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家关注旗帜网这篇文章，不是对刘晓波有兴趣，而是想让大家关注在西方国家引起截然不同反映的两位中国领导人，一位是温家宝总理，一位是习近平副主席。

　　今年以来，美国连续三次把温家宝总理评选为“拯救美国经济十大功臣（唯一外国人）”、“当今世界十大最重要领导人（居于首位）”、“当今世界十大最受尊敬领导人”，最近又把温家宝总理选为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人物，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四次把温家宝总理推上荣誉巅峰。

　　可是，对于同样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副主席，西方媒体则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极端情绪，习近平刚刚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发表了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纪念抗美援朝讲话，就遭到了西方媒体的恶毒攻击，韩国媒体甚至要求习近平副主席向韩国道歉，理由就是习近平把抗美援朝说成是正义战争。众所周知，韩国和日本完全是美国的小三儿，如果说日本是美国的小妾，韩国就是美国的二奶，没有美国撑腰，就算借给韩国100个胆子，它也不敢向中国挑衅。

　　我们暂且不理会韩国挑衅的背后因素，而是应该认真关注和思考美国等西方媒体对中国两位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极端反映：对温家宝总理极端推崇；对习近平副主席极端贬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权且作为一道世纪性思考题，请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们认真考虑。

　　请看下面旗帜网的文章。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关联阅读：

刘晓波获奖与温总理得赞

转自：旗帜网 作者：鉴 明

　　(一)

　　2010年10月8日，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10天后，10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成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人物，招摇于市。

　　此时此际，西方世界如此紧锣密鼓、大张旗鼓地，奖励和赞赏这两个中国人，所为何来?

　　(二)

　　13亿中国人中，知道刘晓波此人者，屈指可数。

　　但是，从他获得“诺奖”可见，在西方世界，他不仅有相当知名度，而且是奇货可居。

　　在中国，此人主要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出的风头。当时，他的一些高论很是惊世骇俗。什么“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甚么是‘中国特色’。”“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向)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西方学习。”什么，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300年殖民地”，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300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什么“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等等，等等。正是因此，他成了著名“民运人士”或称“异见人士”，并且为西方世界青睐。

　　刘晓波甘为汉奸的行径，当为国人不齿。他跑到美国呆了多年又未能发迹。重新回国后，他“一直以非暴力方式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努力”，而终于获得“诺奖”。

　　这种“努力”最为显眼的，就是2008年12月出世的“0八宪章”。这个由他策划，并有300多知名不知名者联署的“宪章”，本着1989年以来的“民主运动”精神，宣称：“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政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它提出了“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人权保障”“言论自由”“财产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等19项“具体主张，号召“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这个“宪章”在网上公布后，迅即得到了三万多个签名，很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这种旨在推翻共产党领导、使中国改朝换代的“努力”，当为法制不容。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剥夺政治权利2年，进了监牢。反过来，这又引起西方世界和国内“异见人士”一片喧哗，要中国政府将其立即释放。

　　转眼，正在服刑的刘晓波，恰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周年国庆“黄金周”之后，获得了“诺奖”。而且，以奥巴马为首的中国西方政要又一次掀起要中国政府将其释放的声浪。据外电报道，近时，由当年“0八宪章”首批签署者领衔的100多“学者、维权人士和律师”，也共此呼吁。所有这些，谅必使刘晓波倍添“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的“信心”。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及上述消息，中国老百姓至今不闻其详。但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对此的表态和评论，虽不乏笑料，其反对和谴责还是显而易见的。10月8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提问时就表示，这是对此奖的“亵渎”。10月17日，人民日报评论责备此奖“走入政治歧途”。更有甚者，10月18日，环球时报社评《诺委会，做一次史无前例的道歉吧》表示：“我们期待诺委会拿出道德勇气反思此前做出的错误决定，勇敢地向中国人民道歉。”云云。

　　(三)

　　与刘晓波此人截然不同，位高权重的温家宝总理及其作为，路人皆知，有目共睹，无需赘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美国“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中国救了资本主义”，温总理在西方世界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他众多“发自肺腑的话”，也将如同他所钟爱和反复宣扬的古罗马皇帝奥勒留《沉思录》，以及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样，流传于世。

　　例如，2007年“两会”期间，他就宣称：“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不少“普世价值”的信奉者，包括一些“0八宪章”的签署者，就一直至今都对此津津乐道，引以为自己立论的根据。

　　就近时而言，10月6日，他在布鲁塞尔首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上的致辞中也强调：“近代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一面旗帜。”并且表示：中国“真诚地愿意通过与各国广泛开展合作，博采各种文明之长，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神圣使命共同努力!”

　　同日，他在第六届中欧工商峰会上的演讲中，满怀深情地说道：“2009年1月，在寒冷的冬天，我访问了欧洲，除了带去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外，还及时派出采购团，向欧洲国家采购产品。欧盟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当欧元区一些国家发生困难时，中国没有袖手旁观，稳定持有并购买欧元债券，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冰岛、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支持，帮助一些国家渡过难关。在座的企业家心里很清楚，中国够朋友。”

　　10月10日，新华社述评《风雨同行历久弥坚》中，声称“温总理这次欧亚之行，再次奏响了和平、发展、合作的主旋律。”“中国不仅能够跻身优秀民族之林，而且能够走在世界前列。”

　　这样，在美欧舆论已经套与众多光环之后，温总理在10月18日，又作为封面人物，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也就是顺理成章，不足为奇的了。但是，该刊特地选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终了这一天推出，就不知是蓄意还是无意了。反正，这就为这次全会公报中所谓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来了一个锦上添花吧?

　　难怪，向来对此高度敏感的《南方周末》，早在10月14日，就以半版篇幅，忙不迭地向国人详尽报道了这个好消息。

　　该报引列努斯之说：“《时代》的封面是一系列象征符号……不仅会继续关注所有的重大事件，关注脚下这片土地上进行的探索，还将会继续展现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男女，名扬天下的或者臭名昭著的。”然后指出：“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军阀吴佩孚。随后，蒋介石、毛泽东、溥仪、汪精卫、陈诚、宋美龄、陈毅、刘少奇、周恩来等多位中国政治人物都曾印上这本杂志封面，邓小平更是八次登上封面。”又指出：“近30年来，《时代》作为一本自由主义的杂志，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该报主要是介绍这期《时代》封面文章《温的世界》，特别强调：“尽管此次《时代》文章谈论的主题是偏于经济方面的人民币汇率，但人们普遍相信，媒体对温的关注源于他近期多次谈及的政治改革话题。”(顺带提及，10月20日东方早报《美驻华大使“闲聊”中国政治》的大篇报道中说：“洪博培还赞扬了温家宝总理最近的一些言论”。)

　　该报引温家宝的言论说：“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坚定不移地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随即指出：“这样的表达在中国的知识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该报又引温家宝所言：“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言论自由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我经常说，我们不仅应当让人们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批评政府的工作。”

　　总之，该报引一位大学研究人员的话说，“《时代》选择温家宝作为封面可以看作是国际媒体对温家宝积极改革声音的一种认同。”

　　(四)

　　耐人寻味的是，10月6日温总理在布鲁塞尔高奏的“和平、发展、合作的主旋律”余音未息之际，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就宣布授予中国服刑罪犯刘晓波以“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迎合，还是讽刺?尽管温总理在布鲁塞尔宣告“中国够朋友”，他也“只叙友情，不谈政治”，但诺贝尔委员会却撕破脸皮，“走入政治歧途”，公然对中国宪法和法律发出挑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他们的根据却又是温总理信奉和宣扬的“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也即他在布鲁塞尔宣扬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一面旗帜”的“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奈何?

　　事情更为吊诡的是，正当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对刘晓波获奖口诛笔伐之际，《时代》周刊赞赏温家宝总理为封面人物。而《时代》对其的“认同”(即“可以看做是国际媒体对温家宝积极改革声音的一种认同”)，不也正是奔着这个“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来的吗?这种“价值观”不也就是刘晓波他们的“0八宪章”中所称的“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吗?中国媒体对《时代》周刊此举引以为荣，大事张扬，岂非立了个“双重标准”?不就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嫌了吗?“比太阳更光辉”的“公平正义”又何在呢?

　　真的，从骨子里看，就本质而言，刘晓波认同的“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和温总理倡导的“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不正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当然咯，温总理和刘晓波毕竟是不相同的。温总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是代表中国现行体制的。 这是断然不容僭越的。而刘晓波作为“异见人士”，是体制外的，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谋求僭越，取共产党而代之，取中国政府而代之，你下台，我上台，这就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中国现行法制所不容，只能坐进监牢了。

　　可是，这样一来，不就成了“专制”了吗?不就是不讲“言论自由”，不讲“民主”，不讲“人权”，很不“科学”了吗?“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不就是美丽的肥皂泡，不碰即破了吗?连共此追求的刘晓波和温总理，都不能和谐相处，“同舟共济，携手并进，更何讲什么“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呢?

　　唉呀呀!这个连环套，温总理及其高参们，不知能解乎?

　　(五)

　　由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引发的一些评论中，有两条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10月10日参考消息刊登的俄罗斯一个政治观察家的述评。

　　他说道，1975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院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5年后，1990年，“苏联的首任和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被授予同样奖项。”这15年间，“从奖励萨哈罗夫到奖励戈尔巴乔夫表明，并不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为人处事的态度变了，而是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从冷战中的竞争者和敌人变成了西方建设性和肯让步的伙伴，并且温顺地撤离了东欧。戈尔巴乔夫恰恰正是这种退缩的倡导者，柏林墙恰好倒塌，于是就找到了奖励对象。”

　　他又指出“如同当年的萨哈罗夫，今年又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褒奖，他就是中国的刘晓波。…….可以说，历史正在重演。”

　　历史将如何重演下去，这位观察家留给读者自己观察。

　　二是，10月14日环球时报社评《对华思想战，西方既着迷又耐心》。

　　这篇社评虽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还是明确点明了问题的要害所在：“西方在释放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他们绝不会在意识形态上‘放过中国’。世界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西方的路。”“西方认为，他们的利益首先是维护已享受了几百年的特权。这种特权不仅不容否定，而且连出现有能力否定这种特权的力量也不行。”

　　社评指出，“可以预见，西方今后仍将使用意识形态这个长项，不断骚扰中国。这样做，下策可以做到干扰中国的发展；中策是希望以此压中国让步，换取中国开放更多市场、金融上听命于西方；作为上策，西方一些人甚至幻想最终在意识形态上击垮中国，中国崩溃，这样西方就彻底赢了。”“为对付中国，他们既很着迷，又十分耐心。”

　　可不是吗?早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获奖前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授予了1959年在西藏搞叛乱惨败后流亡国外的达赖，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即“持不同政见者”树标撑腰。此后迄今20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实在是夙夜匪懈，锲而不舍，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他们既在“体制外”骚扰，更在“体制内”下功夫。功夫不负苦心人。在丢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树指导思想的中国，他们“使用意识形态这个长项”，使用“普世价值”，几乎所向披靡，无往不胜。请看今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竟是谁家天下?

　　这种状态，怎能不使西方着迷非凡?以至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其《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回应奉命去美国游说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有识之士”郑必坚，公然督促“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声称：“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凭一致利益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长盛不衰。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正在崛起的中国合作。”

　　又5年过去了。2010年10月间，先是刘晓波继1989年达赖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再是温总理受到《时代》赞赏成为其封面人物，不正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是多么“既很着迷，又十分耐心”吗？

　　（2010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