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一个社会问题，越来越尖锐地凸显出来，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尤其影响到一大批已经过了“黄金年龄段”而被解雇潮抛向社会的人群，还影响到年青一代，影响到经过十几年“寒窗苦读”刚刚走上社会的百万莘莘学子。这就是就业问题。就业形势之严峻，失业压力之巨大，择业内卷之激烈，被经济学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

　　如何看待就业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失业，无论落到谁的头上，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失业，意味着失去生活收入的可靠来源，造成经济拮据而不得不降低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无法承担养育子女和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费用;而且，失业使得失业者因失去自立能力而极大地损伤了自尊心和自信心，由于对前途不确定性的担忧和焦虑而产生严重的负面情绪，导致家庭危机以及各种极端行为的发生。

　　翻开新中国的建国史，我们曾经有过高就业率乃至全面就业的时代，基本上做到了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那个时代，尽管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工资也不高，但广就业降低了家庭的赡养系数，使每个劳动力就业者所负担的人数较少，因而使低工资不至于过多地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家庭抚养四、五个孩子是当时的常态。人们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相信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会使每个家庭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再加上工资差别不大，没有互相攀比的紧张的人际关系，没有内卷的焦虑，人们的心态是充满阳光的，整个社会洋溢着互助和谐的风气。在那种人人工作的社会环境下，勤奋劳动、力争先进为荣，偷懒耍奸、不劳而获为耻已成为社会共同价值观，所以才会孕育出无数像王进喜那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劳动模范。

　　然而，这一切来的并不容易。看看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是个什么状态，旧中国的烂摊子给新政权留下了四百多万的城镇失业人数，失业率高达23.6%，许多家庭陷于断粮断炊的窘迫境地。不仅大批工人因工厂商店的倒闭而失业，许多知识分子也无生计，还有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大批公教人员。情况的严重在1950年的春夏之交达到危急程度，被称为“四月危机”。

　　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财政条件极为困难，又面临扫除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等重大任务。在这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开国领袖毛泽东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议事日程上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来抓。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请全党注意：“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1949年9月毛泽东针对上海的就业问题发出一封电报指示：“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

　　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为此，这期间，政务院发出《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并制定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

　　毛泽东为解决上海的失业问题，在1950年4月16日，4月23日两次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发指示电报。毛泽东又在9月9日批示各地调查失业情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2年政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某些企业即令一时发生困难，也应从积极发展生产和营业中来克服本身的困难，不得从解雇职工上想办法，以保障职工利益，避免增加失业。解雇职工必须按工会法及其他有关法令的规定办理。一切公私企业，对于因实行生产改革、合理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而多余出来的职工，均应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仍由原企业单位发给原工资(计入企业成本之内)，不得解雇。并应利用这种条件，进行分批轮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技术与政治文化水平，以备本企业扩大时使用或听候国家统一调配。”

　　请听听训令之严厉——“即令一时发生困难”，也“不得从解雇职工上想办法”!

　　由于毛泽东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从资金、原料各方面扶持工厂开工、商店恢复营业，尽可能多地吸纳失业人员;以工代赈，由政府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获得相应收入;由政府出面组织失业人员从事手工业生产，通过加工订货或自产自销方式获利，用以维持生活;对于失业人员迫在眉睫的生存困难，由政府直接发放救济粮、救济金;等等，失业问题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到1957年就基本解决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在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中，最具特色的要数他提出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实现“全面就业”的就业政策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在当时为毛主席负责管理群众来信的戚本禹的回忆录中有一段专门的讲述，可以与前述文件资料互相印证，并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这一方针的出发点。

　　【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 “卖淫 ”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 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毛主席说，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 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

　　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

　　从这一段记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失业问题看得多么重啊!宁可把政府“办公用费减一半”，“大量裁减军费”，也要解决失业问题。从来就对劳动者的疾苦感同身受的毛泽东，“最见不得百姓受苦，一看到他们受苦，就难受得想流泪。”(毛泽东对贺子珍说的)他早在1922年的五一劳工纪念日就写文章指出：劳动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毛泽东文集第1卷)在共产党已经赢得了政权的情况下，坚守“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这一原则的毛泽东当然更不能容许眼看着劳动者因失业遭受苦难而无动于衷。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正是在毛泽东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新中国实现了世界各国少有的高就业率。

　　可是，在伟人逝世后不久，就有人对毛泽东的就业政策提出质疑，称这个政策“牺牲了效率”，影响了经济发展;称这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不当干预”。在他们的长篇大论中，引证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称“失业是现代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更有专家认为，“一定限度内的失业是无害的”，理由是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有助于“企业降低用人成本”，并且“促使工作的人更努力地工作”。政府不应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进行过多干预。他们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证，称社会失业率为3%~4%即可被认为是“充分就业”，以此为依据向政府建议：中国把4%~6%的失业率作为“适度失业率”。

　　怎么看待就业问题上截然对立的观点呢?

　　共产党的老祖宗早就对失业问题的本质做了深刻的揭示。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规律。为什么呢?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

　　这不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吗?失业劳动者“后备军”的存在，是以就业劳动者的“过度劳动”为条件和前提的。资本让就业者一个人干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活，如违反“劳动法”的超长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强制加班等等，从而减少对社会劳动力的吸纳;而庞大失业队伍的存在，对就业者造成可能招致失业的恐惧，迫使他们不得不“听从资本的摆布”而从事过度劳动。而在就业者消耗完“黄金年龄段”的精力而难以从事过度劳动时，就会被资本无情地抛弃，去扩大的失业“后备军队伍”。

　　资本就是用这种方法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说：“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自己就公开宣称：“过剩的工人人口的不断生产”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

　　所以，很显然，所谓“失业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讲的话，发出这些论调的，无非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而社会主义，就是要扫除资本主义的这种弊端，保卫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即劳动权，实现劳动力的有计划的分配和充分的使用。毛泽东时代也是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才实现了全面就业。所以，在就业问题上截然对立的观点，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的反映。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规律，与周期性出现经济危机相联系，失业问题也呈现周期性的变化。他说：“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经常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与失业问题的严峻化相联系，是社会购买力的低下，销售疲软，“生产过剩”，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和经济衰退。长期的高失业率还将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乃至政权的安危。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逐年下降，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0.426在80年代下降到0. 333;到90年代更下降到0.102。(参见《知网》：《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新时期中国的就业管理指标与政策选择”)所谓就业弹性系数，就是就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也就是说，实行市场经济后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就业增加程度大幅度下降了。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并没有惠及全体人民;这些增加的社会财富本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适当的工作得到受益，在现实中却走向其反面，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大量失业人员无法脱贫而财富则不断集中于少数人群，导致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

　　中国以亿来计的劳动力人口基数，百分之一的失业率就达百万之众，而且实际失业率很可能远高于见诸报道的统计失业率。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如此多的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庭陷于失业所造成的苦难之中，岂可淡然处之?!

　　注：文中所引马克思的话取自《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3节：“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