我儿时就生长在那里。那个叫水俣（みなまた）的村子，就在长崎附近的熊本。因为工业污染，也有人说是因为美军抛弃在那里的废弹，我的家乡发生了一种病，是可怕的污染造成的怪病。鱼变得吃鱼，猫病了跳井，女人怀了身孕，生下来畸形儿。……
我这才知道了：水俣病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银公害病。有机水银经化学工厂排入河川海洋，被魚虾貝介吞噬吸収。常食鱼贝的住民又将其摄入、从而引起的中毒性神经疾患，叫做水俣病。人患了此病，大脑中枢神经被破坏、内脏也被污染。胎儿在母腹中被感染，患者在短期内痛苦绝叫而死。总之，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现代病。
70年代，全共斗运动已经退潮。但在个别大学，如东大教养学部却一连召开以“斗争与学問”为主题的讨论会；追究在三里塚、公害、残疾人问题中的“学問与大学的作用”。1976年，他们深入水俣病地区，调查新发生的、染病孩童的歧视问题。他们组织“智障儿重返普通学校全国联络会”，推动社会的救援。
三里塚斗争是指1966年开始日本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塚的当地农民、居民、左派团体与日本政府之间发生的冲突与抗争。这场冲突的起因，是日本政府在没有得到大多数三里冢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就决定在此兴建成田国际机场，由于事发地位于成田市且是为反对成田机场的建设，也被称为成田斗争
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是那个大时代的导火索和主战场。抗美援越运动，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
1980年秋，在东京街头，我第一次看见了抗美援越的日本学生。
那不仅是我第一次到日本，也是第一次走出国门。为我展开的世界，送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他们。如今回忆着心怀感激，我们几个人，在那伙学生的前面站住了，久久听一位女学生的慷慨演讲，她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印象。那面庞的姣好，与人身处的正义，合成了一种让人感服的美感。
那一次我们和他们交谈起来。我知道了他们是在为被美军侵略的越南募捐，他们介绍了募捐来的钱怎样送到越南，那一环环的途径。
我有些害臊地说：
看我们中国人！没人像你们一样在街头募捐……
他们回答；不，中国的贡献非常大。因为全世界人民募款和捐献的总和，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来自苏联。中国一个国家对越南的援助，也占世界援越的三分之一！……
我听了又挺自豪。
世事变幻，我总是回想起那街头的一幕。或许我们还是缺了一课。虽然我们也挥舞过红旗、高呼过援越抗美的口号，虽然我们也组成了大时代的一环——但我们缺乏在体制之外的、只凭个性和思想援救他人的经历。
张承志《清洁的精神》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初版
时代的全貌，在后来才徐徐展开。到如今，我们懂得了60年代反战运动的价值。一种逝去的精神，令我向往。也许一切只是时代的流行，那时流行的是：看不得他人的苦难。
年轻人、好人、进步的人都宛似同盟，全球每个角落都同仇敌忾发动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还有整个世界都呼吁对巴勒斯坦人民生存权的援助——那一切，都在那个时代流行和灼烤，使得人的激情点燃，嘲笑体制拒绝庸俗——如今看来，那一切，都是千金难买的财富。
（二）
提起桦美智子这个名字，50岁以上的日本人，表情会变得严肃起来。因为这个女孩的名字，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篇。接着上文的话说，她标志着一个捍卫和平宪法九条、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谓“安保斗争”的漫长时代——已经开幕。
她是那大时代撞击中、是日本人为保卫和平牺牲的第一条生命。
1960年6月15日，日本学生、工会、演剧界的各种组织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发动反安保大游行。
到了傍晚，现场发生了激变。
日本政府为挽回失控的局势，委托日本右翼团伙介入政局。换句话就是，调动右翼流氓对左派学生实行暴力。于是，日本的右翼活动家儿玉誉士夫（曾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后释放）组织了稻川组、松叶会、神农爱国同志会等右翼组织共两万余人，号称“维新行动队”，突入游行队伍，在国会周边对游行的学生市民大打出手，尤其对妇女众多的演剧界游行者，极尽流氓暴行。
1960年5月30日至7月5日，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一行第三次访华，由野间宏、龟井胜一郎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正激烈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与毛主席的会见，谈话也与反对这个条约密切相关。图为1960年6月26日的参考消息
警察从来是权势的走狗、右派的盟友。叫做机动队的防暴警察，围在一边看热闹，纵容右翼的野蛮行径。他们在等待更残酷的出手。
约有8000人的学生群，听闻了右翼暴行愤怒至极，他们开始冲击国会。警察使用两台喷水车与学生攻防纠缠，学生两度冲入国会，占领了国会内院，在那里集会抗议。
夜10时，就如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的丑剧一样，警察开始动武了。
防暴队用警棍残酷毒打，学生们被逐出了国会。加之下雨和负伤，学生被大量逮捕。但学生们仍然坚持着对国会的包围。16日拂晓，警察开始使用催泪弹驱逐学生。
桦美智子是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科的学生。当夜在警察对学生的武力袭击中，在国会南通用门，被日本警察杀害，时年仅22岁。一种传闻，散布她被催泪弹击中致死的舆论，其实不然。应父母要求医生所做的解剖结论是：“因脖颈被强力勒紧，眼睛严重淤血。因遭到践踏，内脏严重出血”——明白揭露了警察杀害一个女学生的野蛮行为。
除了桦美智子死亡之外，那一夜的重伤者达43人、负伤者有589人之多，此外尚有182人被捕。
——只要愿意，这一切资料从日本的网页上很容易读到。比苍白的叙述更逼真的是照片；一张从头顶上方俯拍的照片，引人如入其境：密密麻麻的人头挤满了画面，一半是闪亮的警察头盔，一半是市民学生。人浪密不透风，推、撞、嘶吼、扭打在一方狭窄的空间。
“九条”，“安保”，日本在最激烈地抗争与分裂。
著名的“哈格蒂事件”，詹姆斯·哈格蒂（1911-1980）是美国著名的总统办公室新闻发言人，也是艾森豪的亲信。1960年6月10日他来到日本为艾森豪的访问做准备，结果在美国驻日大使小麦克阿瑟的车上遭到6000名日本民众围堵，民众冲上车子把车窗砸了个稀烂。围堵持续了一小时，直到美军派机救援。
明治以来愚忠愚信的国民之外，一种新型的日本国民，在那时迅速地成熟了。他们不是为日本国，而是为他人的和平、为流血的越南和革命的中国，欢呼与抗争，悲喜与献身。
拥堵和激烈的画面，让人不断地遐想着日本人。在那个岛国，那些不善辞语的人，只为了一句和平的承诺、只为了反对勾结美国、只为了援助中国越南、只为了一种良心……就动了真的。
后来读到了更多的回忆。有一则这样写道：
“夜7点过后，冲进了南门的我们，看见对面是黑压压不知数的警察，还有国会高楼的影子。我们朝着那一群前进。警察也朝这边走来。
恐怖的一瞬。……
脚下是泥的海。警棍象劈柴一样砸在学生的头上肩上。这里那里，都有学生血污满头地倒下。旁边的女生滑了一下。还有几个学生摔倒。逃走的女生背后，警棍追着再打，倒下的女生身上，便衣用雨伞尖戳着。倒下的学生的身上，又被泥靴子践踏而过。血泥涂满的学生被便衣扣上手铐，拉扯到院子里的树下。……
不知谁在喊：这个女的死了！……
不许日本再走战争路——这一信念，曾被一个女生拼了性命守护。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这样一个事实，都重重坠在我心上。桦美智子的以死倾诉，我们认真应答了么？每当巡回到了6·15，我就不禁这样自问。……”
桦美智子留下了一份遗稿。
不同于诗人的作伪，这不过是一个女学生的一些悄悄话。其中有一首诗，在桦美智子死后，曾经被广泛地朗诵和引用。诗的题目叫做《最后》。
“桦美智子之死”是日本当年极为轰动的事件，图为举着桦美智子遗照的日本人民，桦美智子去世3天后，日本国会和首相府周边挤满了33万名示威者反对安保协定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半生里我不知接触过多少诗人和诗。当要表态评价时，面对刻意或华丽的句子，我常木讷，不知措辞。包括对出色的作品；我常在赞誉之前，古怪地觉察到隔膜。何况作品背后的人。诗人大都靠着两句咶噪一世，暴露着一种人与诗的不均衡。而桦美智子的这一首不同：她的诗素朴得几乎不是诗，但却令我揣摩吟味，感到信任。
我想引用它，但我译不出那独语的孤寂。有几句是这样的：
虽然我
大概永远也不去笑
可能根本就不会笑
也挺好
只是，若是能，在最后
我想
不为人知地
悄悄地微笑
（三）
今日若想评价那个时代，不能不重新检视著名的日本宪法第九条。
“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
1,日本国民诚实希求以正义与秩序为基调之国际和平，对做为国际争端解决手段的国家主权之战争发动、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永久对之放弃。
2,为达前项之目的，对陆海空军及其他之战力不予保持；对国家之交战权不予承认。”
著名的日本宪法第二章第九条
有两个词：一个是“战力”（戦力），指的是军事力量。近来中国流行日语单词，电视台满嘴都是“人气”、“写真”、“人间蒸发”——兼之警力一语正在进入国语；所以可以把军事力量、战争能力等词译为“战力”。
但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日文当用汉字词汇：“国权”（国権）。只是由于这个词，我才把这一条进行了再翻译。
英文是a sovereignright of the nation，含义不是国家“权利”或国家“权力”，而是国家“主权”。
“国权”既是“国家主权”，就意味着：宪法九条表达了一种非常规的思想。因为在逻辑和实践上，它宣布着放弃一项国家主权。
因这第九条，日本宪法在世界享有巨大的荣誉。一切进步的人士都认为：它宣誓不战、建立不战的国家模式，是一部具有先驱性的宪法。它是未来世界的桥梁，是和平主义的原理。
由于第二章即第九条的存在，这部宪法在六十多年里，以严厉的违宪否决，限制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它勒着日本拼命向右扭的马头，给反省战争罪行的、希望成为亚洲一员的、反对敌视中国反对给美国当帮凶的、珍惜和平的日本民众以强大的支撑。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一个国家，高瞻远瞩，自豪优越，果断无情。它具有悠久的鄙亚慕欧、联强伐弱、取代中华、称霸东方的思想。这一思想曾经引导它不断地飞跃和胜利。虽然在最后遭逢了惨败，但它的崛起史，总的说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宪法九条的存在，永远都是对如此民族主义的警告和限制，它约束了国民心理中的大国狂热，诱导国民在高尚的层次建立民族心和国际精神。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中的原爆纪念馆建立于1958年，原为第一颗原子弹在上方爆炸的圆顶屋残骸
但是，一百五十年以来，一个国家的强烈的运动趋势，不会因为两颗原子弹一场失败而烟消云散——所以日本在战后作为一个国家的步伐，依然是新车旧道，结盟列强、排斥中国，循着脱亚制亚的古老热望。
这执著了一百五十年的心情，一定要突破宪法九条——这条紧紧束缚着政客、以及旧军国信徒的捆妖绳。
日本的走马灯政坛，已走过几代的政客。他们锲而不舍，以靖国神社试探、以国际贡献造势、一步步走向废弃九条还原国权、拒绝一国允诺和平的目标。
左翼思想的全球退潮、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不信，一百多年的狭隘民族主义、都助长着日本政客的运作。
我一边写一边想：也许，我的稿子还来不及出版；甚至该怎么翻译宪法九条的用字还在推敲，海那边，右派的政客就已得逞、九条被删除、著名的和平宪法在一朝被推翻！……
难道不可能么？不，就数这种可能性最大。刚刚读到的最新一期岩波《世界》杂志上有一则资料，据2005年的民意调查，仅仅民主党的支持者就有67％支持修改宪法，49％赞成改正九条。
——这样的与时间比赛的想象，是悲哀的：这一边，连我一支自律的笔尚被百般刁难，那一边，向右倾斜的马头却被再三加鞭。也许，在这令人怒而无语、悲而无泪的卑鄙世界的运行中，卫护和平的人墙就要坍塌、约束和平的契约就要撕碎了！
2006年的6月15日，离我写着这部稿子的此刻宛如昨日，原全学连的一群“同志”又来到日本国会，实行阻止改宪的示威行进。
熟悉的一群，在雨中聚集东京。
我的心怦怦跳着，我的肩头也淋着那冷雨。桦美智子死后已是第46、第48……已是半个世纪。他们原来并没有离散。我凝视着，心中惊奇。他们的花白的头发，不是生理的标志，而是青春不老的一代的标志。在北京的暗夜，我站在他们之中，感觉着一种资格的尊严。他们都不在意六十岁的年龄，密布额头的皱纹。我也一样，灵魂是不知衰老的。一代人的奋斗，已揭开了最后一页，在雨中的东京，高举的标语上写着：
“阻止对九条的改宪！不许埋葬和平主义！”
我挤上前去，抓过一份传单。他们的讲演词，开头是这么写的：
“一个叫做全球化的、资本的妖怪，正在地球上徘徊。它突破了民族、宗教、文化的墙壁，使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席卷世界。它是弱肉强食的同义语，造成了广泛的贫富差别、失业、贫困……”
大江健三郎、奥平康弘、泽地久枝等日本学者揭露安倍晋三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种种恶行，呼吁民众勇敢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的文章集合《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
感动的时候，人就陷入梦游和冥想。一瞬间我又换了场所，正和自己的读者围成一圈。
古人教诲我们：知是为了行，知与行如一。不知我们中国人在富裕了以后，能不能为了世上那些无助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饥饿的人、被侵略、掠夺和凌辱的人，也这样呼喊，也这样想和这样做。在不是自己必需、而是他人缺少的时候，在大规模杀伤性媒体的密集炮火拦截的时候，在侏儒和小市民的庸俗哲学重重包围四面嘲笑的时候——也这样走上街头，也这样义不惜身。
（四）
以“安田砦”（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被警察攻陷为分界线，后来的日本学生运动进入了低潮。
学生们戴着墨镜，拒绝上课，在“四叠半”的小屋恋人同居，哼着风靡七十年代的流行歌：《去结婚吧》和《神田川》。他们冷眼瞟着世间，各投其路，缅怀着过去，退出了舞台。
可是一些不服输的人，没有退出。
从学校坍塌的街垒，有一伙人一步就迈进了城市游击战，身份也骤然从学生变成了游击队员。炸弹攻击、袭击警察、毫无戏言的“战争”，突然取代了昨天半像节日的游行。
他们派别复杂，彼此莫名内讧。病毒般蔓延的，是分裂与残酷。他们渐渐地脱离了朋友、阵营和民众。他们用自制和夺来的炸弹，在日本实施了大约数十次、300余枚炸弹攻击。一时间日本四处狼烟，人心惶惶。在一个短暂但复杂的过程之后，左翼过激派的两支决定配合作战，史称连合赤军。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主要向两个方向分流。
其中的一支，在山岳潜伏中，在灭顶的压力和精神崩溃中，居然以思想整肃的名义，杀害了十数名战友——罪孽的小队走投无路，最后笼城于浅间山的旅馆，主要用猎枪（有一支手枪）与警察对射一场，最后锒铛入狱。
1972年2月19日-2月28日期间，日本联合赤军五名成员(坂口弘、吉野雅邦、坂东国男、加藤伦教、加藤元久)在长野县"浅间山庄"，绑架胁持人质十天。2月28日，警察攻入浅间山庄内拯救人质，两名机动队员殉职，一名队员受伤，一名平民死亡。
残害同伴的事实随之暴露。如此的罪孽一旦公之天下，日本全国、包括所有的左翼学生都不能容忍了！极左派的名声，一坠千丈。
时至今日我仍觉得，他们的行为不可理喻。他们做过的事，彼此是撕裂和对立的。援救贫弱的好意和极度变态的残忍，居然能孪生于一身！……
对革命的阴暗面，中国人并不生疏。但是，即便饱读和熟听红色之丑革命之恶的中国人，仍然会感到满心震惊：日本的极左派居然干出了——以殴打致死来对付同伴战友的整风！
——这个词，“総括”，该怎么翻译它呢？总结？！整风？！
二十年里，每当读到它的资料，我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我无力，也无心叙述这一部分。1993年在日本名古屋，我读着坂口宏的《浅间山庄》，心情痛苦无比。
后来一批赤军劫持了飞机，要求政府释放狱中战友。当日本政府决定答允劫机者的时候，死刑囚坂口宏拒绝出狱。
因为这是一次他本人对自己的判刑，除此他不能解脱。唯有对自己处以极刑，才能抵销心头的重罪。
其实并非是政府、法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以及敌对的思潮打败了他们。打败、否定和抛弃了他们的，正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初衷——左翼运动的人道主义起点。
日本赤军山岳基地事件是发生于1971年到1972年的由日本联合赤军发起的对党内同志的残忍杀害事件。该案件连同接连发生的浅间山庄事件被认为是日本新左翼运动颓败的转机事件。案件共计造成12名成员死亡，案件影响恶劣，在当时日本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讨论。
在深山里，十数名同伴被活活打死——这件事使得整个抗议运动都安静了，使整个对军国主义的批判都沉默了。
难言的挫折感，陪伴着他们，也陪伴着我们。
一切都与我们有关。无论国籍怎样相异，中国革命是他们最初的教师。读着时心里如刀锋锯割，这是自己内里的爱恨交锋——它们撕咬不休、血流不止、使心成了一片血污泥泞！
即便掉头远走，也未必能获轻松。难道随着人说：红党天生性恶，本质就是法西斯，基因使它逃不脱内讧、权力欲和变态！？……去读日本的反思吧——有人分析：赤军的极端和暴力，源于日本的法西斯时代。
我哑然无语。
但是历史过程并非只是变态杀人，也不必急于做法西斯遗传的体检。在解剖最终在浅间山庄覆灭的那支罪过的小队时，也应该还有勇气、还有余墨，检讨他们的全貌。
——冒死盗走驻日美军的军火、用火焰瓶袭击美军飞机库、拦截与美国结盟的日本首相，把炸弹投向美军目标、警察据点、老牌财阀，炸毁军国主义标志、袭击跨国公司……虽然只要炸弹一响辨护就难上加难，我还是想说：国家、警察、法律可以裁定他们的犯罪；而我们，中国人，难道有权站在共产主义的原则上指责说——他们只有罪恶么？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在1971年12月12日，同时爆破了建在热海的“兴亚观音像”和“殉国七士之碑”。
“兴亚观音像”是由指挥占领南京战役和南京大屠杀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安抚惨遭屠戮的中国人的怨念、祈祷日华的融合一体、意在以一句佛号，抹消南京的罪行。
“殉国七士之碑”则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Ａ级战犯的“墓碑”。
他们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判处绞刑的七名Ａ级战犯（中国惯说甲级战犯）。七人分两批被处绞刑之后，七具遗骸被火化。占领军当局先宣布骨灰已撒入太平洋，但又在1955年交还了号称七战犯遗骨的白木箱。据说，除广田弘毅家拒绝认领外，其余几家都取回了遗骨。
但是另有一个说法在散布：据说七名Ａ级战犯被处刑的时候，部分遗骨已被人从火葬场盗出，后日被右翼分子秘密安葬。这就是右翼的圣地、热海的“殉国七士墓”。
日美旧金山和约签字后，日本吉田内阁需要这一类宣传品。于是，首相吉田茂专为此碑挥毫，“殉国七士之碑”从兹公开面世，成了一处缅怀日本军国主义的名胜。
——轰然一声巨响，这座碑，连同南京大屠杀后保佑“兴亚”的观音菩萨像，都被“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被所谓极左派学生之“狼”，两处一块点火，一炮同时炸飞了！
现今日本街头仍可看到的通缉令，通缉一个名叫桐岛聪的男人，他犯下罪行还是昭和年间的事情，是几十年从来没有被逮到的通缉犯，上书“身高一米六，昭和29年1月9日生，犯下罪行的昭和50年时他只有21岁，为明治大学的学生。高度近视，厚嘴唇，大嘴，隶属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
他们的“恐怖”活动，还带有相当的学术味儿。
1972年10月23日，“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同时炸掉了北海道大学文学部、以及旭川市常盘公园里的雕塑“风雪之群像”。
原因是：他们认为，“北大”从它最初设立至今，一贯都是对阿伊努原住民进行侵略殖民的一线骨干养成所。其中所谓北方文化研究设施，不过是侵略阿伊努人的意识形态基地，也是掠夺阿伊努文化遗产的据点。“风雪之群像”，正是一个“日帝”殖民主义者对阿伊努征服战争结束、日本对阿伊努人完成了吞并同化的纪念碑。
1968年是明治政府设置北海道开拓使的一百周年。“狼”小组认为，殖民者宣扬“开道百年纪念”，乃是把对阿伊努人的殖民战争正当化、把归并和同化阿伊努人的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行为。建于各地的纪念碑无非是宣扬这一意识形态和既成事实的手段，“风雪之群像”即其中之一。
旭川市常盘公园里的、由雕刻家本乡薪创作的“风雪之群像”，是一个阿伊努人原住民的老者，正给四个男女殖民者指路的造型。“狼”评论说：
“日本殖民者全都是站着的立像，阿伊努长老却是坐在树桩上。这个构图，明显是把日帝、道庁（北海道政府）、日本殖民者进行的对阿伊努土地的侵略正当化，宣扬阿伊努人对日本的屈服乃属当然，并且露骨地表示阿伊努人低日本人一头——这是一座侮辱性的雕塑。……面对这种阿伊努土地征服已经完成的‘既成事实化’，阿伊努人并未沉默。围绕北方文化施设中最主要的、收夺阿伊努文化遗产问题（对阿伊努墓葬的盗掘等），阿伊努的抗议正在兴起。包括对这座‘风雪之群像’，阿伊努人也发动了阻止建造的反日斗争。”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还有一件“恐怖行为”涉及民族问题和殖民主义。日本为1910年以来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中死去的、日本无名殖民者和侵略者的约5000柱遗骨，于1965年在韩国首尔附近建设了一座合祀台。韩国人自合祀台立案就愤怒反对、建成后更以汽油焚烧、破坏台座碑面、发表抗议声明等手段反对。不得已，1971年日本政府把这5000柱遗骨运回日本，安置于总持寺的纳骨堂。
“狼小组”认为：这一行为，是把“日帝”对朝鲜的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正当化、是把日本殖民者和侵略者的“反革命罪行”一笔勾销。于是第二年（1972）4月6日，他们炸掉了位于横浜的曹洞宗总持寺常照殿，即納骨堂。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群狼干下的这些事，早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但有谁能根据一种道德原理，判决这些行为是“罪恶”呢？
韩国导演金美礼2020年执导的纪录片《《东亚反日武装阵线》海报，金美礼在接受《韩民族日报》采访时表示：“2000年代初期采访日本建筑工地工人运动家时，偶然听说了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故事，但当时还不敢去拍。2014年，工运失去力量，甚至爆发了世越号事件，无助感和挫败感变得非常严重，为克服这一问题，开始重新挖掘这个尘封的事件。”
不，我想叙述的，还不是他们。
我只想一笔把相关旧帐勾勒一过，只想快刀乱麻斩断粘连，只想让我的读者和我一起，快快跳出日本国外。
放弃这个话题——难道不是很容易么？为什么还不快些隐蔽，为什么还放纵冲动呢？但是我不能舍弃。早在1983年，我初次在东京遭逢了他们的时候就明白：我不能放弃。不能只为浅间山庄那伙人做的事，就轻易抹消真挚的日本左翼运动。
我不能背叛也不想掩饰我的感情。
我怀着希望，邀请读者一道观察——那些叫做“阿拉伯赤军”的年轻人。
为什么你如此顽固？
我说：“只缘妖雾又重来”。我这样做，只是由于今天，世上不单正在硝烟滚滚地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战争；而且还正锲而不舍地推行着一场解构革命的工程。
何止小小的日本赤军，被人百般咒骂的，首先是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这场咒骂，终一个两个世纪不会终止。因为这工程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千年大计，是它们的深谋大略。
写着这一章的时候（2007），新的一批诬蔑毛泽东的书，正在全球包装火爆上市。说慌者宣称在发掘“真相”，就像凶手扮演着死者。那么残剩的我们的声音，就还是有益的。因为剔除和甄别，找出脚踏伟大意义的一部分历史，此刻更显出紧迫和重要。否则，若是只剩下了右派的叫嚣和侏儒的哲学，世界该多么寂寞！
人会说，研究历史到了如此地步真是可悲。
我却说，研究历史到了如此火候，也就没有了局外人的残忍和虚伪。
我想叙述的，是发生在日本国外的一段故事。不是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散乱的信息。关于一支走过与他们的国内盟友完全不同道路的、“阿拉伯赤军”的足迹，以及他们的一个女儿的消息。
（五）
巴勒斯坦，这个响亮的名字和七十年代世界正义的指针，给迷茫的他们指出了一条路。
张承志《越过死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他们投奔的，是以贝鲁特为据点的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当日本国内发生了残杀战友事件时，他们受到了极大刺激。在重信房子的回忆录，以及岡本公三审讯记录中，都记载了他们愤怒地向国内赤军派宣布“诀别”、决心“率直地改正错误”、在巴勒斯坦走出一条新路的心情。必须强调：这个起点，乃是阿拉伯赤军的本质。
这一诀别的意义，在当时或许还不清晰。但唯因这一次的分道扬镳，使他们的行为和命运脱离了日本国内的是非，而与巴勒斯坦的解放系在了一起。
被以色列警察逮捕的岡本公三
他们以此一步，赢得了一席有争议的历史地位。
无疑争议会继续很久，但随着媒体帝国主义谎言体系的破败，和人类良知的起义爆发，日本的这一支阿拉伯赤军，将会赢得历史的尊敬。
这是后话。
在那个时刻，日本学生万里来投，一支象征性的“阿拉伯赤军”，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怀抱里诞生了。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其中的意义何在？
结论已经在很久之前、还将在很久之后出现。
学生时代的重信房子，"阿拉伯赤军"的领导人
从1972年冬天开始，日本国内开始流传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给战斗的你——自阿拉伯的邀请信》：
世界的斗争，已经徐徐化为一体。只要你拿着一张单程票走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在欧洲、美洲或者亚洲相遇。不管在哪里，朋友的天线，会发现陌生的你为了斗争，正渐渐地靠近我们。依仗战斗世界伙伴们的世界联系，在你出国后一个月左右，阿拉伯赤军会知道你的存在。
来吧，只手提着行装，走向未知的城镇，和我们一起开始战斗吧！在你一边劳动一面学习革命、等待机会的期间，伙伴们会送去战斗的邀请。大概在一年里，奔向哪儿都很简单，无钱旅行，会检验你的革命……
没钱就没法子在国外住——这是帝国主义心怀鬼胎的造谣。只要单程票和些许费用就足够了。……有亚洲人，也有欧洲和非洲人，就像从东京到大阪、从大阪到其他城市一样，世界在展开着胸怀。
事情原本是简单的。
等着你的到达，为了握手——
1972年5月30日，日本刀从左边出鞘了。
三名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从罗马机场登上法航客机，抵达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里达国际机场。晚十点左右，他们出示了疫苗注射证明书，办好了入国手续，走进了候机大厅。三个人进入厕所，把伪造的护照撕毁并用水冲掉。然后回到大厅，从寄存行李中取出了冲锋枪和手榴弹。震惊世界的里达国际机场袭击开始了。在激烈的枪战中，一共死伤达98人之多，其中死亡26人，机场一片血光狼藉。
——但关于事件的细节，有不同的版本：
a. 一般这个事件被称为“乱射”事件。官方发表的消息说，这是一次无区别（無差別）的乱射杀戮、是目标对准候机厅乘客的野蛮的恐怖行为；另一说则是，事情发生后，以色列军警立即开枪还击，死伤的人是在双方对射中成为牺牲的。
唯一生存者岡本公三的发言是：那并非一次无差别乱射事件。他们的目标，是袭击机场的管制塔。
b. 在枪战之后，三人中，奥平用手榴弹自爆，安田用身体盖住滚落的手榴弹被炸死。岡本公三冲出海关闯入机场里侧，用冲锋枪向以色列飞机扫射，并向停着的飞机投掷了手榴弹。最后他企图自爆杀身，但手榴弹故障未炸，再向跑道冲去时被抓住。
大学时代的奥平刚士
以色列官方发表说：奥平刚士和安田安之两人乃是被以色列军警击毙；岡本公三并未企图自杀，也是被以色列军警活捉。
岡本公三的法庭证言则说：安田投掷的手榴弹撞在墙上，落在了近前。为了不使一般乘客被卷入，安田扑在手榴弹上，被炸身亡。重信房子的女儿最近著书，也支持这一说法。（《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讲谈社,p.54）
没有参加行动的另一名原奇袭队员桧森孝雄，在三十年静坐抗议之后，即2002年3月30日巴勒斯坦“土地日”当天，于东京日比谷公园烧身自杀，辞世于54岁。他留下的遗稿（《水平線の向こうに》在水平线的对面，风尘社）仔细讲述了当年的袭击计划：阿拉伯赤军计划攻击的目标，确是机场管制塔。
1973年出生于阿拉伯地区的重信命所著《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讲谈社2002年版
——甚至，由于担心在作战中会导致机场乘客的伤亡，还有一名参加者山田修曾经始终反对袭击管制塔。不久在游泳训练中，山田溺水而死。或许这不是一个事故，而是一个内心苦斗的结果。决意参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奇袭，又不能接受袭击机场的方案——在内心折磨和自我表白的撕扯尽头，人选择了自杀亦未可知。桧森孝雄正是为护送山田遗骨回日本，才未能参加行动。
最近（2006年），原阿拉伯赤军成员、电影导演足立正生拍摄了一部电影《幽闭者》，半似荒唐半是实录地描写了这个震撼中东的事件。
这部古怪片子看似不经意地，留下一个细节：
两个袭击者已经牺牲。主人公抓出手榴弹，抱着它伏在地上——这个姿势有什么含义么？
影片手法怪异，让人难猜本意。
细节已很难追究。只是，从针对细节的攻防中，能感到这一事件怎样地受到重视；能发觉包括细节在内，这是多么敏感的话题。
原阿拉伯赤军成员、电影导演足立正生拍摄的《幽闭者》2007年日本上映
三个自杀攻击者都是大学生。
奥平刚士，1945年7月生于山口县下关。父亲是京都大学农学部的知识分子，小三岁的弟弟純三也是赤军成员。奥平是一个优等生，学习成绩经常保持前十名。1964年考入京都大学工学部，同时参加“底层问题研究会”，在京都的贫民区开展服务活动。他在全共斗运动中崭露头角，由于演说形象英俊，据说大受女生们夸赞。1971年飞抵贝鲁特。约一年后，在特拉维夫机场事件中，以手榴弹自杀身亡。
奥平寄给父母的绝笔信如下：
久疏音讯了！现在正在罗马写着。也许这是最后一封信了。虽然出国后就定然不会再有生还，但是，不可思议地活至如今，和很多人相遇，懂得了很多事情，而且，走向最初思考的路——几遍想过，仍觉得都是值得感激的事。
让我随心所欲任性一场，无致礼的言词可表……待工作了结之后，再回到您们二位身旁。
祝健康。再见，刚士
——护身符小心藏着呢，和死去哥哥的照片一起。
安田安之，生于三重县。性格开朗，学习优秀，高中就读于名校四日市高校，三年级数学考试全县（相当中国的省）头名。父亲是高手木匠，梦想儿子能成为一流建筑师。所以他考入京都大学工学部，主修建筑。1968年京大学运时，他以无组织活动家的方式，积极参与。后来心醉于游击队思想，并和奥平刚士交往密切。1971年9月，对父母托言“为了学习建筑想到欧洲一转”，要来路费25万日元。母亲担心海外物价高，偷偷地又塞给他15万，他对母亲说：“谢谢，我会珍惜。”
父母看见儿子的容颜，是在特拉维夫事件后，政府在全日本公布照片、寻人认领的时候。据说三个人为隐藏身份，采用了《刺客列传》中聂政的干法，破坏面容。但后来以色列军警从厕所里找出了粉碎的假护照碎片，复原了安田的照片并送交日本。
公布那天，据说全日本有十几个父母都声言“和我们家的孩子很像”，引起一阵骚乱。安田享年26岁。
电影《幽闭者》里，岡本公三被俘前的细节，或许也藏有什么意味：枪击已经结束，主人公掏出手榴弹。他紧紧抱着，咬牙闭眼，趴在地上。这个镜头暗示着毁容？暗示不伤及一般乘客？
镜头里，手榴弹被掏出的一瞬，引爆环脱落了，它在地板上一跳，不见了。
第三名，是唯一活下来的岡本公三。
若松孝二 / 足立正生执导纪录片《赤军-巴解：世界战争宣言》1971年上映
岡本公三，1947年生。鹿儿岛大学农学部学生，父亲是小学校长。那时，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领袖戈达尔用电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启发，赤军成员、电影导演若松孝二和足立正生在1971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赤军·PFLP世界战争宣言》，介绍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这部电影在鹿儿岛上演时，岡本公三曾参与协助。他于浅间山庄事件结束的次日、1971年2月29日出国，并随即加入了“阿拉伯赤军”的行列。
主人公被俘后，受到了残忍的拷打，尤其受到药物注射。据电影导演足立正生以《幽闭者》进行的揭露——他被关进一个铁笼，被特意制造的噪声、滴水、饥渴、困倦轮番折磨。军警在他头上便溺，每番折磨完毕就把粗大的针头插入后颈，注射进不知名的药物。他发狂地喊叫：杀了我！让我死！但他无法死，只能忍受超绝常人想象的折磨，忍受摧毁他肉体与大脑的注射。
日本政府为了特拉维夫机场事件，曾派遣了陳謝特使前赴以色列，把佐藤首相的亲笔信转交给以色列总理梅耶。在日本，岡本的父亲则声色俱厉：“判我儿子死刑吧！”岡本公三被判终身监禁。
巴勒斯坦人民竭尽全力营救他。
每一次旨在释放被捕战士的行动，包括著名的慕尼黑奥林匹克村袭击事件，都把释放岡本公三列入交换人质的名单，而且从不在这个立场让步。1985年5月20日，在以色列监狱里坐牢的岡本公三，在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总司令部与以色列的俘虏交换中，获得了释放。他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回到贝鲁特和“阿拉伯赤军”的伙伴之中。同时，日本政府也开始了对他的国际指名通缉。
巴勒斯坦人不断和以色列人谈判，要求用俘虏换回冈本公三，但均遭以色列当局的拒绝。到了1990年，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巴解组织在黎巴嫩抓住了一个摩萨德的高级特工。按照以色列人珍惜本国人生命的习惯，这名特工至少能换取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战俘。然而阿拉法特却坚决地说：“我们只换一人，那就是我们的朋友冈本公三。”最终，在一次战俘交换活动中，冈本公三获得了自由，避难于黎巴嫩。
在漫长的监禁中，岡本的精神已经疲弊。非人的折磨，摧残了肉体，他成了一个痴呆和衰老的病人。
特拉维夫机场事件发生的当夜，巴解阵线（PFLP）宣布对事件负责。
阿拉伯人宣布：这次事件，是为了反击和报复以色列杀害两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的行为、由PFLP组织的突击队实行的一次奇袭。因此，事件的硝烟尚未落尽，岡本和他的两名战友，已经被阿拉伯人民视为英雄。尤其岡本公三，在阿拉伯人中被称作“阿拉伯之星”，无人不知“Couzo”（コーゾー，公三）。
日本的赤军，在阿拉伯受到了承认。
这是一个民族的承认么？——因为审判中岡本曾宣言：“我们三人，死后将成为猎户座的三颗星。”
1997年2月，日本政府向黎巴嫩派出了特使，要求引渡国际通缉中的岡本公三等五名日本赤军。但是贝鲁特和阿拉伯人民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仅有400万人口的黎巴嫩有200多名律师挺身而出，志愿为岡本辩护。紧接着，在1999年5月30日里达机场烈士牺牲纪念日，黎巴嫩年轻人们涌向贝鲁特沙迪拉地区的巴勒斯坦墓地，为奥平刚士和安田安之修建坟茔。
2000年3月，黎巴嫩政府在巨大的国内压力下，接受了被阿拉伯人民热烈拥戴的岡本公三的政治避难。从此，岡本公三就在贝鲁特定居下来，一些来自日本和阿拉伯的年轻人守护着他。
一个呼吁建立援助岡本公三基金的网页，在2000年的夏天这样写道：
在黎巴嫩，每年到了5月30日，人们都去给在里达机场斗争中倒下的日本赤军战士扫墓，召开集会。在火热的太阳下，大家割掉杂草，清洁坟墓。
今年的5月30日，岡本公三也给奥平和安田扫墓来了！
所有的参加者，都一人一人地和岡本握手。拥挤着的人们有一点紧张，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Couzo Okamoto”（コーゾー·オカモト，岡本公三）。
直接和岡本见过面的黎巴嫩人，都因为紧张而显得姿势绷紧。我也重新实感了这位传说中的岡本公三，是怎样一位“阿拉伯的英雄”。扫墓结束后，大家朝着难民营往回走，沿途路上，老人们说着“岡本回来了”，都流着眼泪。……
黎巴嫩的年轻人，结成了“岡本公三及其同志的友人会”。他们表示，“不管出了什么事，也要保护（这些日本人）”，“这是我们的义务”，“日本赤军是为了我们拿起武器战斗的同志”，“虽然我们穷也没有钱，更没有地位，但保护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我表示感谢时，他们甚至生气了。连出租车司机都对我说：“他们是为了阿拉伯斗争的、我们的同志！……”
有一个故事。
在日本赤军五个人被逮捕的时候（指1997年黎巴嫩政府在国际压力下逐出日本赤军，引者注），一下子来了两百多个志愿者律师。有一个女律师布沙尔·阿尔·哈丽丽对我讲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岡本公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她还是高中生的时候，那时以色列的攻击异常猛烈，因此，总觉得以色列是一个“吞食阿拉伯的怪物”，是“不会崩垮的压顶大山”。
但是那以后发生了里达斗争。这一作战不是由阿拉伯人、而是由东洋来的日本人干的。这样一来，全世界都听见了巴勒斯坦的呼吁。
她说：“我第一次觉得以色列那么渺小。”因为那次作战，她被赋予了勇气，从那以后决心做一名律师。
在南黎巴嫩听说了日本赤军被捕的消息后，她径直赶到贝鲁特，参加了辩护。她就逮捕经过，严厉地质问总检察长。在以后的辩护中，她挑起了最深触及了日本赤军的政治性的辩论，强调日本赤军里达斗争的意义……
贝鲁特烈士陵园里的-日本阿拉伯赤军烈士墓
“阿拉伯赤军”发动的里达机场事件之后五周，1972年7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报复。以色列特务把炸弹安置在汽车上，杀害了要送侄子上学的巴勒斯坦诗人卡桑·卡纳法尼。据山口淑子即李香兰著《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参加卡纳法尼葬礼的人多达7万。在李香兰书中的插图里，卡纳法尼正在对她滔滔倾诉，背后的墙上贴着毛泽东和格瓦拉的照片。他是巴解人民阵线的发言人，也是一个热情澎湃的诗人。
紧接着两周后，又一个邮件炸弹在卡桑·卡纳法尼的继任者、巴萨姆·阿布·谢里夫的手里爆炸，夺走了他的一只眼睛和几根手指。
人们说，报复的相酬是无休止的。那以后，悲剧不断循环，而且愈演愈烈。慕尼黑奥林匹克人质事件不久也发生了，紧接着是以色列更大规模的报复。在核武器与石头块、导弹与步枪的悬殊对峙中，巴勒斯坦人渐渐被逼到了下风。再随着十字军战争升级和媒体的助纣为虐，我从戴着红领巾的时候就听惯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陷入了绝望。
[巴勒斯坦]卡桑·卡纳法尼《阳光下的人们》华文出版社2018年版
使用电影手段的原赤军成员足立正生，在他十年一剑的电影《幽闭者》片名上头，不顾摄制组反对，非要添上一行日文注音：“テロリスト”（terrorist）。
据影评家四方田犬彦的诠释，影片作者在这个单词标音之上，表达了相当学究的观点。他说：这一称呼，这个恶谥，是在布什的战争中，专指谓战争的对方的。在巴勒斯坦没有这个词，巴勒斯坦人只使用“游击队”一语。影片要描写的，“是威胁着テロリスト——战争对方的、国家的无限制的暴力。影片以不点其名（因为谁都知道就是它们）的讽刺，揭发了美国和以色列才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恐怖主义者”。
重信房子在2005年10月的法庭最终陈述中说：“与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相联合，至今是我的骄傲。”检察方求刑无期惩役，但被东京地方法庭否决，重信房子在2006年2月23日被判惩役二十年。
桧森孝雄的遗书，以这样的句子开头：
“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对侵略与屠杀，以及对人种歧视的抵抗。无论和平的或暴力的，无条件地支持为恢复人的尊严的抵抗……”
遗书的落款是：
在连接着巴勒斯坦的海边，2002/3/30土地日，尤素福·桧森
（《在水平线的对面》，pp.56）
尚不很清楚他们的宗教归属。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阿拉伯名字，而且在著作或遗书里郑重地使用这些名字称呼：尤素福·桧森、巴西姆·奥平、萨里哈·安田、瓦利德·山田……他们成为死者后都埋葬在贝鲁特的穆斯林墓地里，石碑上只用阿拉伯文写着他们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这一切，和一切的代价，至少增添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事件，是一次袭击更是一声呼喊。哪怕嘶哑难听，那一次，巴勒斯坦的心声，是用日语喊出的。世界虽然吓得一阵哆嗦皱起眉毛，但世界已经不能假装没听见。无数人因为它理解了巴勒斯坦问题，包括穆斯林，包括中国人。它既然由世界另一角的日本人做出，也就成了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认识的一个深刻的注解。
巴勒斯坦作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创建人之一卡桑·卡纳法尼（1936年-1972年）在长城上的留影
同样，固执地要写这一节的我，也是为着这一点拿起了笔。巴勒斯坦问题并非是人们在电视控制的时代，晚饭时瞟上一眼的佐餐谈资；更不是不觉间被谁灌输的、落后的阿拉伯人的又一条坏消息。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上纷争的最主要起源，是世界变得硝烟滚滚的主要原因。一些勇敢的日本青年在七十年代之初企图投身解决的这一顽疾固症，今天已经扩散到全世界，成了不治的癌。
抗议日益右翼化的日本，也是赤军重提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五十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五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
顾名思义，阿拉伯赤军是投向阿拉伯、也就是投向亚洲母亲怀抱的一群日本儿女。
1972年，重信房子在贝鲁特接受李香兰采访时，曾说及一个“日本人不会为别国人去死”的问题。
狭隘的民族意识，在一刹那被打碎了。那些年轻人，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从阿拉伯换来了传奇、荣誉和贵重的好感，回赠给自己的日本民族。我想，日本可以拒绝这一回赠，可以用法律的名目否定他们，但日本必须正视——“阿拉伯赤军”代表的、“归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锲而不舍否定革命的工程，是注定徒劳的。因为控制、压榨、不公和不平、人追求真理的天性，这一切都会推动思考，使人们重新尊重，甚至重新选择革命。阿拉伯赤军以一种日本方式证实了这一可能，其慑人的力量，远非侏儒与小人能否定。
——回顾他们的实践和勇气，我只觉得羞愧无地。在他们的影子下，我唯觉自己的渺小。独自看那个电影的夜里，强烈的冲动撞击着胸膛。在标榜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中国，不能无人传达他们的讯息。
责无旁贷，这是我的责任。他们能不怕粉身碎骨，我也不怕老鼠围咬。我不愿——连“爱”这个字都不敢说出。我要一吐为快，歌颂瞬间的光荣。我总算写出了这一篇。这是招致围剿、毁名丢利的一篇，但这更是我的文学年表上重要的一篇。
我早就分担了罪恶感的啮咬。在那太激烈、太庞杂、太短暂的历史中，辉煌和阴暗、罪过和功绩，纠缠得难解难分。一切都属于他们，一切也都属于我们。
“阿拉伯赤军”——他们不过用犯规的嗓子喊出了真相，用极端的手段强调了公正。他们衣衫上满溅的血污，使人忽视了他们捍卫和平的初衷。挺立在一浪浪推来、企图把革命诬蔑为一种恶魔疯狂的、四十年不休不止的帝国主义宣传之前，它提供了一个真诚的例子。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
从桦美智子死亡到重信房子被捕，在厚厚的日本左翼史的案卷中，我想，能忍受住苛刻的历史审视、能俯瞰侏儒的世论、能使追求正义的人敬服、并成为他们人生参照的，或许只有“阿拉伯赤军”这一页。
这一页平衡了厚厚的一本。
（六）
那么，对思想贫穷的我们来说，还有什么遗产可言呢？
不尽的悲剧一直在说：激进的革命思潮，只能导致非合法、暴力、炸弹，它是一条无望的绝路。所以，抗议和反体制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时至如今，已经没有谁再为革命辩护。已经很久没有清新的词汇诞生，刷新世上流行的、贫乏的话语了。
何况——整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
鲁迅讲过一种微妙的心理和思路：革命的伙伴派他去暗杀，他不习惯，也不愿意。结果，没有去就回来了。
一个选择的黑影，悄然但严峻地隐现在前。虽然形形色色的行人过客，终其一生，都未曾与这样的大命题相遇。
鲁迅说的是最深的心底话。他最初曾把这种心情向增田涉透露，后来又对许广平讲过：他不喜欢刺杀之类的手段。虽然他一生都为反叛和异端辩护，但他坦白：他不喜欢那样的方式。
究竟是否存在——以“和平”为手段执行的“正义”呢？和平主义的、非暴力和拒绝流血的道路，它存在么？究竟为什么，和平与正义这对孪生的姐妹，却像是相悖的分歧？
增田涉（1903-1977），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于1931年3月来到上海。由内山完造联系，见到鲁迅，图左为鲁迅写给增田涉的七言绝句《送增田涉君归国》
在这样的思路上苦苦寻索，就会与另一些日本人相遇：比如记者本多勝一，比如影星李香兰。
对中国人来说，或许更雄辩的是李香兰。被想象成嗲声唱着靡靡之音的、“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怎能和极左派恐怖分子岡本公三还有重信房子扯到一起呢？
谁敢相信：正是李香兰，曾经首先推动了日本的良知，在七十年代率先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
李香兰（她的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在那个时代担任电视主持人。几乎与日本的阿拉伯赤军同时，她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并进行了对巴勒斯坦的采访。归国后，写了一本《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最近，她又在自传《生于李香兰》中，再次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甚至为“阿拉伯赤军”表示同情和辩护。（《誰も書かなかったアラブ》，1974年，产经新闻社；《李香蘭を生きて》，2004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社）
山口淑子《李香蘭を生きて》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年版
读着这两本书，心头的感动是异样的。感觉居然和读着赤军的史料一样。这昔日大红大紫的明星，用娓娓的女性语气，毫不迟疑地呼应了——站在被杀戮者的一侧、推动世界公正的观点。
《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扉页上，印着一帧她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照片说明写的是：
阿拉伯游击队的特拉维夫机场袭击事件后访问贝鲁特难民营。一个女人塞给我这个婴儿说：这个孩子送给你了，盼你把他培养成岡本公三一样的勇士！
李香兰在黎巴嫩抱起当地人的婴儿
后来，她又在自传《生于李香兰》的开头，更详细地写到这件事。
在贝鲁特的难民营里，一个老太婆抱着一个男婴走向她，嘴里不停地讲着听不懂的阿拉伯语。翻译迟疑地用英语转译着，好不容易才弄懂，原来那阿拉伯老太婆是在说：
这个孩子送给你。带到日本，让他受到比以色列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经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能让这孩子战胜以色列，踏上祖国的土地……
（《生于李香兰》，p.11）
那一次，巴解人民阵线的发言人、诗人卡纳法尼特别给她留下了亲切的印象。卡纳法尼甚至给她起了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加米拉（Jamila），这个词的意思是“美丽”。
李香兰喜欢也珍视这个名字，所以把它当作自传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她用这个名字做题目，来纪念不久后就遭以色列暗杀的、那个优雅的诗人。
当然，李香兰对巴解人民阵线发言人、诗人卡纳法尼最好的追悼，是她在这本明星自传里准确传达的、卡纳法尼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基本观点：
巴勒斯坦人斗争，是为了回到家乡巴勒斯坦。……
我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我们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等过去曾经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处的人们，再次一起生活。……
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教给孩子们：犹太人不是敌人而是邻居。
（《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pp.168169）
1973年，李香兰在黎巴嫩采访重信房子
也许用岡本公三的例子，已经不能说服饱受美国式洗脑的朋友们。李香兰的例子，是否会多一些说服力呢？
其实无论谁都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人们的立场，其实只显露了自己作为人的质地而已。
2.
在援越抗美的世界大潮中，朝日新闻记者本多勝一在越战采访中，提出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思想。
就像书题的表述，在纷争杀戮的今天，任何一个打算活得正直的人、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该有这样的立场：无论强权霸道如何得势，无论媒体怎么散布谣言，人应该站在被杀戮与被剥夺的、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一侧，反抗横行的霸道，支持弱者的抵抗。
不止一个人回顾过初次接触本多勝一思想时的感受，回顾他们无法忘怀“被杀戮一侧的论理”——这言简意赅的警示，对他们灵魂的冲击。
“论理”其实不是理论，它只是贯穿融化在一册《被杀戮一侧的论理》之中，其实并没有哪一篇专门做思想的阐释。本多勝一的文章，是一系列行动的组成部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取材”只是他的涉及之一。他以关心世界为己任，他也有作如此关心的能力：从殖民主义在美洲的屠杀，到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屠杀，全球范围内，上下五百年，他清算不平、声援弱者、毫无妥协、从不惜身。
本多勝一那驱使庞大知识、排除一切暧昧、直逼问题要害的气概和文笔，拥有一种扫荡的气势。默默读着，我见识了日本的骨气。
何止越南，包括对南京大屠杀，他的鲜明，他的雄辩，那些激烈的句子，那些严肃的考据，在庞大的文章之海之中塑造了作者。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主动救援苦难的人，从不转向的人。只是浏览了目录，瞭望了他的文章构成，就使我感到了敬重和信任。
不尽的恶意被他激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若想了解本多勝一的全面，几乎等于面对整个现代史。三十数卷的全集中，越南战争、柬埔寨残杀、美利坚合“州”国的霸权、南京大屠杀、原住民问题、贫铀弹、环境破坏……覆盖庞大，人所不能。他的著述早已超越了新闻记者的职业，他不仅为自己、更为日本的思想界赢得了名誉。
本多勝一《南京大虐杀》朝日新聞社1997年版
我读得较细的，除了最早的政论集《被杀戮一侧的论理》之外，只有他的《南京大屠杀》。这是最使他招致恶毒咒骂的一本著作。但对中国读者来说，作者遭受的咒骂愈恶毒，愈说明他勇敢地冲决了禁锢日本人思想的民族主义，站到了当年被屠戮、今日被歧视的中国人一侧。
《南京大屠杀》是本多勝一给中国的最好自我介绍，也是他庞大著作的基本注释。对南京的态度，证实着对越南的态度。对南京真相揭露的雄辩，支持着对伊拉克真相之揭露的可信。
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尤其是他，摆脱了暧昧的日本病。他攻击体制豢养下群儒的言动，是由于对日本思想平庸的愤慨——正如他自己所表白，是由于对日本的热爱。
本多勝一《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朝日新聞社1989年版
前年（2006）在东京，由结识多年的朋友、原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田所竹彦领着，我们去拜访了这位前新闻记者。
我对他自我介绍说：
那是越南战争刚结束不久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日本朋友，第一次对我提到了你的名字和《被杀戮一侧的论理》。这个书名给了我很特别的印象，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书名。
而今天又像越南战争时一样。美国又掀起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高潮。而且它打出的是十字军的旧旗，把杀戮强加给穆斯林世界。然而今天很难看到新闻记者、作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尤其是青年，站在“被杀戮者的一侧”，谴责歪曲的时代。甚至正相反：从左翼党到红卫兵，侵略者募集了巨大的啦啦队。在北京，只因对美国侵略的态度不同，数十年的旧友便反目交恶。作为本多勝一，你怎么看这一切呢？
他说：……我对现在的记者是绝望的。越南战争期间，记者很活跃，都是个人行动。那时流行做实录，很有意思。而今天，比起正义，人们更关心的是个人的利益。电视的影响很大，新闻记者再也不去冒险，再也不亲身去“现场”。他们只是利用网络，只利用第二手资料。而人们，大家都习惯于——似乎是真相的新闻。
本多继续说：老年之后，我在编辑《周刊金曜日》，就是想给读者尽力提供“现场的感觉”。2002年我去伊拉克，调查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贫铀弹的问题。在废墟和残骸上，放射线很强。从那次调查以后，身体就衰弱了。调查之后仅半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爆发了……
我提了最想向他确认的问题：
“我一直想，帝国主义不是只要打一个伊拉克。资本要发动一场征服和控制世界的大战争。”
“已经开始了。”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听得难过，又问：这样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
——会越来越严重。他在回答中分析了美国。因为，从大的视野看，美国是一个唯有在战争中才能存在下去的国家。它虽然只有二百年历史，却从未停止过侵略。从华盛顿的时代开始，先是针对美洲；进入二十世纪前，已经瞄准日本。此外还有夏威夷、菲律宾。接着是越南，直至伊拉克。即便伊拉克战争结束，它也一定还要发动别的战争。它的轨迹是连续的。
我听着想：关于这一点，有几个中国教授会同意呢？
他说：日本历史上没有革命，所以很难期待。日本人的基因，百分之九十是顺从的，不会干革命。这也是让人绝望的原因。日本人的基因，很像羊。
“那美国佬的基因，一定像狼啦！或者像野猪！……”我忍不住，开始嬉笑胡说。“中国人呢？像——X！”
听着我的发泄，本多勝一微微一笑。
注视着他，我想，包括中国革命和日本精神，都没有在教育方面战胜美国。今天时代的大潮已经退尽。异议和抵抗，正被恐怖地孤立。凶恶的帝国主义在小人欢奔下流自娱的喧嚣中，一路硝烟，攻城略地。
有人说：一场越南战争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也许就是本多勝一的这句话：“被杀戮一侧的论理。”
我想，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人最应有的品质，年轻人应有的品质，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都凝缩在这一句之中。也许没有另一句话，比它更能揭示从越南战争到野蛮今日，这社会和人的紧切需要。
我想得到一本《被杀戮一侧的论理》作纪念。
我说，我想在今天读这本书，会有新鲜的感受。他却送给我全集的另一本，《南京大屠杀》。
读后我才知道，这本书是本多勝一郑重送给中国的礼物，哪怕中国人多不知道——他因这部著作，被右翼分子咬牙切齿欲食其肉，也招致了不少自由君子的反感。
本多勝一《中国之旅》朝日新聞社1972年版
如果他没有遭受围剿，如果不是连我的一些日本旧友都对他攻頇，也许我不会这样认识本多勝一。当不安的新世纪肇始，无论中国，或是日本，并没有多少人——为“他人的苦难”不能安宁。大家都在享受自己的小康，不在乎世界的一隅，杀戮正以堂皇的名目实行。
此刻我想引用一段。
但哪怕薄薄一册《被杀戮一侧的论理》，内容也涉及广大的领域：屠杀与歧视、越南、美国的战争轨迹、原子弹的毁灭、珍珠港、黑人运动、阿伊努原住民、质疑人类学、探险的追究、日本的作家、评诺贝尔奖、中国、靖国神社……等等，还更有与一个宣布“我爱星条旗”的美国牧师就越南索米村屠杀事件展开的、往来四五回合的激烈论战。
尽管不易选择，我还是迻译一段：
“战争嘛，本来就是那样！”
现在对正遭杀戮的越南民族能这般说话，如观战棋局，对美国的战争推进者而言最佳不过。……
某来信读者、一个曾是日军官佐的公务员，对索米事件这样写道：“十人里，有两个游击队，其他八个护着他们，能以危险为由后退么？我是哪怕杀十个也要完成任务。”
——能让如此发想随便冒头的日本，对数百年，否，对千年来一直蒙受侵略的越南朝鲜，是何等可怕的国家！正因日本是这么一个国家，才愈是不能拥戴美国。因为若拥护了美国，就会犯下比美国更甚的侵略罪行。……我们日本人要有——偏是越南朝鲜，才非要拥护的立场。
若不这样，再说到广岛长崎，美国人这么一说日本人就没办法了：“原爆嘛，本来就是那样！”
（《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朝日新闻社1982年版，pp.7273）
确实，非暴力的原则，愈来愈成为人们的愿望。在今天，具备说服力的不是阿拉伯赤军的牺牲，而是本多勝一的说理。
……成城学园站前的咖啡馆里，邻座的主妇们吵嚷得震耳欲聋。
我竭力地竖耳分辨他低沉的嗓音，一瞬间想到一个古怪的话题：
知识分子的责任。
如今，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之中还有多少知识分子肯舍身向前，为那些被占领家园、杀戮性命、剥夺话语的人，辩护他们的道理呢？
我没有问。我知道，这个问题该提给自己。
3.
——圈子虽然绕得太大，但已经绕回了起点。
其中交叉着那么多人的轨迹：桦美智子、重信房子、岡本公三、李香兰、本多勝一。此刻——那个时代的儿女，有名和无名的、逝去的和生存的，都从往事中、从书籍中，默默地起身，向着我们走来。
比起不少诺贝尔奖和媒体炮制的人物，他们更真实、更具备意义，而且，也更有人情味。他们是一些无形的碑石，埋在路口，当残暴横行时，当谎言肆虐时，他们会显现出来，挡住强暴，给和平以救援。
在这血肉之躯围起的圈子中央，矗立着一面写着“和平”的旗帜。
不曾有过一个国家如日本。它有一部美国占领军替它制定的宪法。但正是美国，今天竭力怂恿它违宪、修宪、毁弃这部宪法。
而日本民众的一切奋争，不论是过激的还是理性的，不论是群众的运动或是孤胆的努力，都是对宪法九条的防卫。日本宪法因染上的淋漓鲜血，完成了它的奇异质变，如矿石在烈火中炼成了金。它早已褪尽了底色，荡涤了美国占领军的涂抹，变成了一种世界的追求。
哪怕有一天九条离开宪法，日本已不可能后退到昔日。未来日本民族的体质中，将会活着一个灵魂。它是由那些著名和无名的战士以鲜血浇灌的、新的民族之魂。
它像墓地中的一座纪念碑,像雨林簇拥的一株千年松。这是日本曾有过的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形象，是亚洲和世界高举双手欢呼的日本象征。染血的“和平”在残破的旗子上呼呼作响。九条或许会成为历史，但是象征将会永存。
它已经是新的文明的基础。
我头一次感到了它的分量。九条，和平，回想起那么多次长期居留日本，我从未仔细思索过它。
日本赤军领导人
如今，在直面着新的帝国主义进攻的今日，我终于感到它如一股新鲜的血液，也流进了我的身体。我不仅能向日本，也能向美国和一切强国，向我的祖国尖锐地提问：
在我们的国度会产生这样的理念么？会作出绝对的不战允诺么？会用宪法约束对和平的守卫么？
我们敢于挑战傲慢的天阙思想，并以法律禁止未来可能的、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威胁么？
我紧张而兴奋。
所以人们常说，和平宪法早超越了日本，它已是进步人类的一致愿望。围绕九条的沧桑已提示人类：社会的最好契约，必须是一切国家都盟誓允诺，放弃战争这貌似神圣的“主权”。
Shane O'Sullivan导演的纪录片《革命之子》，以对德国左翼恐怖分子乌尔丽克·梅茵霍芙之女贝蒂娜和日本赤军领袖重信房子之女命的采访为中心，2010年上映
事不关己的时代就要结束，历史已经强求一切国家思考。
是的，在日本的启发下，我们也开始摸索——让自己的祖国，尤其当她钱包鼓满船坚炮利之后，也作彻底的不战承诺。让我们在修改了百年仍是草案的宪法上，在它庄严的共和国条款中，也表达如上的精神。
它会刺伤大中/华的虚荣么？它会破了泱泱天朝的面子吗？不，那才是民族振兴的真正象征，那才是文明的风范景象。
无论历史将怎样演出，早晚要走到这一关口。是的，如果我们能推动自己的祖国抵达那样的繁荣，就连逝去的日本同志，也将得到安慰。
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令人陶醉的理想。
（七）
让我找到一个焦点，结束最后的段落。
——阿拉伯赤军的负责人重信房子在阿拉伯生活了二十八九年。她与一名巴勒斯坦战士之间，生下了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日本女性和阿拉伯人的女儿！我想着只觉光芒炫目。
重信房子和女儿重信命合照
是的，他们不仅留下了足迹，还留下了女儿。赤军的女儿，这个朦胧的形象，使我浮想翩翩。她似乎能淡化一切沉重，包括血腥和歧路，如一个天使或幻梦。也许，这梦一般的女儿，能成为我沉重话题的结尾？
听见我多次重复，不断念叨赤军的女儿，有人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心思，可以设法让你见到重信Mei。
我说不，你错了。我不需要见她本人。因为我更愿这“赤军的女儿”，继续留在想象里，成为一个神秘的憧憬。
2001年4月3日，重信房子的女儿、28岁的重信Mei（メイ，命）初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应了一个算命的阿拉伯老奶奶给她的预言：在那一年里，人生会有大变。
既然已经被捕，也就结束了潜伏的状态。母亲决心让女儿恢复国籍。她在拘留所写了一本上交日本法务局的申诉书，这就是题为《在苹果树下决定生下你》的重信房子自述。
经过了复杂的手续和DNA鉴定，从出生以来二十八年无国籍、隐姓埋名、扮作一个黎巴嫩女孩长大的“命”，终于恢复了日本国籍。于是，恐怖组织的领袖母亲虽在坐牢，潜行异国的女儿却合法地回到了日本社会。
一个从小就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长大的女孩，一个能讲阿拉伯语、日语、英语、法语四种语言的天才，一个贝鲁特美国大学硕士和日本同志社大学的博士，一个显然对世界有话要说的、潜在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日本左翼运动的年轻漂亮的女发言人——沉着地走进日本，露出迷人的微笑。
重信房子和女儿重信命合照
重信Mei名字的汉字，是“命”（メイ，Mei）。母亲解释说，是为了纪念革命、牺牲同志的生命、危险中的命。但她一般不用汉字而用日文メイ表示名字，为阅读方便，我采用“重信Mei”的写法。
我不愿让她具象化，没去刻意寻找她的消息。我只仔细读了一本她写的自传，《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以及一篇她与人讨论一部库尔德题材电影的文章。
由于生得漂亮，打开电脑，甚至能找到她的粉丝网。
她的政治色彩如何？
谦和回避的日本人很少议论。无疑她不会重走母亲的狭路。世界已展开在她的面前，道路唯有她自己才能挑选。好像她也正表演着这谜语般的角色，熟练而轻灵。
当然，尽管她还没有拿出本色，重信Mei已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解说者。到处都有人请她去举办讲座，做巴勒斯坦专题的讲演。
母亲在没有桌子的监狱里写下的回忆录，记载了她的降生。为重信房子接生的贝鲁特一家医院，在母女出院的时候，坚决拒绝收费。医生激动地说：
要道谢的是我们。我们一直为只能说一句谢谢，感到心里难受。不管怎样请别付什么钱！……我也是巴勒斯坦人。光荣的为我们民族斗争的日本人，能来我的医院让我高兴。……祝贺你顺利出产，然后再感谢你，为巴勒斯坦，为阿拉伯。而且我相信还应该说，为日本人民。愿真主给你女儿保护，她是我们医院的骄傲。起名字了吗？（重信房子回答：名叫命，Mei，阿拉伯语的Hayāt，哈娅苔。）祝贺你，Mei·哈娅苔！平安赐予你，真主保佑你！
（《在苹果树下决定生下你》幻冬舍2001年版，pp.136137）
重信房子《在苹果树下决定生下你》幻冬舍2001年版
谁是赤军的女儿？
Mei-Hayāt?
我只知道，一代新人的她们已经诞生。世界已转交到了她们的手上。她们是健康的、多民族结合的产物，天生就否决了种族主义。她们自孩提时代无家可归，所以她们的梦想，只有家园。她们最热爱的，唯有和平。
谁是赤军的女儿？
Mei-Hayāt?
我只知道，一次新的革命已经启动。也许和过去的革命有了巨大的差异，也许暴力和流血已被摈除。但是，捍卫和平的终极目标不会变，援救弱者的冲动不会变，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正义不会变。
赤军的女儿。
美好的梦想。
2022年5月28日，20年监禁到期，77岁的重信房子（中）在女儿及律师的陪同下会见媒体，现场有支持者拿著“我们爱（重信）房子”的横幅
——她将继承我们的灵魂，刷新我们的时代，跨越我们的悲剧。
她将在新的世纪，迎来世界的新生。
三稿于2008年1月3日凌晨
定稿于2008年9月27日，Al-Gad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