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摩罗先生在他新近的一次有关《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讲座中谈到他本人这些年长期从事中国文化战略的研究，目的就是想帮助中国摆脱对他民族的盲目崇拜，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自立起来。以下是独家网基于摩罗先生的讲座，整理出来的核心内容。

　　“中国文化战略研究”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个新课题，甚至是边缘课题，并不被广大学者普遍重视。然而环顾国际形势，尤其如美国，早已把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作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可惜在我国学术圈，学者们并没有对此话题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即便是研究此课题的学者侧重点也各有不同。然而殊途同归，大家谈文化战略的最终诉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我们中华文化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社会、精神生活的支撑体系。

　　文化的话语权

　　摩罗指出放眼中国社会，随处可见崇洋媚外。这种现象暴露了中国当代精神面貌中过度自卑且蔑视自己文化的危机。

　　为什么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会瞧不起赖以生存的本族文化，反而钦羡不一定适合自己且陌生的西方文化呢?他分析这是因为文化背后存在话语权问题。

　　话语权界定文化雅俗、好坏。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有资格规定什么样的文化更“优等”。话语权由何而来?摩罗认为军事权力、政治权力以及经济权力，共同决定了文化的话语权。

　　摩罗提到，当下中国人对西方品牌近乎狂热。虽然这些西方品牌的商品90%以上都由中国加工生产，可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宁愿多花钱漂洋过海去美国、欧洲购买，也不买同一加工厂生产的中国品牌商品。

　　又如，当代中国学人阅读英文翻译的作品甚至比中文原创要多。摩罗认为这是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现象，并承认自己就是如此。他指出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文化霸权。

　　中国人崇尚西方，并不是因为欧美文明伟大而热爱他们的文明。不然为何不热爱非洲、南美洲的文明?它们都是很伟大的文明。西方品牌的光芒实际依托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我们当下崇尚的异域文化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来自于侵略过我们的国家。然而对于那些从未侵犯过我们的民族，例如非洲，对他们的文化，绝大多数国人是根本不稀罕的。所以，与其说是西方文明，不如说是文化之下隐藏的暴力震慑了我们，才有了当下中国崇洋媚外的倾向。

　　文化战略问题的历史背景

　　西方铁骑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整个世界都屠杀了一遍。全世界也就心甘情愿臣服于这种暴力。而这种现象反应了我们人性中畸形、自贱的一面。西方血淋淋刀剑下的幸存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跟着西方走。即便在宗教或政治上跟西方不一致的民族，但其文化观念，骨子里还是在跟着西方走，例如伊斯兰世界。

　　上世纪，西方用枪支炮弹强行炸开中国大门。随之涌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一开始相互抵触，然而之后谁占上风就取决于谁更野蛮。为了标榜自己文化的正统性，西方刻意侮辱中国文化，给中国人扣上“国民劣根性”的帽子。当时的知识分子主动归顺于这种侮辱，几近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讨伐中华文化。这种中国知识界主观不自信，对自己文化刻意污蔑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主流。

　　摩罗强调，胡适、鲁迅对于中国的批判已经不再适用当下的中国。文化像历史一样需要建构。建构的意义就在于保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捍卫自己的国家，不为外族欺凌蹂躏，免于被消灭的危险。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并解释这并非感性而是理性的认识。他认为没有任何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坚韧顽强，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在走过近代的劫难之后，精神上留下了这种自甘为奴的不健康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要慢慢改，民族精神是可再造的，需积极乐观看待这个问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浩荡延续至今，毅然庄严地挺立于东方。中华文明没有倒下，将来也不会匍匐于任何它民族之下。

　　中国封建与希腊封建之对比

　　谈及西方人成天标榜的“民主”需要上溯回古希腊。古希腊在创造了最大的奴隶制度的同时，也创造了统治者内部分赃的民主制度，即今天我们耳边已泛滥成灾，美国入侵伊拉克、阿富汗时打着的旗号“民主”。古希腊当时的国家制度绝非民主制度，而是奴隶制度。所谓的民主制度只是在统治者内部实施。关于现在的欧洲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继承人也不过是一种建构，并非事实。是西方出于自己文化正统性的考虑而建立的一种虚构。

　　在西方标榜的发达、文明的近代，他们更是创建了比古希腊更为黑暗、更为庞大的奴隶制。西方侵入美洲时，最大的奴隶主拥有十一万个印第安奴隶。十一万印第安奴隶的劳动成果全归一个奴隶主所有。这种种族、国家是没有理由不变强大的。

　　那么之后西方国家的奴隶制度是怎么结束的?事实他们的奴隶制度根本没有结束。西方国家把自己原有的奴隶培养成平民，来共同奴役全世界的人民。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所谓的国际规则，以一种不平等但却隐蔽的方式输送往西方。而这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奴隶制度。它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

　　古代中国夏商周三代，有奴隶，但没有奴隶制度。奴隶只是补充性角色，并非主流。中国主流制度从来都是依靠自耕农。古代中国，部落之间的相互征服出现了战俘。人们发现战俘的劳动力价值后，就产生了奴隶——当时称作奴婢。和古希腊一样，古中国的奴婢地位也很低，低于普通老百姓，但依然是人，不能随便杀。 据历史记载，西汉王莽做官时，儿子发脾气杀了一个奴婢。王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认为自己家里发生这样的事，大逆不道，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这一历史记载说明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随便杀奴婢的。

　　中国古代社会对人性极为尊重，可以算是真正的人本社会。古代中国社会追求的是全体成员共谋发展，共谋生存。所有人相互关爱，讲究义气。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模式是家族制度。例如在一个家族里奶孩子是所有母亲共同的责任。奶水多的母亲有责任哺育奶水不足的孩子。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这一具有共产主义的特征的社会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每一个成员的生存。

　　古希腊说权利、民主时，是把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排斥在外的。亚里士多德——一位真正服务于奴隶的大学者，他就专门论述，在古希腊奴隶不被当作人看，只是工具而已，可以随意买卖、赠送。而古代封建中国所说的“民”是把所有底层百姓、奴婢都涵盖的。由此看来，和西方民众相比，中国百姓在古代社会享有的地位是高出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