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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辑《毛泽东选集》”和开展三大运动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这是第四、五章原文的一部分。长子的牺牲和《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对建国以后的毛泽东的历史来说，无疑是两件极有意义的大事。
第一节 毛岸英烈士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
毛泽东和 毛岸英 在王家坪的合影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
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一月二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
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④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
当时，听完彭德怀的汇报，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毛泽东宽慰他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第二节 编辑《毛泽东选集》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二月底、三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
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发稿，到六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
不久，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毛泽东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一九五0年六月，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再一次推迟。 现在，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继续编《毛选》了。
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⑧，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搞了一个土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其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致陈伯达、田家英：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其二，三月十五日致田家英：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其三，四月一日致田家英：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其四，四月七日致田家英：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其五，四月十六日致田家英：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一九五0年七月，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选》编辑工作。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
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十月十二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田家英作了一个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一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愈之②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
胡愈之在会上讲话中也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 ⑤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为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但也有例外，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第四卷的情况，将在后面说到。
第三节 国内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
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第四节 批评电影《武训传》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毛泽东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泽东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到一九五二年秋，这场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中学教师的百分之七十五，参加了学习。这对他们转变立场，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生过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
第五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五0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一九五0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
一九五一年一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朝鲜战局大势已定。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这方面的批语和文电。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⑦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二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 ，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三月十一日，他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这说明他十分关注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三月十三日，一个严重事件在山东军区发生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务必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四月二日他写的一个批语里，再次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五月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指示全党：“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⑨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关于杀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农村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应低于千分之一，一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严格掌握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认真清理反革命罪犯的积案。抓紧对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 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镇压反革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集中解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及各种匪患、黑社会势力等等。这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法制基本没有建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选择。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毛泽东认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除恶就是行善。”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一条批语。这句话用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十分恰当。镇压反革命，是一项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事业，因而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并直接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正是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铲除了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恶势力，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关于毛岸英的牺牲，对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毛主席一家在民主革命时期牺牲了几位亲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有几位亲人献身。
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件大事。从此，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有了教科书。
关于三大运动，当时指的是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阅读本章建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下列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
中央于二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兹将决议要点通报如下。
一 二十二个月的准备工作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二 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三 土改
1、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
2、争取今年丰收。
3、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
4、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
5、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
6、同意华东分期退押的办法。
7、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
8、土改后，增划区乡，缩小区乡行政范围。
四 镇压反革命
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
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
3、注意“中层”[1]，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
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五 城市工作
1、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议程如中央所通知，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
2、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3、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4、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
5、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
6、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
7、全国总工会及各上级工会应着重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
8、党委及工会应着重典型经验的创造，迅速推及各处。
六 整党及建党
1、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
2、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
3、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一九五一年进行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2]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一九四八年“搬石头”[3]的经验。
4、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
七 统一战线工作
1、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
2、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
3、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4、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八 整风
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注 释：
[1] 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层、中层、内层。清理“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2] 一九五一年整党时，把党员划分为四种人：一、具备党员条件的；二、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
[3] “搬石头”是刘少奇在一九四八年解放区土改、整党时提出的。他污蔑广大农村干部是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要把他们撤职、清洗。中共中央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明确规定整党的主要内容为“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及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使整党工作克服“左”的偏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一)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已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例如“有的人说，解放接收时原封不动包下来了，今天又来处理，是否有矛盾?”答复:“没有矛盾。镇压与宽大结合的政策，并无变动。以前包下来是为迅速恢复生产，安定工作。特务分子不积极生产，而积极破坏生产。今天既然已了解他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理?”(滕代远[1]同志在铁路工会的报告)。这样答复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
(二)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三)下面是李立三[2]同志给中央的信，其中所说工厂和矿山的恶霸应予惩办，这是毫无疑义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注 释：
[1] 滕代远（一九○四～一九七四），湖南麻阳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
[2]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写的几段指示。
一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二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此，才能获得社会的同情；才能避免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设。同时，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三
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四
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则须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五
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关于镇压反革命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些重要指示。
一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三
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四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五
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六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七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八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办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九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
十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 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十一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十二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 (一九五一年九月)
十三
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 (一九五一年十月)
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党内指示。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在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于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到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以苏联为首的伟大和平阵营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骗的。同志们，自从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确定了，现在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
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同志们: 感谢你们给我的电报。过去一年多以来，西北区各族人民在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祝你们的会议成功!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原文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个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原文还说：“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这句话非常模糊。它究竟是说毛泽东的批判，或者是说在批判过程中有些人的文章，还是说整个批判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就是说，不仅这次批判是“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而且以后的一些批判也是“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
该书的上述观点，与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七十年》在301-302页上说：“1952年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新放映的电影所歌颂的武训，是清末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乞丐’。讨论和批判这个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选运动的的一个部分。”这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版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方面。”
这说明，原文的作者没有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它对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这次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种世界观斗争中的重大意义，没有作出充分地估计。
但是，原文的作者与那些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歪曲、攻击批判《武训传》的人不同。
辛子陵在他的《毛泽东全传——文革悲歌》第242——245页中说：
江青的怂动听闻的报告和如此下去将要大权旁落的分析，使毛泽东心动了。
毛泽东决心干预此事。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
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第一篇脱离了或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通过毛泽东撰写社论和江青主持的调查，硬把武训的历史颠倒过去了。一个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被打成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由于共产党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一指鹿为马的事件被全国人民接受了，也被党的领导集体接受了。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周恩来的检讨而告结束。
辛子陵的这种歪曲、攻击，才真正是颠倒黑白。
在辛子陵的书中也引用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听说孙瑜将拍摄《武训传》一事时，当即指出：“（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思想是相通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尽管周恩来、朱德德等出席观看，朱德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这并不表明周恩来就赞扬这部影片。更说不上什么毛泽东“将要大权旁落”的问题。
辛子陵之所以要这样说，无非是要证明：毛泽东之所以要批判《武训传》，目的是为了在党内争权夺利。这也是辛子陵用来解释毛泽东的一切活动的一个基本框架。
辛子陵为了证明他言之成理，他还引用了胡乔木一九八*年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的关于批判《武训传》的一段话：“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直接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说：这个讲话代表了中央对批判《武训传》一定程度上的反思。
胡乔木的这个讲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过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虽然做过不少的好事，但是，后来他的思想逐步转向了。
2004年8月23日初稿
2013年3月1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