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文我们已经知道，所谓阶级就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所以社会上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是二者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表现。

　　一定的阶级利益是由这个阶级在该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按照它所处的这一客观地位，无产阶级最关心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则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在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奴隶主贵族和奴隶、封建地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对抗的阶级，它们之间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只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因为:

　　第一，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使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和成长，才能使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所以，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没有这种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的质变，就没有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第二，就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奴隶和农奴都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是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仍然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封建地主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到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欧洲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18、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领导的，但是他们必须借助于农民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广大的农民群众，才是反封建的真正的主力军!历史上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动农民越彻底，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完成得越彻底。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阶级社会的任何现象，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总是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消极的破坏力量，看成是“社会的病态”,竭力宣扬海市蜃楼般的“阶级合作”，梦游一样说什么“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的历史研究中有一种所谓“让步政策论”，说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他们还编造了一个所谓封建社会发展的公式，(即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农民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而是在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封建王朝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作些让步,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推动了历史前进。这种“让步政策论”是美化封建统治阶级，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抹杀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的反动谬论!事实上，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汉王朝并没有向农民让步，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唐王朝也没有向农民让步。……清王朝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宁可出卖主权，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勾结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者绞杀革命，也绝不向人民作丝毫让步!整个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失败之后，新的封建王朝上台，由于人民贫困破产，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所谓“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不是向农民“让步”,而是地主阶级的复辟和倒算!!!地主阶级以此为诱饵，逐步把徭役和地租等封建剥削重新加在农民身上且变本加厉。在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太平盛世”!须知地主阶级的所谓“盛世”,正是广大农民的人间地狱!“让步政策论”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明，不论在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还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说到这里，也许又有些可爱的权威先生们要请出“人性论”来狡辩云云……他们也能罗里吧嗦的举“事实”，他们不懂得更不愿意承认的是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社会分裂为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着的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本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人们的立场、思想、感情等等，是有阶级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是用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性”作为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则，把抽象的所谓“人性”作为人类生活的准则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是极为荒谬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等级制的统治，把人从神学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 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口号。【关于“文艺复兴”关于“启蒙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反对神权、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终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劳动人民带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所讲的人性，人权和个性自由，都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他们所讲的人性，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就逐渐由革命走向反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了今天的帝国主义时代，人性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同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比如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掩盖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竭力鼓吹“仁义道德”、“人类之爱”一类骗人的鬼话，大肆宣扬“普遍人性”,把自己打扮成“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其目的是欺骗和蒙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妄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也大肆贩卖人性论的黑货。(比如当年的赫鲁晓夫就曾胡说什么“人总是人，不管他属于什么阶级”,“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加兄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还把“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抽象口号塞进苏修的“党纲”,用它来代替消灭阶级这个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

　　“五帝三皇多少事，骗了无涯过客”。骗子们玩弄诡辦手法，抹杀阶级区分，胡说什么“历史是人创造的”,用抽象的“人”来掉换“人民”这个阶级的历史的概念，好方便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打扮成代表全人类的“英雄”, 抬上“历史创造者”的宝座去吓唬人。……这些都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人性论披上伪装，以便欺骗劳苦大众，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者抹杀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在政治上就必然要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阶级社会中最重要的客观事实。阶级斗争贯串在阶级社会的始终，贯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如果不把握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就不能把握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规律。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列毛主义的根本方法。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运用这个方法分析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倩况，分析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分析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对革命斗争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为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必须明确和作到以下几点:

　　第一，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进行阶级分析的首要前提。

　　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毛主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代表本阶级的利益的。所以，不同阶级的人对待事物的认识和态度是绝然不同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一致，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但不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事物，而且恰恰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根本保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体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一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决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他们必然要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的这一科学的革命的方法，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社会中，揭露事物的阶级本质，辩别哪些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哪些是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从而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第二，进行阶级分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分清敌友我，正确的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粉碎阶级敌人的进攻，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

　　毛主席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就是说，区分敌、友、我，确定打击谁，依靠谁，团结谁，这是关系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的首要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进行阶级分析，首先要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因为经济地位是决定人的阶级性和对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的首要原因;但是对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的分析，也是阶级分析不可缺少的方面。毛主席一贯从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思想意识各个方面去进行阶级分析，从而引出正确的结论。进行阶级分析，还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各阶级进行深入细致的阶层分析。在这方面，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例如，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毛主席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为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分为尚能抗日的方面和坚决反共的方面，甚至对汉奸亲日派也一分为二，即分为亲日的方面和动摇的方面，如此等等。党的各项不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些关系的区别上。如对反共顽固派的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等等。毛主席说:“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同样的原则制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一再强调，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95%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一小撮阶级敌人。)

　　第三，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作好调查研究，随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社会各阶级、阶层都会以不同形式来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了及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 调查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主席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离开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阶级分析，就必然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主观主义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陷入右倾机会主义，就是陷入“左”倾机会主义。离开了阶级分析，调查研究也会失去方向，结果是情况、数字一大堆，但是听不到阶级的声音，摸不着阶级的脉搏，看不见阶级的要求，这样的调查材料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当然，由于阶级敌人采用欺骗隐蔽的手法，有时不敢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直接暴露出来，甚至于产生一些假象，但是不管情况如何复杂，只要通过对阶级根底等一系列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观察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分析它背后的阶级目的和阶级要求，就能透过复杂的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帮助我们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

　　总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列毛主义的根本方法。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形势，就不能分清敌友我，就必然要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正确认识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