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0年,乌兰牧骑的队员在表演挤奶舞。(资料图片)

　　1957年5月初，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基层文化工作试点的决定。文化局派出工作组深入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右旗、正蓝旗、正镶白旗等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通过广泛听取农牧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工作组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内蒙古牧区及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居民点极其分散，要使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支组织精悍、装备轻便、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文化直接送到广大农牧民身边。乌兰夫认为这个思路比较好，建议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向全自治区推广。后来，这种基层文化工作队被命名为“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蒙语“乌兰”为红色，指代革命的、社会主义，“牧骑”则译为“树枝上的嫩芽”。第一支乌兰牧骑诞生于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苏尼特右旗，是一支仅有9人、两辆勒勒车、四件乐器的小队伍，。被农牧民亲切地称为“玛奈（我们的）乌兰牧骑”，乌兰牧骑队员则被唤作“玛奈呼和德”，即“我们的孩子”。他们按照牧区四季牧场，经常活动在牧民定居点上。“乌兰牧骑”的说唱艺人、歌舞演员和宣传人员，追随着牧民的行踪，赶着马车，携带着收音机、幻灯片、民族乐器、民族歌舞服装和图书画报等，把蒙古族牧民喜爱的文化艺术送到蒙古包里。

　　1964年11月，自治区文化局从全区各地乌兰牧骑队伍中选拔出16位优秀队员组成了乌兰牧骑代表队，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新华社记者在当时的《光明日报》如是记录了当时乌兰牧骑的演出场景

　　“我们是文化轻骑兵，一颗红心为牧民，穿过沙漠跨草原，高举红旗向前进……”，这个红色文化队的全部十二名演员背起行李、道具，迈着雄健的步伐走上舞台，合唱了这首雄壮的文化轻骑队之歌。“乌兰牧骑”代表队今晚演出的歌舞、表演唱、“好来宝”、诗朗诵和小歌剧等风格多样的节目，所反映的全是内蒙古草原和农村现实斗争生活的新题材。小歌剧《团结桥畔》，表现了蒙古族和汉族人民齐心合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动人情景。舞台上，一位蒙古族老大娘听说前来帮助修理柴油机的汉族女社员张桂兰受了重伤，心如油煎，立即动员全队牧民为她输血；大娘的媳妇不顾啼哭着的爱女，先给桂兰的孩子喂奶……，这些情节生动细腻地描绘了蒙古、汉族姐妹兄弟在共同斗争中凝成的阶级情谊。舞蹈《好社员》、表演唱《请帖》等节目，突出地表现了蒙古族牧民热爱集体羊群和见荣誉就让的高尚风格。《歌唱梁万生》，热情赞颂了昭乌达盟一位著名的老英雄，带领社员艰苦奋斗征服自然的事迹。这些节目都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盛满奶酒的花碗啊，凝结着牧民的心意，飞向美丽的北京，献给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亲切真挚的歌声中，一位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姑娘，头顶六只花碗，随着欢快的音乐旋律，矫健地旋转飞舞，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这个节目在观众热烈掌声的要求下，重演了两次。在“乌兰牧骑”里成长起来的朝鲜族贫农出身的姑娘宋正玉，自编自演了这个蒙古族《顶碗舞》，这是她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燥热炙人的沙窝子里和排练场上，起早贪黑苦练出来的。

　　在内蒙古各地的“乌兰牧骑”内，有很多象宋正玉这样为广大牧民而勤学苦练的演员，现在他们不仅有着充沛的革命热情，而且也练出了一专多能的硬本领。

　　周恩来在内蒙古文化局干部的陪同下，观看了这次演出。他不仅边看边询问乌兰牧骑的情况，还为每个节目热情鼓掌，称乌兰牧骑是一面值得大家学习的文艺界红旗。在接见乌兰牧骑进京演出代表队时，周恩来谈到“乌兰牧骑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你们要走向全国，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把毛泽东思想和乌兰牧骑精神带到全国去。”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文化部开始着手筹备乌兰牧骑全国巡回演出的各项准备工作。

　　1965年5月至12月，乌兰牧骑开始了人们盼望已久的全国巡回演出。内蒙古三支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和革命老区，满怀激情地为各民族群众送歌献舞，受到各级党政领导、广大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三支乌兰牧骑代表队走遍了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历时七个半月，总行程十余万公里，共演出六百多场，宣讲三十多场，观众上百万人次。

　　乌兰牧骑在延安的枣园、杨家岭为当地干部群众演出蒙古族歌舞的同时，还特意演唱了《南泥湾》《草原儿女爱延安》等革命歌曲，受到热烈欢迎；乌兰牧骑来到大寨，在虎头山上为修建梯田的社员们演出，演出结束后同社员们一起劳动，一块吃玉米饼子和咸菜；乌兰牧骑来到大庆油田，在茫茫荒原的井架下为石油工人演出，“铁人”王进喜在队员们的笔记本上题词，鼓励乌兰牧骑继续艰苦奋斗，永远为工农兵服务……这次乌兰牧骑巡回演出，在全国影响很大，特别是乌兰牧骑坚持深入基层，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奉献精神，更是影响了各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以乌兰牧骑为榜样，纷纷组队到基层群众中热情服务。当时的中央歌舞团舞蹈演员资华筠在看过乌兰牧骑的演出后，如是说道“现在从“乌兰牧骑”代表队的演出中，我看见了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活样板，懂得了怎样作才算是真正地而不是口头上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从而找到了自己根本性的差距。只有像他们那样真心地、无条件地送上门去演出—哪里最偏僻、最困难，就首先到哪里去送歌献舞，并长期在群众中扎根，才是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向他们学习，必须首先从这一条学起。”

　　1965年12月，乌兰牧骑全国巡回演出结束。三支代表队回到北京前，周恩来就指示文化部要留下三支代表队在北京休整活动一段时间，并且要求安排好队员们的参观学习和生活食宿。在同代表队共进晚餐中，周恩来说道“你们这次是示范演出，回去要休整几个月，继续到全国各地去，可以分期分批去，每年出来一次，带动全国的文工团……你们在全国演出了，了不起。不要骄傲，不要进了城市，忘了农村，要不忘过去，不忘农村，更不忘你们的牧场……文艺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你们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你们还要提高。”

　　事实上，乌兰牧骑的“文化革命”精神也却如周恩来所寄托的那样，在广袤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根发芽。1965年，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同志们，学习了“乌兰牧骑”的精神，已组成十五人的轻骑队，于春节前出发奔赴祖国最边远的矿区，作为期三个月的演出。　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在学习“乌兰牧骑”的全心全意为牧民服务的精神，于1月5日成立了一个“小小演出队”，加紧排练新节目，克服了许多困难。因为他们原是话剧团，对歌舞、曲艺等形式都不熟练，便分头到杂技团去学魔术表演，到曲艺团去学说快板，到民族歌舞团去学舞蹈……。通过积极地写台本、排节目、练乐器，终于排练出了一组适合儿童观众观看的小节目、中央戏剧学院一、二年级民族班学员排练了一组歌舞节目，到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和朝阳区长营等人民公社，为农民作慰问演出、北京的戏曲团体，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的一组小戏《柜台》《红色联络站》送到京郊部队、长辛店机车厂、石景山发电厂等处去演出。他们新排的大型评剧《四季长青》，也送到郊区为农民演出，听取农民的意见，以便再度加工。北京曲艺团分成两个演出队，一队带曲剧《一家人》《红花向阳》到解放军某部，一队带曲艺节目到郊区工厂以及部队等处去演出、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送到石景山钢铁厂、政治学院等大中院校为职工、学生演出、北京实验京剧团新排的一组折子戏《红管家》《送肥记》《六号门》（“卖子”一折），送到永定区工厂等处演出。北京京剧二团的《红围裙》《红嫂》《箭杆河边》送往北京汽车制造厂演出。北京青年河北梆子剧团的《红灯记》送往北京修造厂、琉璃河水泥厂、木城涧矿区去演出。新燕京剧团的《节振国》《六号门》送到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处演出……

　　也正是在这种“经风雨、见世面”的“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剧院与露天、演出与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轰然倒塌。我们也不难发现的是，“乌兰牧骑”的意义也从一开始的内蒙古草原上的那支文艺轻骑兵扩大为一切文化革命的先锋。他们或是学生、或是部队的军人，或者是专业院校出身，也或者是半路出家的文艺爱好者。尽管他们的演出资料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尽管当代没有一部戏剧史能够详实客观地介绍过他们，但在每一段翻山越岭，在每一处乡村田野，在每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笑脸上。他们不是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契诃夫、阿瑟·米勒，可恰恰也正是这些历史上的“边缘人”——这些不曾留下痕迹的文艺先锋们弥补了戏剧史的空白，以行动呼唤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应有之义，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去介绍和怀念历史上的乌兰牧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