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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诡异，结果必是人民的灾难！
该文最能说明在邓小平眼里，中国人的生命是何等不值钱。如果说1979年反映了邓小平对中国军人生命的极端漠视，那么1989年则反映了邓小平对中国民众生命的极端漠视。这种对国人生命的极端漠视，最终造成了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极端漠视。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汉奸文化泛滥的根本原因。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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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国对越战争10大惊疑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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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南战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79年2月17日晨，我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发起进攻。攻入越南境内后，中国军队开仓放粮，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报纸电台连篇累牍的报道，一个正义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赫然而出。善良的中国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进敌国，而敌国人民不仅不报敌意，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解放军居然也成了越南人民的子弟兵!
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而这种假象也着实把9亿中国人民大大地迷惑了一阵子。随着战争的进程，无情的现实很快就把中国人梦幻般的、飘飘然的感觉击得粉碎。
当我们的军队把越南老百姓当成是一家人，并试图去亲近和爱护他们时，敌视解放军的越南百姓、以及潜藏其中的越南军人却在伺机向中国军人痛下毒手。越南人利用我军荒唐的战场纪律，不时实施偷袭、暗算，给我军造成很大伤亡，许多指战员就死于越南平民甚至妇女、儿童的枪口下，而牺牲在他们手上的中国军人居然多得“难以计数”!虽然战争后期我军指挥机构对有关政策予以纠正，但部队却为执行这条铁的纪律付出了惨重代价。
同样都是进入外国作战，当年的志愿军在朝鲜、与解放军此次在越南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国内的战争中可，因为我军是鱼，老百姓是水;在朝鲜也可，因为我军是被“请求”去帮助他们抗击侵略者的，朝鲜人民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是朝鲜人民的亲人。
人民军队爱人民没有错，但不能敌友不分。越南是敌国，我军被越南人民视为“侵略者”，而“侵略者”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岂非自取其辱?
2、自卫还击与自卫反击
战争以“自卫反击”的名义打响，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自卫反击”变成了“自卫还击”，“反”、“还”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奥妙无穷。从字面上理解，因为敌人侵略，我们不仅抗击而且还打进敌国境内，称为“反击”比较恰当——如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敌人挑衅，我们还手，使用“还击”的措辞比较符合实际。“反击”理直气壮，“还击”是被逼无奈，改“反”为“还”显然是为隐去锋芒。
然中越战争并未局限在还手上，解放军攻克高平、谅山，直逼越南首都河内的战略态势显然不是一个“还击”可以遮掩了的。把战争定义为“还击”，想以此来博取国际、国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实际上并无多大必要，其实有“自卫”二字就足够了。
中印边界打出国境是反击，珍宝岛没有打出国境也是反击，而中越边界的“还击”之说却无异于画蛇添足。
3、杀鸡用牛刀鸡没杀死
越南战场与当年的朝鲜战场不仅环境、气候迥异，而且地域更为狭窄，我以9个军20余万的大兵团进行热带雨林作战并非明智。越南多数正规军在柬埔寨，部分大部南撤，我军对付的主要还是其边防部队和民兵，尽管如此，我军的伤亡还是超出预料，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越军除占尽天时地利外，又深谙游击战争的奥秘，且全民皆兵。而我军斗志消退，信仰缺失，纪律松弛，疏于训练，单兵作战能力与经受多年战争磨练的越军无法相提并论，更加上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因之付出大的牺牲在所难免。开战仅10多天的时间，具有优势兵力的中国军队就损兵二万，前两日的日死伤达两千以上，如果用现代战争的标准来衡量，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国打小国，强国打弱国，付出的代价实在高昂。既然已经牛刀相向，就应一招制“鸡”死命以绝后患。
4、中国空军坐山观虎斗
自1955年辽东半岛抗登陆实兵演习后，中国军队再未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自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中国军队没再打过大仗。按理，此役正是我陆海空三军一展身手的绝好时机，然而一纸中央军委的“规定”，却把我人民空军变成了战争中的看客。
这幕场景，与1937年“淞沪抗战”，国民党军张治中率部奋死抵抗，濒临绝境，而友军左右顾盼，隔岸观火又是何其相似!当我地面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望眼欲穿地期盼空中支援和对敌阵地实施火力打击的时候，空军恪守不战之规;当越南空军因耐不住寂寞而起飞参战之时，我空军除压制其不再升空外，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只是“不间断地在国境线我方一侧上空巡逻警戒”，以“显示力量，威慑敌人”，美其名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至于双方达成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的所谓“默契”，堪称中外战争史上最滑稽、也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仗。
在数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人民军队因为没有自己的空军，曾吃尽了国民党、日寇和美帝国主义飞机的苦头，然而当我们有了空军却又不使用，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场战争离奇得令人拍案叫绝!交战双方都有陆海空三军，中国甚至还有二炮，然而双方都只动用陆军，似乎中越军队对此次大打出手早有预案，简直就像协商好了一样。我英勇的人民空军说，不参战的目的是“不希望战争升级”，按照这个说法，不动用二炮、海军自然也是“不希望战争升级”。看来，升级是有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只掌握在双方主帅手里，或许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罢。
5、宣布撤军晓谕天下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对战略性撤退均持相当谨慎之态度，如依次而行，交替掩护等务求环环相扣，不能有半点差池。若部署不周，撤退的危险性甚至大于进攻。
在《三国演义》的空城计中，有“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三路而退”的情节。诸葛亮北出祁山，接后主刘禅“金牌”不得不退兵。姜维问，如果退兵，司马懿乘机掩杀怎么办?诸葛亮说：“吾今退兵，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营，假如营内一千兵，却掘两千灶，明日掘三千灶，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兵，添灶而行。”以此造成增兵假象。面对他人疑问，诸葛亮开导道：“司马懿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而不敢追赶。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后果然如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数灶疑有伏兵，故退兵而去。
兵法云，“兵者，诡道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撤退既要从容更须疾速，不可拖泥带水，所谓鬼神莫测为最佳境界。不过，首先要保证的还是对撤退意图和时机的高度保密，一旦泄露，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全军覆没。在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180师因退路截断，撤之不及，除部分突围外，3000余人或战死，或被美军俘虏，诚为前车之鉴。
然而，当时之中国统帅不屑于军事谋略，更遑论“示形动敌”，谅山攻克，旋即向世界宣布撤军。此时3月5日，战争已进行了16天，而中国的撤军自3月5日一直持续到3月16日，始得结束。撤军令晓谕天下，一为告诉苏联：你没必要干预了;二为告诉美国：我仅仅是打不听话的“小孩子”的“屁股”，打几下就罢手，我没有食言;三为告诉越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是主观上的还是客观上的：大军撤退无心恋战，我给你11天的时间，欢迎你调兵遣将，欢迎你围追堵截，欢迎你穷追猛打，欢迎你分割围歼，总之你尽可一路掩杀，我都毫不在乎。因为不管怎么样仗我已经打了，并且打了16天苏联也没干预，我已经胜利了。
于是乎，人们的面前出现了一道绚丽得有些诡异的战争奇观：前锋正攻城，后军已开撤。战士冲锋陷阵之时，又恐退路被敌截断，一时间军心摇动，免不了风声鹤唳。
大张旗鼓撤军，大摇大摆退兵，明明是撤退，却营造出“班师得胜人欢乐，三军踊跃”凯旋归的气氛。公路上大车小辆，浩浩荡荡，运回中国的既有工业设备，也有民用物资，既有枪炮、被服，也有大米、食品。缴获的战利品还不乏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还有柜子、木柴和牲畜。尽管这些物资基本上都是中国所援助，但如此的行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支人民军队所为。如果我们“将颜洞宾活捉拿，把韩延寿首级剽”，所有的损失都可得到赔偿和补偿，也就无须再搞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大搬家而遭世人耻笑了。
撤军令一下，苦了深入越南境内和刚刚结束战斗的我军指战员，乐坏了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的越南军队。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调集军队重整旗鼓，“发疯似的”围堵、埋伏、袭击、追杀我军小部队。许多指战员就牺牲在后撤之路上，有当年的参战者披露，我军在撤军11天的伤亡甚至比开战之初的伤亡还要大。 此次撤军不入兵法，因之谈不上是犯了什么兵家之忌的问题，实际上它既非军事，亦非战略，简言之是常识问题。
6、中美仓促建交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尼克松、福特两届政府遵循《中美上海公报》的原则，积极、全面地履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承诺后，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已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程度。
1978年12月底，中国的对越战争一如箭在弦上。按照中国的策略，对越动武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方能牵制苏联，然而此时中美尚未建交，不建交中国领导人就无法访美，不访美就无法进行秘密磋商。然而我大军集结业已完成，作战命令早已下达，已经骑在虎背上的中国军事统帅除了妥协、妥协、再妥协外，根本无路可走。美国利用中国的急迫趁火打劫，以无限期推迟建交谈判相要挟，最终迫使中国默认了其对台军售的合法性，使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了问题。也使“台湾问题”一步退回到《中美上海公报》之前。1979年1月1日，中国以损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换取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解放台湾被束之高阁。
不言而喻，中美建交是为实际上的中国军事统帅的正式访美架桥铺路，从日程上来看，颇有些临时抱佛脚的感觉。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此时，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9天;建交后27天，即1月28日访美，历时8天，接访日本，行程2日;回国第八天，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中国领导人在同时间赛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争朝夕的目的就是为争取美国“东风”的到来。可有一比的是，当年东吴大都督周瑜求之不得的东风，是诸葛亮为他借的，而中国的东风却是中国的统帅自己“借”来的。
或许是某种巧合，中国统帅出行访美恰逢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而东方人行为所蕴藏的含义往往为西方人所忽略，这次的美国总统倒是没有忽略。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帅的某副总理到访美国的次日，卡特总统在白宫前南草坪为其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卡特作了热情而平淡的祝词：“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的春节，是你们的新年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的日子。”
不过，美国总统恐怕至今也不可能真正体味到，中国副总理此行择日的良苦用心。不妨揣测一下其中透露出的特殊信息：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大年初一不出远门，而刚过除夕之夜即匆忙出访，起码说明事关紧急;大年初一是拜年的日子，而首先要拜访的必定是最尊敬的长辈;从中国出行时是初一，按照时差，到达美国的时间也是初一。中国副总理的访美受到隆重接待，礼遇“超规格”，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中国领导人在两国建交后首次访美，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因之准备了一份见面礼，这份礼物分量相当重。副总理密晤美总统，开门见山说：“我们打算武力教训越南。”总统作一愣状。众所周知，越南是美国的死敌，美国侵略越南并曾深陷战争泥沼达10年之久，从1975年狼狈撤军至今也不过三四年。想不到，竟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教训、惩罚越南，而且这个人还是越南的“家长”，当年就是因为有这个“家长”充当后盾，才把自己打败的。总统按捺住心中的狂喜，说：“和为贵……”副总理说：“中国决心已定。”总统说：“那好吧，希望速战速决。”后来，美总统说中国很给面子，打了两周就撤回了。
由于中国已默认美国的对台军售，美投桃报李，默许了中国即将实施的对越南的惩罚行动。战争期间，美国也算讲义气，嘴上一套，实际上又是另一套，不仅为中国提供过苏联在我北部边界的军事部署的情报，而且还调动第七舰队，用以牵制苏联海军力量进入南中国海的行动。
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欢迎晚宴，时间一到，卡特挽着中国副总理夫人出场，中国副总理则挽着卡特夫人，一前一后缓步走入宴会厅，“迎来全场来宾的起立鼓掌欢迎”。这时的中国副总理或许五味杂陈!
7、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正式宣告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开始，并把战事划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规模”上。其实，早在1978年10月中国副总理访问日本，11月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就已经把中国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愤懑表露无遗，并留下了“教训一下”越南的潜台词。由于和者寥寥，各国大都顾左右而言他，以至此番造势无果而终。但战车既然发动，就断无停下来的道理。
1978年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作战命令。所谓“教训”，即非真打，因此也就有了命令中的战役目标：无论战果如何，“攻克高平和谅山后”“即行撤回”。中国的意图和关于此战的强度、力度以及深度，通过官方与非官方之口，通过已下达的作战命令，在正式发起攻击前的两个多月里，经由各种渠道广为散布。中国的目的仅仅是打打越南的“屁股”，作为越南后台老板的苏联对此心领神会，所以，除了表示“严重关注”外，并不调动其部署在中国北部边境的数十万大军的一兵一卒。然而，中国军事统帅仍然放心不下，随着夜以继日的中美谈判，急如星火的赴美行程，马不停蹄的外交“旋风”过后，终于求来美国“东风”。于是，主帅心中巨石落地，20万在广西、云南完成战术准备、只待进攻令下的解放军也说：“这下好了!”
中国军事统帅对北方邻国的恐惧溢于言表，在战前、战后的内部讲话中，左一个“怕”苏联如何，右一个“怕”苏联如何。既然这样前怕狼后怕虎，就实在没有必要冒苏联全面入侵中国的危险，去打一场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目的的对越“还击战”了。
1979年的中国，核力量已具备相当规模，与1969年不可同日而语，与1962年更是天壤之别。珍宝岛中国反击苏联，不仅不需要拉任何人来壮胆，而且还要“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中国打印度，虽然我们头上高悬着苏美两国的原子弹，但我们无须什么人批准，更无须什么人默许;1965年，面对帝修反的重重封锁和围攻，陈毅外长气势磅礴地向全世界发出豪言，欢迎美帝、苏修、日本军国主义、印度和各国的反动派一起打进来，说中国人民最终还是会胜利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1979，苏联就真的那么可怕?
8、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支持
中国进行对越自卫还击战，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支持，这个国家是柬埔寨。因为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打越南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帮助柬埔寨抗击侵略。柬埔寨并非中国邻邦，况且，波尔布特政权统治残暴，臭名昭著，已经垮台，此理由讲不通。这对已经下令停止输出革命，后来又提出中国“决不出头”、“韬光养晦”等理论的中国军事统帅而言，此战的动机大可质疑。波尔布特进山打游击，中国非但没有重新评估形势，坚决抛弃波尔布特政权，与世界站在一起，反而让中国大使馆跟随转战，这更是一个笑话。
“民心向背是革命是否成功的基础”。对于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国民众并不理解，大多漠然视之，战前铺天盖地的舆论造势也未真正调动起人们的热情。越南是该教训，但他们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不认为打进越南是最佳之选。战争的手段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战法也不在少数，其实中国完全可以找到和使用另外一种最能发挥我军优势的、最能减少伤亡的，可以最大程度地歼灭敌人的战争样式，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去做选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谁都不支持，这仗就打得毫无底气。不能顺天应人，战争的正义性何在?
9、巧妙的赌博
中国军队攻打谅山之时，越南正规军正从其南方和柬埔寨源源北上，准备捡已宣布撤退的我军的便宜。有人认为，如果战事胶着，我军很可能难以脱身。3月5日，谅山被夷为平地，中国马上宣布撤军。法新社记者比昂尼克【北京三月五日电】，以《巧妙的赌博》为题评论道：“中国的参谋长邓小平在他的一次巧妙的赌博中已经获胜;中国对越南‘教训’了整整16天而没有引起苏联的干预……”
10、教训越南与给解放军以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军队打了一场充其量只具二战水平的战争，实际上，我军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仓促下令、仓促建交、仓促访美、仓促上阵、仓促撤军;不计伤亡、不计损失、不计战果、不计影响、丢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战争的目的冠冕堂皇，洋洋洒洒，概括起来有：教训越南;取得安定的中越边界线;支援柬埔寨;通过惩罚越南间接教训苏联;扩大反对霸权国际统一战线。另一个目的，是中国副总理对美国记者表白时所说，即：打破越南世界第三军事大国的神话。还有一个目的，是中国实际上的军事统帅在高级会议上所讲，即：杀一下军队的傲气，给军队一些教训。
然而战争结束，既没有达到教训越南的目的;又没有取得安定的中越边界线;中国从越南撤军，但越南却没有从柬埔寨撤军;教训越南白费劲，教训苏联更是无从谈起;反对霸权国际统一战线至今也没有建立，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倒是结成了“反霸”联盟，不过他们围攻的目标恰恰是中国。如今的越南反而愈加强大。
剩下的只有最后一个目的显得比较靠谱：“给军队一些教训”。“教训”的动因直截了当，即解放军的傲气。解放军或许曾有过一点优越感，这是因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但站在人民群众面前，解放军从来都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众也看不出有什么傲气。后来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将解放军那一点所谓的优越感吹到太平洋里去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所以，说解放军有傲气，而且好像还十分之大，有些言过其实。而“杀”解放军的傲气，又似乎过于冷酷，总有那么点“秋后算账”的味道。
因为军队傲气大，所以必须施以颜色，欲“杀”掉这股傲气，当然要通过某种方式，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战争——将一支缺乏训练，作战能力很差，甚至还包括刚刚入伍的新兵的军队直接投入战场，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以换取军队的改变。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进入80年代，中国将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幅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宏伟蓝图。正因为如此，这一仗一定要打，必须要打，无论怎样都要打;越早打越好，越快打越好，打得越短越好。在不到30天的战争中，我军伤亡惨重，得到了血的教训，无怪乎有评论说，“对于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当时高层决策者是明知如此而有意为之”。
进行对越自卫还击战，除最后一个目的外，所有的目的都未达到，看起来，未达到的都是虚的，似乎只有最后一个是实的。解放军因战而受惨痛之教训，因教训而被彻底打掉了傲气。其实，原先的解放军并非没有傲气，它不仅有而且还相当大——这就是在帝修反、在中国的敌人面前，他凛然而不可侵犯!
战场硝烟散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教训后的军队自惭形秽，变成了经济建设的仆从，它除了“服从”就是“服务于”，除了“服务于”只有“服从”。它以“军队经商”表达对“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衷心拥护，它以“军队腐败”来体现“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它以不折不扣的“韬光养晦”来表示对党的绝对忠诚。头顶“军队要忍耐”的呵斥声，它在漫漫岁月中苦度。
35年都过去了，中国军队还要忍耐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