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的兴衰起落决定着科研与学科的起落兴衰。中国语言研究的发展亦符合这一规律。

　　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语言研究古代与现代的分水岭。中国的古代语言学从研究对象上来说是“汉字”而非“汉语”，由而生发出了“小学”(音韵、文字、训诂);从研究指向上来说是为了阐释经典，实用性明显。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社会结构和语言文字特点所决定的。明末，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拉开了国人重新审视世界以及“他者与自我”的序幕;清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凿开了国人世界观“从天下到万国”的突破。包括现代语言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就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强国富民”的历史洪流中开启了追赶之路。

　　“追赶”是求索艰辛的。首先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公理世界观对于以儒学及其价值为基础的天理世界观的替换”;随着这一替换而开启的，是传统“小学”强势格局的打破与现代语言学体系的引进和建立，既破又立的难度可想而知。

　　“追赶”又是生机勃勃的。首先是国际先进的语言学流派、理论、方法、范式的介绍，结构主义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音学、语义学、形式句法、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一系列新学科、新方向得以建立成长;随着这些新方向而形成的，是一支时不我待的语言学研究梯队，马建忠、章太炎、陈望道、赵元任、方光焘、罗常培、王力、魏建功、李方桂、吕叔湘、丁声树、许国璋、胡裕树、朱德熙、吴宗济、李荣、桂诗春等一代代语言学者的名字与成就，印刻在了中国语言学史的丰碑上。

　　时间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在鸦片战争18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综合实力极大提升，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与此相伴随的，是国人自信心的回归、中国与世界关系认知的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构建起了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国的语言研究进入了世界眼光与中国情怀的新一轮交汇期。

　　世界眼光，就是要把中国(语言)放在世界(语言)地图上端详，“从世界来看中国”。首先是扩展语言研究视界的范围。聚焦汉语或汉藏语系语言而对其他世界语言无甚研究，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的短板之一;未来的中国语言研究急需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世界，探究更多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更多国家的语言生活状况。《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和正在谋划的《万国语言志》已然走在了前列。其次是着眼国际语言研究前沿性，从追赶者向并跑者甚至引领者转换。近些年在历史语言学、计量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文献语言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方向都产出了一些国际上领先的研究成果，随着“新文科”建设和交叉学科趋势的提速，相信会有更多引领性成果产出。再次是为国际语言学界提供中国语言理论和方法供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语言研究几乎都是处在“学徒状态”，一直是在吸收、借鉴和内化，当下的中国语言研究需要考虑能为国际学界提供什么，增强供给侧比例是内外环境的共同需求。比如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语言生活研究就引起了国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合作和借鉴。最后将语言研究的理论成果转化为行动实践，积极参与全球语言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语言来通信、通事、通心，另一方面也需要全球语言治理来添瓦助力，比如语言文字国际标准的制定问题。

　　中国情怀，就是要立足中国语言、中国语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首要是回归中国语言和语言生活本身来观察和描写。《马氏文通》开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先河，也开启了套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描写中国语言现象的先河。彼时的先进变为了此时的诟病，这也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近些年，在语法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民族语言研究、语言社会研究等多个面向都出现了本源回归的走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倡跳出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基于中国语言事实和中国语言国情来创设术语、重新描写，摆脱印欧语眼光的理念深入人心。其次是基于中国语言和语言生活事实来归纳总结、建构理论。观察与描写是解释的基础，中国语言和中国语情的视点回归必然带来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中国创新。比如语法研究方面，沈家煊提出了“名动包含”模式、“对言语法”体系、汉语是“用法包含语法，语法属于用法”等理论创见;语言社会研究方面，李宇明为代表的“语言生活派”已发展成为跟国际上的“语言管理”学派、“语言政治”学派、“语言民族志”学派并驾齐驱的研究流派。三是解决汉语研究的知识问题和中国发展的社会问题。任何研究都有两大目标，即增益人类知识和解决社会问题。在知识层面，中国语言研究通过对中国语言和世界语言的研究来深化人类对语言的理解和认知，既注重共性亦注重特色;在实践层面，中国语言研究要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强国富民贡献力量。比如文献语言研究让今人读懂经典、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国家治理的良策;病理语言研究为各类语言疾病排忧解难;语言扶贫研究助力扶贫和减贫事业，应急语言研究则助力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在的历史社会语境。这就需要一方面尊重中国的深层结构、哲学体系、学术传统和现实国情，另一方面增强国际视野、学术前沿、基础建构和对外开放。

　　在这个世界体系深刻调整变化的新时代，中国学术、中国语言研究需把握大势、深刻思考，深化对“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共性与特色”的辩证分析。期待中国语言研究能树立自信、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和学术体系，进而走好新时代的创新之路，并在最终增强学术、服务国家。

　　(作者：王春辉，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