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灵枢》两部分，共计18卷、162篇。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它是经过许多医家搜集、整理、综合而成的，也包括了东汉、隋唐时期某些医家的修订与补充。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全面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疾病预防等。特别是体现了人体本身以及人体与自然环境之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器官各有不同功能，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某部分发生病变，可以影响到整个身体或其他器官，而全身状况又可以影响到局部的病理变化。同时，人体与一定的外界环境又有联系，如与四时季节之变化、地理水土、社会生活、思想情绪等，人体是与外界环境相感应的。这一整体观念是《黄帝内经》在中国传统医学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也是该书的基本精华之一。

一  人与外界自然的整体观

​　　《黄帝内经》在总结古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天相应”的论断，认为四时气候之变化、地理环境之变化，都会影响到人体健康。指出：四时气候变化的正常规律应该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人体在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也就有春夏阳气发泄，气血容易趋向于表，表现为皮肤疏泄、多汗少溺等现象。也就是说天气寒温发生变化，人的生理反应也就不同。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直接影响人体健康。《灵枢·岁露论》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在临床上一些季节性多发病，时令性流行病以及某些慢性病，在气候剧烈变化或节气变换时发作或增剧，都说明了疾病之发生与自然界气候有密切关系。

　　同时，人体健康也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索问·异法方宜论》说：“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

　　《黄帝内经》在人与自然的整体观上，还特别强调了人与自然这种辩证关系，使之上升到理论上的高度。指出：一方面自然对人有决定性和制约性。《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灵枢·五癃津液别篇》又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又有适应性和能动性。《素问·四器调神大论》中说：“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素问·遗篇刺法论》又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上古天真论》也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而且人还可以由“法则天地，逆从阴阳”进而“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这种人与自然的整体观肯定了人战胜疾病的能动作用以及预防为主的思想。为病因学和预防医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人体内部的整体观

​　　人体结构各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属、互为联系的，表现在生理、病理、脏腑、经络各方面，从内部脏腑到体表毫毛，通过经络联系成为统一的整体。

　　《黄帝内经》认为：脏腑间有其特定的络属关系，它们在体表有不同的开窍，如心合小肠主血脉，开窍于舌；肺合大肠主皮毛，开窍于鼻；脾合胃，主肌肉、四肢，其荣在唇；肝合胆，主筋，开窍于目；肾合膀胱，开窍于耳等。《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说，五脏六腑等十二官是一个统一整体，不得相失。《灵枢·本神篇》具体地说“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灵枢·本脏篇》又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色、魂魄者也。”还特别指出了人体的局部可以影响全身，体表能够反映内脏，强调了心脏的主导作用。《灵枢·邪科篇》便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因此可以看出，局部与整体是辩证的关系，双方相互影响与制约。若一个器官有病就会影响其他器官，甚至会影响周身健康；而整个机体的盛衰，亦将影响局部的病变。因此在论治中必须将全身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看待，要做到纵观全局。

　　此外，《黄帝内经》还指出了判断内部状况（生理、病理）还可以通过外部信息，即色、脉、声、形，这也构成了望、闻、问、切诊断学的主要内容。所以可以说，没有人体学上的整体观，就没有诊断学的“四诊合参”。    《黄帝内经》通过五脏六腑、十二经络，气血、毛发等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治疗，且提出的“脏腑经络学说”则成为了中医辩证施治的思想基础。

三  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  

　　《黄帝内经》对形神关系，如说：“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六节脏象论）》，反映了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同时“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本胜篇》）反映了情志对机体的调节功能。因此，正常的情志可以调节生理，异常的情志可以损害生理。《素问·阴阳应象六论》指出了，喜怒惊忧恐皆可损伤人体，喜伤心，悲伤肺，恐伤肾。《灵枢经》也说：“忧愁恐惧则伤心”“忧恐愤怒则伤气”。这些理论的提出，对中医病因学，心理卫生学、精神治疗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 

　　《黄帝内经》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如《素问·疏五过论》说“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又说：“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可见，社会地位之变化，势必引起情志的变化，最终影响到人体健康。先贵后贱，先荣后枯，先喜后忧，先甜后苦，必然在心里受到打击，因而造成精神内伤，甚至夭折寿命。因此，有些没落人士，常常是“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征四失论》便说：“不适贫富贵贱之居.……不别人之勇怯”，“治之失也”。因此，《黄帝内经》特别强调“和喜怒而安居处”保持心理上的健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这一精辟的论断也成为古人健康长寿的秘诀，也是古代养生学的重要经验总结。

　　可见，某些社会因素在人体生命健康、发病和治疗领域中具有一定作用。疾病的多发性和社会条件有关系，疗效也不总是纯技术问题，这都是属于医学社会学的合理内容的。《黄帝内经》的有关医学心理学和医学社会学的这些合理论述，茁成为祖国医学的宝贵财富之一。

　　《黄帝内经》一书所阐述的整体观念能在秦汉时期便提出，其科学价值不可低估。这一整体观念理论现已成为中医学中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并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古代医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