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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文艺理论与批评 ，作者文艺理论与批评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史琤同志的《从“熟人社会”到“说理的地方”—赵树理《邪不压正》的空间视角与土地改革》一文。小说《邪不压正》是赵树理透过土地改革呈现空间复杂网络的经典文本，作家尤以居住空间为基点将中国革命的乡土经验空间化，呈现出一种具体可感的空间伦理和空间政治。借助“空间”这一形式机制，赵树理灌注了深切的问题意识并试图介入宏大叙事所无法触碰的“暗角”。多种形态空间的存在与转换不仅使小说的层次、结构感愈加鲜明，也暗示了新旧格局、权力关系之间的博弈与改造。土地改革在生产新型社会政治空间的同时，亦不断与传统乡村共同体对话，试图寻找一种契合于乡土中国内在肌理的秩序重建的方案。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2期。感谢史琤同志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从“熟人社会”到“说理的地方”
——赵树理《邪不压正》的空间视角与土地改革
文|史琤
在赵树理的创作中，“空间”构成了其感知和刻画乡土世界的“底色”。赵树理对乡村空间的细致叙述一方面基于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另一方面源自他根植于乡土社会的“观察家”立场，而“空间”成了他理解历史、回应现实的中介物，承载着为伦理/政治赋形的功能。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借助西方空间理论对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进行解读，注意到“阎家山”的空间布局与阶级关系间的联系。1然而，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尤其是对赵树理解放区小说“物理空间”的把握和阐释，基本上都局限于对由地主/农民所占据空间范围/势力而表征出的泾渭分明的阶级对峙的揭示，多站在村庄公共空间这一外部视角，凸显周扬曾归纳的“从西到东”2的阶级鸿沟，论述往往浅尝辄止，忽略了赵树理对乡土生活“空间体验”的深入描摹与书写，特别是对地主/农民居住环境内设空间安排由外及里的细致考量，而这恰恰是本文思考赵树理作于土改时期的小说《邪不压正》的起点。《邪不压正》可谓作家凭借对山西传统民居丰富的地理学知识，透过土地改革呈现居住空间内部伦理/政治的经典文本。在革命前后不同阶段反复出现以方位指称的“居住空间”（东/西/南/北屋），可视为我们重新打开文本内涵的“有意味的形式”。正如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住宅结构变迁和私人空间变化的个案分析所指出的：“住宅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也是社会空间；在具象的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而人们要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3在赵树理笔下，晋东南传统民居的空间形态和职能划分背后所彰显出的稳固的伦理秩序和权力格局，伴随着新政权权威力量的进入被革命性地改造和重组，其中所包孕的反映乡村农民行为/活动的“社会空间原则”亦在政党与乡土共同体不断的对话中实现了政治性的转化，而非停驻于私人领域日常交往的实践。而在以居住空间为基点整体性地重构乡村秩序，以之反映革命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的同时，赵树理也试图介入宏大叙事所无法触碰的“暗角”，绵密而又隐秘地在居住空间的再分配中渗透了他一贯的“问题意识”。
本文聚焦于小说《邪不压正》对社会变革中居住空间的“编码”和设计，探讨作家如何利用这一形式机制将中国革命的乡村经验空间化，如何在寻找契合于乡土中国内在肌理的秩序重建中，创造出一种具体、可感的空间政治学。
01 熟人社会与乡土空间的伦理形态
赵树理在《关于〈邪不压正〉》一文中针对《人民日报》就其小说发表的批评文章做出明确的回应：“我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4因此，简单将小说理解为软英和小宝的情爱叙事，无形中削弱了作家创作的历史感与政治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由软英订婚事件所引发的诸多矛盾以及缠绕其中的情感纠葛，占据了小说大量的篇幅，或许它的作用不只是“结构上的‘绳子’而已”5，“婚恋故事”的背后反映了乡村社会的风俗与人情，由此展开的空间秩序的变动引人注目。土地改革与软英婚姻两条线索的交织并进，是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耦合—正是由于日常生活被赋予了政治的合法性，软英方能实现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
小说第一节“太欺人呀”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3年旧历中秋节，“代表的是一种农民还没有意识到的，但又即将深刻改变农民生活的这样一种时间记录方式”6，通过二姨之口可知下河村此时还未解放，因此作家有意再现了“下河村”乡土社会的静止状态，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聚焦八月十五软英订婚这一天她家中发生的事情，通过空间的位移展现乡土空间的内在权力结构。
十五这天，聚财因为心里有些不痛快，起得晚一点。他还没有起来，就听得院里有人说：“恭喜恭喜!我来帮忙!”他一听就听出是本村的穷人老拐。
这老拐虽是个穷人，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讹诈，谁家有了红白大事（娶亲、出丧），合得来就帮个忙，吃顿饭，要些剩余馍菜；合不来就是饿着肚子也不去。像聚财的亲家刘锡元，是方圆二十里内有名大财主，他偏不到他那里去；聚财不过是个普通庄户人家，他偏要到他这里来。他来了，说了几句吉利话，就扫院子、担水，踏踏实实做起活来了。
聚财又睡了一小会，又听他老婆在院里说：“安发!你早早就过来了?他妗母也来了?—金生!快接住你妗母的篮子!—安发!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悽悽皇皇地，贵巴巴买那些做甚?—狗狗!来，大姑看你吃胖了没有?这两天怎么不来大姑家里吃枣?—你姐夫身上有点不得劲，这时候了还没有起来!金生媳妇!且领你妗母到东屋里坐吧!—金生爹!快起来吧!客人都来了!”聚财听见是自己的小舅子两口，平常熟惯了，也没有立刻起来，只叫了声：“安发!来里边坐来吧!”安发老婆跟金生媳妇进了东房，安发就到聚财的北房里来。7
人物的出场是以王聚财为焦点展开的，王聚财因不满女儿婚事，抱病在床，由“听”构织人物关系网络就具有了合理性，同时这也是熟人社会的重要标志。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散文化的语言描摹了“熟人社会”的乡土背景，即这是一种“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乡邻之间彼此分享“同一个意义体系”，并由此生发出“集体亲密感觉和共同领悟”。8因此，“他一听就听出是本村的穷人老拐”。尤其在下一段，聚财老婆关于人物称谓的错综介绍，给阅读提供了一定的挑战，而这恰是作家熟谙乡村礼俗，深悉农民生活的文学注脚。“听”之对象的不断转换使人物、故事次第展开，此时，空间的意义也逐渐凸显出来。接下来便是反复出现于订婚前后具体的空间安排（也即东、西、南、北屋）。北方住宅以四合院居多，“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正房）、南房（倒座房）和东、西厢房”9。“正房一般位于院落中的北部，坐北朝南，是整个院落中规制最高的建筑”10，是一家之长所住之地。中国一向注重“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传统等级观念，故此，子女一般居于东西厢房，又因袭“左为上”的封建意识，长子往往居于东屋。“安发老婆跟金生媳妇进了东房，安发就到聚财的北房里来。”11此处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包含了深刻的家庭伦理秩序与性别秩序。空间的分配使安发进入北屋，安发老婆和金生媳妇、狗狗进入东房，共时性地展开不同向度的对话。北屋，是父系家长制的空间象征，指向一种话语霸权。在这里，安发与聚财的谈话揭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刘锡元作为“缺席的在场者”，勾连出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血泪史，呼应了小说后三节围绕土地改革所展开的情节布局。与此相对应，东屋谈话更多涉及由软英婚事延伸开的日常生活。北屋-东屋以男/女、长/幼进行秩序与主题（谈话）的划分，使空间内涵溢出了地理学范畴，涵括了多重政治与文化隐喻。
晋东南传统民居
聚财的兄弟进财、金生、老拐，踢踢踏踏都到北屋里来，把三个老婆的闲话打断。
客人分了班：安发陪着媒人到北房，金生陪着元孩、小昌、小宝到西房，女人们到东房，软英一听说送礼的来了，早躲到后院里进财的西房里去。12
刘家媒人的到来使空间分配再次发生转换，这里既体现了民间婚俗（娘亲舅大，娘舅为主家陪客），亦暗示了不平等的主奴关系。元孩、小昌、小宝是地主家的长工，西房通常是客房或杂役短暂的休憩之所。显然，客人的分班同时也构成了某种身份等级的差异。正因如此，空间层级顺序的划分使每一“屋”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言说空间”：
东房里都是几个女人，谈得很热闹，可没有什么正经话—说起谁家闺女好、谁家媳妇坏，就嘻嘻哈哈地；说起上河八路军长、下河鬼子短，就悄悄密密地。
西房谈的另是一套。金生问：“元孩叔!你这几年在刘家住得怎么样?顾住顾不住（就是说能顾了家不能）?”元孩说：“还不跟你在那里那时候一样?那二十块现洋的本钱永远还不起，不论哪一年，算一算工钱，除还了借粮只够纳利。—嗳!你看我糊涂不糊涂?你两家已经成了亲戚……”金生说：“他妈那×：你还不知道这亲戚是怎么结成的?”小宝说：“没关系!金生哥还不是自己人?”小昌说：“谁给他住长工还讨得了他的便宜?反正账是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记得吧，那年我给他赶骡，骡子吃了三块钱药，不是还硬扣了我三块工钱?说什么理?势力就是理!”13
东房仍然继续“家长里短”的谈话，而西房类似于一场“诉苦大会”，使底层得以被召唤。同样是对地主阶级的控诉，王聚财的被剥削感确立于对苦难历史的回顾（他目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而西房是一帮此时此刻正被奴役着的无地之民，孕育并释放着革命的可能性。“势力就是理”，尽管小昌未能形成整体性的阶级意识，但对势与理关系的把握已具备了超克主奴结构的前提。如果说北房的对话中掺杂着对世道之变的犹疑，那么西房的革命性则是促成土地改革的先决条件。
小宝不知道小旦在北房，进财一向就在西房住，因此他就一直跑到西房里来。14
通观本节，软英的因势而“变”与小宝空间观念的“不变”造就了二人的相会，并产生了整部小说唯一一处较为细腻的情爱叙事。作家借助空间的变动与错位设置二人巧遇的场景，推动叙述进程。然而，就小宝与软英自身而言，二人只是被动卷入先在的规定性的空间格局，消极等待又无所适从，缺乏抗争的主体意识。因此，空间对个体具有了某种主导性，个体受制并服从于空间的权威与规范。总之，赵树理所描摹的乡村礼俗空间已然呈现出了某种稳固的伦理秩序甚或阶级秩序。
02 权力危机与分裂的空间想象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开展减租清债运动，毛泽东作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际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15与此同时，抗日战争也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不料就在九月初头，八路军就把下河解放了，后来听说实行减租清债，把刘家也清算了，刘锡元也死了，打发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知道安发也分了刘家一座房子，软英在九月十三没有出嫁，不过也没得退了婚。过了年，旧历正月初二，正是走娘家的时候，二姨想亲自到下河看看，就骑上驴，跟自己的丈夫往下河来。16
可以说，二姨串联起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是根据地土地政策在下河村实行状况的见证者。与下河村相映照，二姨是以上河村的“空间视角”观察“解放”前后下河村生产与生活世界的一系列变革。小说对上河村尽管着墨不多，却于比较的视野中彰显了土地改革的破竹之势。打土豪，分田地，直接受益的理所当然是破产的贫雇农，安发在斗争地主刘锡元后，获得了遮风避雨之所：
安发说：“咱连根驴毛也没有，要那有什么用?不用想那么周全吧!这比我那座透天窟窿房就强多了。” 二姨说：“这房子可真不错：那顶棚是布的呀纸的?”安发老婆说：“纸的!”
二姨说：“看人家那纸多么好?跟布一样!咱不说住，连见也没见过!”安发说：“咱庄稼人不是住这个的，顶棚上也不能钉钉子，也不能拴绳子，谷种也没处挂，只能放在窗台上!……”二姨的丈夫说：“那你还不搬回你那窟窿房子里去?”大家都哈哈哈笑起来。17
“农民参与复杂的政治组织是出于想解决经济危机这一物质动因”18，革命打破了牢固的空间区隔，使农民切身体会到空间跨越的实在感。窟窿房恶劣的居住条件与地主房的精美华丽相对比，彰显了阶级身份的悬殊，而“解放”带来的空间“领导权”的重新分配，则使农民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数千年来希冀的“翻身”梦。但是，原先地主阶级生产的“空间美学”庄稼人能否适应呢？显然，顶棚的设计与庄稼人的“实用美学”产生了隔阂与冲突，安发基于生产劳动的空间想象在新的空间格局中遭遇了危机。
在此，安发对空间的个人体验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确证了新政权力量进入乡村的合法性。然而，就“分地”这一共时性实践而言，空间权力的不均等性被再次尖锐地提出来：
安发两口、金生两口，都从南房里迎出来。
二姨问：“北房里住的是谁?”安发说：“说起来瞎生气啦，这一院，除了咱分这一座房子，其余都归了小昌。”二姨说：“他就该得着那么多?”安发说：“光这个?还有二十多亩地啦!人家的‘问题’又多，又是农会主任，该不是得的多啦?你听人家那气多粗?咱住到这个院里，一座孤房，前院都是刘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碾是人家的，磨是人家的，打谷场是人家的，饭厦和茅厕是跟人家伙着的，动脚动手离不了人家。在咱那窟窿房里，这些东西，虽然也是沾邻家的光，不过那是老邻居，就比这个入贴多了!”19
狗狗与小贵在院里的矛盾激发了安发老婆对分配不公的怨愤，在第一节未曾出现的南房在第二节初始便映入读者眼帘。南房又称倒坐房，坐南朝北，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与正房（北房）相对，“四合院中的倒座多为土房或者砖瓦房，主要是下人居住的地方，也有的用来作为圈养牲畜或储存物品之地”20。而安发一家偏居一隅，置于南房，与以北房为中心的小昌所代表的空间势力范围形成鲜明对比，就连院子这一公共活动空间也为小昌夫妇掌控。从窟窿房—地主房再至南房—北房，这一空间权力关系的交替与置换，仿佛落入了某种历史循环。同为下层贫雇农的安发与小昌，却在“翻身”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在这一进程中，某些家庭和个人在物质和标识上变得有权势，以新的权威和新的模式统治着他们的亲族和邻居。这些新的干部和他们的乡亲变成革命的代理人与受害者”21。如丹尼尔·贝尔始终警惕的：“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22这也是毛泽东反复强调“不断革命论”的现实根源。
土改时期的丈地
赵树理在《邪不压正》中更关注的即是这类“坏干部”形象。“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众，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其次是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23正如安发后来在整党大会上对小昌的客观评价：“像小昌那样，干部里边还没有几个。不过就小昌也跟刘锡元不一样。刘锡元那天生是穷人的对头，小昌却也给穷人们办过好事，像打倒刘锡元，像填平补齐，他都是实实在在出过力的，只是权大了就又蛮干起来。”24小昌毕竟不同于地主刘锡元，下河村解放前，他是彻底的无产者，因此也最容易被革命鼓舞与召唤，在聚财家的西屋，唯有他最先觉察到“势”与“理”的辩证关系。他凭借能说会道和斗地主时的出色表现在土改初期获利良多，也一跃成为乡村领导干部。然而，权力感的膨胀与小农意识谋私的物质诉求，使小昌堕落为“坏干部”的典型。尽管如此，“坏干部”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安发通过“天生”“对头”二词明确区分了小昌与刘锡元的阶级属性。“天生”表明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根基，土改力图摧毁的便是这一封建压迫结构。小昌现象是伴随着新政权成立产生的新问题，小说虽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忧虑，但处理得较为缓和，间接呼应了彼时开展的整党运动，某种程度上给予“坏干部”改造后重返革命队伍的可能。赵树理在“家”的空间转型中注入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同时透过空间异动暗示了某种政治焦虑。
如果说安发“家”的变迁演绎着一场激进的政治、经济革命故事，那么聚财家围绕着软英的婚事展开的关于“理”的辩论也侧面展示出革命变动中家庭伦理空间的分裂。相比第一节作者主要以聚财家为中心场域铺陈人物线索与情节，第二节，伴随着时势的变动，“空间”的稳固性逐渐被打破，作者以二姨的行踪联串起安发家和聚财家，而二姨由安发家再至聚财家这一看似平常的出场顺序，在逻辑上却构成严密的因果链。在聚财家，聚财和软英之所以能够“看看再说”，归根结底，是由于下河村开展了减租清债运动，斗争了地主刘锡元，刘锡元之死方才使软英的婚事暂且搁置了，而这一“土改”的背景在小说中是靠安发分房的事情自然引出的。安发分房是“土改”的必然结果，作者不仅借由这一事件插叙“斗地主”的场面，使二姨想起软英的婚事，进而驱动其前往聚财家一探究竟，而以此展现出的革命形势事实上构成了其后聚财父女抉择与行动的理据。换言之，由安发“家”所反映的时局之变是聚财父女“看看再说”的主要动因。
“唉!年轻人光看得见眼睫毛上那点事!一来就不容易弄断，二来弄断了还不知道是福是害!日本才退走四个月，还没有退够二十里，谁能保不再来?你这会惹了刘忠，到那时候刘忠还饶你?还有小旦，一面是积极分子，一面又是刘忠的人，那种人咱惹得起?他们年轻人，遇事不前后想，找出麻烦来就没戏唱了!还有，去年你大姐也跟你说过了，软英的心事在小宝身上，这我不能赞成—一则不成个规矩，再则跟上小宝，我断定她受一辈子穷。小宝那孩子，家里有甚没甚且不讲，自己没有出息，不知道为自己打算。”
“他财主不财主，我又不是缺个爹!”……“做小老婆当使女都是世界有的事，听高工作员说自己找男人越发是世界上有的事!难道世界上有的如意事没有我，倒霉事就都该我做一遍?”25
软英与聚财各自拥有一套对“世界”的认知体系与说“理”的系统，聚财的“变天”思想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经历过大清覆灭、民国危机和外敌入侵，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在赢利型经纪人的残酷掠夺下日益“内卷化”。26历史的压缩与骤变使农民惊慌失措，根植于小农经济内部，农民稳定的心理结构亦随之坍塌。尤其对于生逢乱世的聚财而言，还坚守着数十亩土地，自力更生，所以如何于变中求稳，经营好自己的“小日子”方才是应世之变的重心。聚财的理没有二诸葛阴阳八卦的怪诞，也没有旧式家长制的严苛，而是朴实的生存之理，是基于经济生活何以为续的现实之理。聚财夫妇对小宝的评判标准大相径庭：聚财老婆是以“劳动能力”为标准，而聚财则看重“能言善辩”的言说能力，因为会说的人在斗争大会中往往分得更多实际利益，从而无形中成为重要的谋生技能。聚财的“理”顺“势”而动，但总体而言，关注的是眼前之“势”。软英此时的控诉较之订婚那天的迷茫与无助，也增添了几分说理的气势。“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二十七天还能变了卦，三年工夫长着啦，刘家还能不再出点什么事？”27软英“二十七天”的煎熬换来婚约的搁浅，或许，她并未清晰意识到来自新政权“势”的决定性力量将如何改变其命运，但前一次寄希望于时间的成功“脱险”让她模糊地感受到掌握未来的合理性，并坚定了抗争的信念。李国华在谈及此处时分析道：“聚财的‘理’与软英的‘理’是不同的：前者是服‘势’，后者是循‘情’。”28需要指出的是，循“情”的背后依然是“势”的支撑，从根本上说，尽管父女二人“各有各的道理”，但都以“势”为据，只不过父亲遵从的“势”是既得利益之势，而女儿所依靠的是代表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实现阶级解放的新政权之“势”。
聚财（北屋）与软英（东屋）本身统一的伦理空间裂变成两股“理”的势力，相互对峙。因无法达成妥协，双方只好“看看再说”。
03 “开门整党”与重建“说理的地方”
软英的婚姻问题虽在时势变幻中一再延宕，但随着日军投降，土地改革深入开展，愈来愈显影出积极的面向，而彼时的聚财却又平添了一份“心病”：在把持基层政权的“坏干部”小昌“统治”下，他被错划为“封建”，成为人民斗争的对象，使他“想再‘看看’也不能”。
小说第三节呈现出“布置斗争会”与“群众大会”的场面，当土改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下河村之际，所有人都被卷入这场事关自身命运的浪潮之中，同时从封闭、禁锢的私人空间走向敞开的、集体化的公共空间。赵树理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凸显问题意识的转移—从地主/农民尖锐的阶级矛盾转到村级干部的劣变与腐化上，绵密、细腻地把握并书写了乡土社会“空间”转型背后幽隐的形式结构。相较前两节对院落空间内部场景的具体刻画与功能安排，第三节指向公共空间的“会议”显然失去了特定场所、位置的依托。作者“去空间化”的处理是不是表征着下河村正处于一种失序状态？29巧合的是，二姨上河村的“空间视角”亦在此缺席，小说仿佛留下了一个形式“缺口”，空间意义上的“断裂”与其说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文学建构，毋宁说是社会、历史因素的变动烙印出了颇富症候性的文本“形式”。失序就领导核心而言，发生于元孩和小昌正/反两股力量的对峙与博弈，终因“小昌是农会主任，说话有力量”30宣告了“会”的强权性与无理性，就群众而言，“村里群众早有经验，知道已经是布置好了的，来大会上提出不过是个样子，因此都等着积极分子提，自己都不说话”31。看似有序的会场，却因权势威慑，使群众丧失了在公共空间自由言说的效力，进一步加剧了基层政权的“非民主化”。当然，亦可将作者暗示的失序理解为某种改造与修复的可能，它还未固化成像地主支配下的森严的等级秩序，亟须在人民内部进行调整、规划。
在赵树理的观念里，“秩序”的重建需要国家、基层和群众三方力量的互动与结合，尤其在基层出现治理困境时，国家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危机的克服，并保障了村政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转。当工作团进驻下河村布置整党工作，先前精密、细致的空间格局（东、西、南、北屋）再次映入眼帘：
自从整党以来，村支部就在上年没收刘家那座前院里东房开会。这座院子，南房里住的是工作团，东房里是支部开整党会的地方，西房是农会办公的地方。到了叫软英这一天，整党抽补都快到结束时候，西房里是农会委员会开会计划调剂房子，东房里是支部开会研究党员与群众几个不一致的意见。32
由私变公，居住空间在新旧政权的更替中被赋予了显豁的政治文化内涵，并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工作团的到来不仅旨在协助贫农团进一步摧毁乡间残存的封建势力，更致力于纠左、纠偏，对“利用政治地位为非作恶、侵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及干部”33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教育，以整顿党风，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有意味的是，东、西、南屋清楚地彰显了现代行政空间的职能划分：代表群众组织的西房“农会”，代表科层组织的东房“村支部”以及国家代理人“工作队”，它们各司其职，彼此监督与制约。34失序的下河村经由工作队对基层权力重组与统合，重新焕发生机。这里，“南房里住的是工作团”，亦尽显深意。《邪不压正》较之于同一年发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35前瞻性得以凸现，不光通过空间展示变更中的权力与秩序，也开启了“反物质主义”的叙述先例。南房较为简陋的住宿条件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工作团唯有切身体验农民生活的不易，方能洞悉土改的历史紧迫性与必要性，同时，农民也从工作团艰苦朴素的作风中强化了对新政权的认同感。“这种让农民能看到和感觉到的平等，正是最能赢得他们的心的行动。”36再看整党会的布置：
这天的整党会挪在院里开，北房门关着，正中间挂着共产党党旗和毛主席像，下面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工作团的同志们坐在阶台上，区长和高工作员也在内，元孩站在桌子后当主席，阶台下前面坐的是十七个党员，软英和小宝虽不是党员，因为是支部叫来的，也坐在前面，后面便是参观的群众。37
赵树理在农村打场
值得注意的是北房“挂着共产党党旗和毛主席像”，它不像东房、西房、南房直接承担政权组织的具体职能，而是一种整合性的力量，象征着革命新秩序在乡土社会的扎根。整党会召开的地点“院里”，可视为向群众开放的民主的政治空间，阶台上/下（工作团—十七个党员），座次前/后（群众代表—旁听群众），其空间形态，井然有序。工作团践行了“开门整党”的理念与方法。所谓“开门整党”就是“让党外群众介入整党工作并担负对党员进行审查评议之责”。38“斗争会”之所以发生群众“失语”的问题，或可责之于群众民主意识淡薄，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群众言说空间被“坏干部”压制了，因而开门整党实质上是动员群众成为运动主体，调动、发挥群众参政议政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民主建政的理论构想落实到鲜活的实践中。
鉴于土改初期奉行“贫雇农路线和阶级路线”，在群众和贫雇农之间甚至可以直接画等号，如黄道炫指出的：“抛弃占人口相对多数，且对中共抱有较深感情的中农尤其是新中农，单纯强调贫农领导，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群众运动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反映普泛的农民的心声。”39整党“开门”的对象是党外群众，不论贫雇农还是中农，都被中共创制的这一平等、民主的群众政治空间所吸纳与团结。《邪不压正》采取的恰恰是聚财的“中农”视角。聚财是“辛苦耕作”、“勤劳生产”、自给自足的老中农，他并不具备受惠于共产党土地政策在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新中农的“革命感情”，因之，聚财的情感、心理经历了一个递变的复杂过程。从“太欺人呀”“看看再说”“想再‘看看’也不能”到“这真是个说理地方！”，从寄希望于时间的无所适从的消极等待到最终确证了“说理”空间的合法性，“开门”整党为王聚财“宣泄怨气”“散开郁结”打开了渠道。小说中，聚财对“前院”态度的转变虽着墨不多，但足以显示“开门”之于农民“翻心”的深远意义。“‘翻心’是个体‘觉悟’的状态，即获得所谓‘主人翁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获得，实际意味着世界观的转变，即个体在意识层面走出（消极意味的）‘命运’而进入（积极意味的）‘历史’。”40
聚财由于担心软英得罪人去后院找安发，他“一不是农会委员，二不是党员，三则支部里、农会里也没有人叫过他，因此他不到前院来，只到后院找安发，准备叫安发替他打听打听”41，“前院”对于聚财来说，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的政治世界，在他的认知体系中，“公所重地，闲人免进”42，自己始终是被排斥在外的，之前被斗争的经历也使他夹杂着些许惶恐的情绪。当听到前院争吵起来，聚财让安发前去打探，“安发说：‘咱们都去看看吧！’聚财说：‘我也能去？’安发说：‘可以！这几天开整党会，去看的人多啦！’”43“开门”整党打破了民国以来人民通往政治的藩篱，一句“我也能去？”，聚财的讶异标志着其世界观、伦理观开始发生动摇，这是“翻心”的前提。整党会议上，聚财既是旁观者亦是当事人，他谨慎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在元孩的指挥下，软英、小宝依次发言，欲加辩驳的小昌立马被阻止，让聚财感叹“这个会倒有点规矩”44，群众享有了平等的话语权，是被组织起来的有阶级觉悟和言说能力的政治主体。尤其是聚财目睹小旦道出了逼婚的原委，瞬间平复了积压已久的“愤懑”，“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小旦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45“前院”在聚财眼中变成了“说理的地方”，这不仅指涉一个实在的地理空间，交织着传统农民对新政权的想象和情感认同，而且喻示着以聚财为首的占据农民大多数的“中农”对土改的历史评价。“翻心”在“说理”的层面实现了农民与革命政权价值的统一。然而，中共的“开门”整党，包括土改的总目标皆建筑于“斗争”逻辑之上，使愈来愈多的农民产生超克“主奴关系”的自觉，关于这一点，赵树理尽管在软英、小宝的“新人实事”中指明了革命的动力源泉，但“中农视角”和“说理的地方”势必又流露出作者眼中聚财“翻心”的限度。这一限度首先反映在“中农视角”所包孕的“理性小农”的生存伦理对中共“翻身”理想的质疑，他们惧怕“斗争”对生产秩序和劳动成果的“破坏”；其次，“地方”的限定词“这”又暗示了说理空间的“区域性”和“特殊性”，离开了“这”（工作团“势”的保障），农民是否能够“说理”，或以何种方式继续“说理”？借由聚财之口，赵树理思索的正是实行民主建政所面临的普遍性难题，这背后必然指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唯有将“这”去地域化，农民方可将一套地方性的知识上升为对普遍性革命/国家真理的体认。
04 结语
“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的干部”46，这不仅是丁玲看完赵树理秧歌剧《娃娃病了怎么办》之后的个人观感，更代表了彼时延安知识界的普遍看法。然而，更进一步，如果失去了文学性、艺术性的支撑，赵树理何以成为方向性的人物？因此，结合《邪不压正》这部完成度较高的作品，可以发现，小说所蕴含的诸种命题，无论是“算账”还是“讲理”，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场域。空间决定于社会结构，同时亦不断生产着新的权力话语与政治想象。要言之，《邪不压正》精密性的写作得益于多重空间有序地交织。作家对空间的编码与设计是文本“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文学性与社会政治都含蕴于空间的复杂网络中，二者相得益彰，书写着契合于民族形式的“另一种别样的现代”。
1947年赵树理与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荒煤（左）、于黑丁（右）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的合影
回到小说标题“邪不压正”，基于正/邪之分的传统道德评价机制使土改这一宏大的历史命题最终内化为“理”的复归，由此，新政权对乡村的建设与改造不唯强调新与旧的冲突，更是一种契合于乡土中国内在肌理的秩序重建。就其本质而言，重建在于创造出崭新的社会政治空间，从而赋权于民。对应罗岗三重时间47的论述，赵树理将时间带来的变化（也就是“革命”）落实到空间上（“革命”怎样落地）。随着时间推移，中共对乡土社会的渗入，传统民居内部等级分明的礼俗秩序被打破，反映于《邪不压正》，作家不仅呈现出印刻于东/西/南/北屋之上的地主—农民空间权力的转移与更替，以及土改的推行在人民内部空间领导权上所表征出的权力危机及其解决，同时亦凸显了以居住空间为基点的革命政治与农民日常生活的融合。这种“时空观”所揭示的，正是革命如何穿透民国逻辑支配下的乡里空间，重新处理与传统乡村共同体之间关联的问题。
注释
1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
2 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周扬一语道破《李有才板话》凸显的空间意识与鲜明的阶级属性：“从西到东一道斜坡不正是农村中阶级的明显的区分吗？”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3 阎云翔：《从南北炕到“单元房”—黑龙江农村的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中国乡村研究》2003年第1期。
4 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
5 罗岗：《回到“事情”本身：重读〈邪不压正〉》，《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6 同上。
7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80—281页。
8 夏玉珍、刘小峰：《费孝通与“熟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22日。
9 夏文杰：《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10 田毅：《山西传统民居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17页。
11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81页。
12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84—285页。
13 同上，第286页。
14 同上，第288页。
15 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
16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90页。
17 同上，第290—291页。
18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19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90、295页。
20 田毅：《山西传统民居地理研究》，第118页。
21 Gregory A.Ruf, Cadres andKin: Making a Socialist Village in WestChina,1921-199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8, p. 66.转引自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页。
22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23 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71页。
24 赵树理：《邪不压正》，同上书，第313页。
25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98—299页。
26 这是杜赞奇对中国农村近代以来变化的概括说明。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7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00页。
28 李国华：《农民说理的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29 这一观点受到娄燕京的《“反正账是由人家算啦！”—〈邪不压正〉中的“算账”及其他》（未刊稿）的启发。
30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05页。
31 同上。
32 同上，第310—311页。
33 周恩来：《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1948年2月22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页。
34 参见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9页。
35 之前已有研究者在和新中国成立前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对比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土改文艺，譬如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外来党政干部在农村处理各项事务的工作地由原先的地主大院转变为农民简陋的房屋（“破炕席”的隐喻），以此凸显中共的群众路线。参见张玉贞：《空间中的“政治”—“土改小说”再解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而实质上赵树理在1949年以前写就的《邪不压正》中已然通过“南房住着工作团”暗示了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一切为民的工作作风，只不过作者的书写比较隐蔽，读取其中的文化政治内涵需熟悉山西传统民居的空间地理，但这正也显现出赵树理小说的乡土本色。
36 张玉贞：《空间中的“政治”—“土改小说”再解读》。
37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14页。
38 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第293页。
39 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9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40 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41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11页。
42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同上书，第7页。
43 赵树理：《邪不压正》，同上书，第314页。
44 同上，第315页。
45 同上，第317页。
46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47 罗岗总结出《邪不压正》中反复出现的“三种纪年”方式（即农历纪年、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农历联结着传统的“礼俗社会”，而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是区分于“农历”的现代纪年方式，二者相异的是民国纪年暗含着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崩溃的根源，公元纪年代表着一种革命的力量对乡土世界的重建与改造。三种时间的背后是三种力量的交织、冲突与融合，在此，时间构成了乡土社会遭遇现代转型的重要征兆。参见罗岗：《回到“事情”本身：重读〈邪不压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