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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一本面向农村工作者的材料书，于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176篇材料大多数来自于1955年上半年，少部分来自1954年下半年，由各省、市和自治区报送的当地合作化、集体化案例经过筛选后组成。教员在1955年9月和12月分别为书中的材料写了104篇按语，可见其重视程度。这本书针对合作办社运动中出现的“动摇”思想和“一刀切”思想，提供了好的案例，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到来，凸显了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纪录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从这本材料书里选取了西沟村、新乡（七里营）刘庄、高西沟村、沙石峪村和大寨、林县等几个村庄地区的案例，分六集讲述了这些村庄和地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取得的巨大胜利，这些胜利成果展现了集体的力量和群众路线的优越性，对当前的乡村建设仍将有所启发。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食物君陆续推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纪录片的文字版介绍，带领读者们感受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农村的艰苦卓绝的运动。在自然条件艰苦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民群众通过凝聚成集体，治水修渠、整田种粮，改变了乡村困苦的面貌。
今天推送第五集——《愚公移山》（下）！昨天的文章《林县人民为何要花十年时间立志建成红旗渠？（上）》提到，为了解决林县严重缺水问题，众人一致决定开展引漳入林工程。但由于仪器技术匮乏，施工的难度大大加深。不过重重困难并没有打倒坚毅顽强、敢想敢做的林县人民，他们始终将毛主席的思想理念牢记于心，实践于行。最终，他们用六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血泪换来了林县今后世世代代人民的幸福，实现了牵着漳河上太行的梦想！
为了让漳河水顺利的进入林县，胆大心细的杨贵要求技术人员第四次对线路进行勘测，直至他认为万无一失。在缺乏测量仪器，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土木工程师路银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俯瞰红旗渠 | 图片来源：中新社记者 李超庆摄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当时想得比较简单一点，怎么简单一点呢，说是总干渠测量下来呀，是多长呢？是71公里，142华里。71公里我给大家商量呀，那时候我们还是很注意走群众路线的。
我跟大家商量，我说71公里，就是71000米，71000米，我说一个人搞一米长，就是按现在这个要求八米宽，四米三高，我说这个得多长时间。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任羊成：
一个人修一米，这不困难吧，这个好修的吧。说多长时间可以修一米，当时也没有经验，就在房间里想象着说的。
杨贵：
那要是搞一米的话，一个人一个月就搞了。有些人恐怕一个月不行，山上还得崩石头呀，搞什么，这个…恐怕得两个月。还有些同志说啥呢，咱打点余地，两个半月。我那时候跟大家说，我说这样，如果说一个人一米，能够一百天把它搞成，我说…我给大家说笑话，我说我请你们，请你们喝酒，请你们的客。也有好多同志都拍胸脯，老杨你请客注定了。
1960年2月10号，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了。由于没有经验，杨贵对工程进度的预期过于乐观。
任羊成：
1960年2月开工，3月、4月、5月，这两三个月，一个人修一米长，两三个月这很容易嘛。
杨贵：
上十万人的话，七万人工地搞渠道，有三万人的话是搞运输，运菜运粮食搞这些。我说这还有啥问题，上十万人没有啥问题。因为那时候男劳力、女劳力，上个十来万人，那时候有60来万人咱林县。大家都说差不多，十万人差不多。我说那咱就定了，一百天完成任务。
1960年2月10号，林县县委召开全县广播会议，宣布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始。动员令说全县父老兄弟姐妹们，男女水利建设的英雄们，从明天起，我们就进入一个不平常的时日。
第二天，数万林县人，浩浩荡荡的开赴太行山，分布在七十公里长的渠线上。然而事情并不如杨贵料想的那么简单。
千军万马上太行 | 图片来源：魏德忠摄
杨贵：
那已经上将近四万人了，我沿着这个渠，从坟头岭（分水岭）一直到这个渠首，哎呀，上了四万人，咱这个渠上就看不到有啥人，所以另外的话，也看见有些在那儿刨的，把渠的基线刨错了。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王文全：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工地啊，搞那个设计也没有正式搞成，就是光说了说，光有一个初步方案，从渠首到下边，走哪走哪，指了指，就跟那儿刨。结果开工了一个月，有的高了，有的低了，就没有到渠线上边。
杨贵：
另外到山西，山西还有40多里路，41里路在山西的，我到山西一去以后，一个是跟我们的工人商量，民工商量，另外我跟地方上山西的群众商量。
王文全：
山西老百姓尽管很支持，但是呢因为咱放炮啊，给人家带来很多麻烦。
杨贵：
因为林县上的人呀，盼水心切，有些这个…放炮又放得大，劲头很足，结果一个炮他放一吨药，两千斤啊，放一吨药，结果一崩，一个山头崩下来了。
把几千斤炸药装进一个炮眼里，这充分显示了
林县人民敢想敢干的精神
杨贵：
这个倒是可快，但是人家群众的房子裂缝了，那像地震一样，群众说这能行吗，这天天有地震呀，把我们的房子都崩裂了。
再一个猪也找不到了，放这个炮以后猪都跑得找不到了，牲口呢，有些跑得也找不见了。哎呀，我说咱采取这个方法不行。
王文全：
当时山西平顺县的很多山羊啊，那炮一崩以后，那羊就要往外挤，一挤以后呢，一个摞一个，下面那个羊都挤死了。
所以的话杨贵就规定，今后在这儿放炮不能超过40公斤。给他规定了这。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李天德：
后来一看不行，杨贵去视察了以后，来在盘阳开了个会。
王文全：
在那个会上决定的就是先把山西这四十华里的渠修成。先把山西这个问题解决了，修成以后，咱不再去山西麻烦人家了。
杨贵：
咱采取这个突击的方法，时间很短，这就跟身上长个疮一样，要是一阵一阵疼，这疼过以后就完了，这还可以止住一点，如果说是你时间很长，给人家找麻烦很厉害，群众就很讨厌了。
咱采取这个部署以后，争取加快速度，把它完成任务。大家这时候都很赞成。我说咱们这样，咱们把引漳入林渠呀，改成红旗渠，大家说都赞成。以后引漳入林指挥部就是红旗渠指挥部。这红旗渠就是这个时候才提出来改成红旗渠的。
杨贵及时的调整战略，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红旗渠，并且将施工人员集中在山西省境内，准备短时间内突击完成二十公里的任务。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定叫山河换新装。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一锤一钎干革命，愚公移山志如钢。
盘阳会议之后，近四万林县水利大军集中在山西境内20公里的渠线上，工程进度大大提高，但是四万人的吃住却是个巨大的问题。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李改云：
住在我们一开始到那儿还是住的民房，或是过去喂牲口的那个屋，人家把牲口弄到外面去，叫人住到里面去，一开始还算不错，后来集中力量都上去以后，就不行了，都上去以后那人太多了。
王文全：
山里边呢，山窟窿里边啊，山崖下啊，搭个棚啊。
李天德：
大部分是搭棚，打土洞，打窑洞住人。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士俊：
没有草，铺的都是…头天刚到那儿，地上凉得很厉害，凉得很厉害，也没有席子，自己上山…那是二月份嘛，那是正月十五吃了饺子上去的，干部啊，指挥长都去上山去割草，割下草就往下面铺，哎，一铺鲜乎乎的，把铺盖往上面一弄，也没有席子，那么一铺，铺盖比较简单，一个小铺底，一条被子，就行了。枕的时候呢，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石头当枕头，支在下面就行了。
修渠人在修渠过程中吃住在山崖
图片来源：魏德忠摄
杨贵：
住，上去住到那个山洞里面，到那个山洞里面的话潮湿，所以当时我回来以后，我就把家里面我的小孩，现在已经50岁了的小孩，那时候才几岁，就爬到床下面把我们这个席呀，把床上的席子、毡子统统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放到院里面，叫他们运到工地。
王文全：
他一捐出来以后，县委个关，其他机关都说，杨书记都把席子捐出来了，所以都捐出来。那一次机关捐的席子不少。
杨贵：
这个时候群众是很高兴，你看看县里面把这个…那时候到山上穿这个鞋呀，也费鞋费得厉害，我们这个鞋送上去以后，反正你谁能穿，根据你脚大小，你挑起来穿就行了。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张买江：
那时候供不起我穿鞋，给我做双鞋，我母亲两个修渠的，我姊妹四五个，就供不上我们穿鞋。她们在家都是赤着脚。就给我做了一双鞋，我七天就穿一双鞋，谁会做得起呢，那会儿东西又短少。所以我就在渠上呢，就想法用这个车子胎，割这么长，钉在鞋底下面，我的脚底板也磨坏了，不这样也穿不住，成天跑，你不能不穿啊。
彭士俊：
新鞋打了两个掌子，那都是火成岩，放炮完了的石头像刀子一样，挺快的，一挨着就给你割破了，鞋像刀子啃的一块一块的。机关里面就自行车胎，外胎、破胎、或者汽车外胎，沿着布鞋底…反正就是所有能钉鞋的都送到渠上。
当时的工地上，一无住房，二无道路，只是一片荒山沟，修渠大军够住山洞睡席棚，有的还住在山崖下，铺地盖天，无所畏惧。林县人民胸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争做当代新愚公。
彭士俊：
当时那个技术水平很低，那就是镢头啊、钎啊，这就是农民自己带，小车也可以带，小车给你记工。一个小车一天记多少工分，再一个队里边有车的或者什么，它过去也修过一些水利，有这个钢钎啊、铁绳啊，那都自己带，谁有谁带。然后就是那个筐，编的抬筐，没有了生产队你们自己解决。不要买，上山去割条子，或者在哪儿去割条子，自己编了自己用。炸药，咱们就采取自制。
原新华社记者方徨：
林县人能吃苦，吃苦耐劳，非常勤劳，非常勤奋。
任羊成：
林县人呢他仔细呀，有的你今年收了200斤，你这200斤粮食，他要计算一天吃多少，这能吃几个月。吃一年，还是吃一年多，防止灾荒，他都是这样节省节约，粮食都要存下来。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郭秋英：
林县人过生活是比较简朴、节约，有这个思想传统。
彭士俊：
县里面有储备粮，我忘记是多少，是不是三千多万斤，我忘记了。基本上在林县当时是，过去没有很搞浮夸。
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广琛：
说实在话，1958年、1959年有点浮夸，但是不太严重。
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徐礼拴：
1958年秋天犁地的时候时候，他们布置人打扮成像老黄忠呀，小罗成啊，打扮成花脸穿着戏装，搞深翻改土。我们带着乡政府去评比检查，我们去村东检查呢，原康村村东检查，看了看，还认识了一些熟人。然后说到西边看看，西边也是这样，到西边一瞧，哎，人家现画上脸，还是那些人。特别是那个山上，原康那个小盆地，那山上白家沟，山上有个五龙洞龙口…山上…平地上才翻土地，你在那儿干吗呀，你不是搞形式主义呀。回来的时候，把这个党委书记的职撤了。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姚村党委书记冯曾生，冯曾生怎么办呢，他在陵阳，现在叫陵阳镇了，在陵阳这个地方呢，搞田间运输木轨化，把树锯了，然后做成小火车道，做成小罐车，从上面推粪推土，意思是说省力，轰，往下推。其实，往田间送粪推土啊，都不需要那样，结果铺了几里长吧，让老百姓砍树做成木轨道，然后造个小假火车推，把这个职也撤了，这个撤了，又叫马继拴去上任。这两个人都撤职。这是一个。第二条就是登门到户，赔情道歉，搞赔退。
修渠人在开凿曙光洞 | 图片来源：魏德忠摄
王广琛：
到1960年整风后，把虚夸的数字把它压下来了，统计局的数字上看不出浮夸。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虽说林县有三千万斤储备粮，但数万施工人员的吃住还是个巨大的问题。
李改云：
1960年正好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就依靠自力更生，自带工具，自带口粮，什么都是自带。
杨贵：
你吃的粮食自带，当时规定是一斤半粮食。但是只准你带你自己的口粮，不准带家里面的口粮，你自己你的队里面如果是八两粮食，你就带八两粮食，我们从储备粮里面给你补助到一斤半，你是一斤，再补助你半斤也是一斤半。
王文全：
当时我们在工地，下到工的以后，一个民工，一天补助一斤半粮食，最后补助到一斤，后来到八两，八两粮食，那再加上他从生产队再带个七八两，也就是一斤二三两的粮食，那就是吃不饱。
李天德：
晚上人家不是让劳逸结合嘛，晚上我都说赶紧睡，不中了就喝点酱油，带点水蘸蘸，那时间是很困难。发点柿饼，柿疙瘩子都吃了。
方徨：
林县柿子很多，柿子做柿饼嘛，把那个柿子皮镟出来，镟出来柿子皮晒干了以后磨成粉，用那个柿子粉，柿子皮磨成的粉，拌点高粱面，也可以做东西吃。
李天德：
在南谷洞，那会南谷洞已经施工了，从南谷洞弄了些粮食，我们干部二十七斤粮食，补助一点糠，就这样，青年洞有三百护渠队嘛，人家都不行。他们吃了糠了，我们也得吃。互相都争这个糠呢，争着要吃。
当时我们在那儿吧，一月一个人是18块钱生活费，粮食可能是一斤半，再加上他本人带的口粮，基本上二斤来粮食，那生活还是比较足的。18块钱生活费，那一天合6毛钱呢，6毛钱就买上点菜啊。
彭士俊：
那菜就不等了，菜就是有红萝卜缨啊，白萝卜缨啊，或者红薯叶啊，那么多，三万多人上到上面，山上的树叶都采完了，杏叶、白杨叶，白杨那种…也好吃那种叶。
王广琛：
油少、菜少，这是事实。有时红薯叶呀，有时上山挖点野菜啊，这有。我这史稿上面也写了这个，这是事实。有，这不错。二斤多粮…劳动一天，一顿没有一斤粮不饱肚啊。
任羊成：
那时候有的是八两，有的是七两，有的是九两，就没有吃到一斤的，都是这样。也还有六两的。
王广琛：
八两粮食是没有的，这个不要去电视上讲这个东西，不符合林县事实，是不是。同时，八两粮食也顾不了命，就不能劳动，还有说吃粮，四两、八两、六两，得了浮肿病，还在青年洞劳动，不是那个情况。第一红旗渠没有浮肿，在农村有浮肿病不准上红旗渠，这是县委的规定。
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林县人民前进的脚步。在引漳入林的工地上，不断涌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战士。林县人民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摆开了劈山导河的战场。
红旗渠被称为太行天河，尤其是总干渠，大部分渠线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通过，施工难度非常大，施工人员也冒着生命的危险。
铁姑娘打钎 | 图片来源：魏德忠摄
任羊成：
哎呀，看…最险要的就是有鸻鹉崖、石子山、老虎嘴、鹰嘴山、通天沟、四眉崭、小鬼脸、红石崭，这是最特殊险要的八处。
王文全：
当时的话，因为在山西那一段啊，经常出事情时候，出事故。
彭士俊：
一下子牺牲九个，那是最严重的一次，上面塌方，人在下面，一下就砸死那么多人。有一个洞子里边闷死了三个人，所以当时有一个就是趢富荣跟我说，有个人下去，这个人说，哎，你不要去，你是独苗，你就弟兄一个，我弟兄三个呢，我就死了我还有两个呢，你让我下去，你不要去。
王文全：
一牺牲以后，那老百姓就胆怵了，就胆小了，老百姓叫胆怵了，就不敢去了，害了怕了。所以呢，那个工程就往后压了压，压了多久，后来从各个乡，各个公社，抽了一部分强壮劳力，一个人一截，一个乡一截，去那儿会战了一个多月。这样才把它搞成了。
郭秋英：
那个张买江啊，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母亲又把他送上去，她明知道那么艰苦，那么险要，家里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把孩子送上去呢？
彭士俊：
他娘就说，你去吧，尽管他才十三岁，你去，修不成红旗渠你不要回来。你带着水回来就中。我们现在能够喝到红旗渠的水，也不能忘记这些人。
张买江：
正在修渠的时候，我有个小妹子，我父亲死了以后她也牺牲了。所以我就在家当小孩王，管看他们，看他们看好了回来我还不用挨打，我看不好，我母亲就要打我。所以我就宁愿去渠上，我也不用挨你们打了，所以我就上了渠。
彭士俊：
他为什么叫羊成呢，这两个字，他家很穷，小时候他妈没有奶，他爸是放羊的，他喝羊奶长大，所以叫羊成。
原河南日报记者魏德忠：
当时我们好多记者去采访，他刚从工地上下来，满身啊，扎的都是刺，他那个指挥长是个副县长，叫马有金。任羊成把袄脱下来，一查，那个刺啊，荆棘…那个野枣树的刺啊，哎呀，好几千，有一大堆，衣服上扎的都是刺。啊，任羊成，你把裤子扒了，他们开玩笑，裤子扒了干啥，一解开裤带以后，这腰里一层老茧啊，人家都在手上脚上长老茧，他在腰里。
你看那个电影里多动人啊，唰，悠荡着，像燕子那样，他动作非常敏捷啊，可是那一开始不行，一开始吊着以后啊，那时候没有尼龙绳啊、麻绳啊，说不上什么时候…，麻绳在石头上面一动，一掉下来万丈深渊啊，一掉下来粉身碎骨没了，任羊成胆子大，有的胆小的，吊上去以后，一开始啊，吓得尿裤子。
任羊成：
我们开始从这儿下来以后，只能走十米二十米，这样下来排险，后来我们锻炼飞，往起飞，从这儿一下，比方从这儿下来以后，用这个扎棍这样一捣它以后，唰，三十米。往那边能飞三十米，到那儿把险石全部排掉，在那儿排掉以后，一看，眼睛这样一看以后，一捣那山，哗，又飞到这边，这样是六十米宽。
共产党员任羊成越是艰险越向前，
他带头下悬崖，撬石除险扫清障碍。
魏德忠：
他老伴就说，说任羊成去了啊，白天去了，就准备着晚上就回不来。
彭士俊：
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就说这是个活死人，所以他就…他去的时候他就感到不一定能回来，但是还要干。他跟我说过，他说我把这铺盖啊，四两套啊，四两套在林县说土话四两套就是个破被子，把四两套用绳一捆，一些衣服啊一块捆住放在那儿。有人认为他要当逃兵，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到指挥部了。后来就是马有金指挥长去那儿看他，哎，你把这捆着它了，咳…老马啊，这会儿啊，去我是站着去的，说不定回来不回来，这是两回事。我把这四两套捆着它，如果我去除险的时候晒了柿干，就是粉身碎骨的意思。我要晒了柿子干了，给我拾几块回去，一提这个东西，也不用再找是不是我的，我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听说你要当逃兵，他说，咳…这不修成红旗渠我不回去。我在红旗渠上就是死了，也比我从小饿死让狗吃了有价值。
碰到向里凹进去的险情，就得进行飞崖除险，任羊成和战友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总干渠山西段完工了，漳河水绕着太行山腰流到了林县的边界上，这时候全国城乡缺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浮肿病四处蔓延，林县所在的河南省，曾经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这时也是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这种情况下，中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红旗渠又一次面临着下马的危险。
杨贵：
中央提出来要保人保畜，要一百日休整，大家都休息，不要做活，只要把身体搞好。
王广琛：
休养生息，这是爱护群众，关心群众的措施。
张买江：
领导是正确的，就林县缺水啊。你再怎么保人保畜，啥都没有，不还是逃荒要饭。
彭士俊：
一下来，修成还修不成啊，咱们费了这么多工，都是不愿意，不愿意下来，都要求留在渠上继续修，我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王文全：
当时县委决定，杨贵和林县县委决定，休整，执行中央的指示，爱护群众，休养生息。这是第一。第二不全下来人，留三百多人，一继续开挖青年洞，那是咽喉工程，不开出来以后不中。第二留下点人保护明渠。
杨贵：
当时我的想法是啥呢，我说这个明渠啊，这个可以上人。一旦情况好了，调三万人五万人上去都没有问题。这个打洞，再上多少人，它这个…盛不下人啊。我说留下人打洞，就是现在那个青年洞啊，就是当时留下来打的。
在最困难的时刻，林县人民开始了凿通青年洞的艰巨工程。青年洞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是红旗渠的重点工程。如果青年洞凿不通，整个红旗渠就不能通水。青年洞的石质非常坚硬。
王文全：
他那个岩石叫花岗岩，也叫火成岩，就那个红石头，很硬，打一锤打一个白点，开始凿的时候啊，一天一个人两个人轮着凿，也就是凿三公寸。
青年洞它是弧形的，它是这么个弧形的，不是东西直着的，它是个弧形的，所以靠这一半呢，它是临着那个坡边，所以在它旁边搞了好多旁洞。这样一来，工作面就扩大了，你从这边打，他从那边打，所以进度也就快了。
任羊成：
你看这个得多长时间，六百多米啊，哎呀，得五六年时间。就这样我们干，干了是一年零五个月，才凿通啊。
社员们以老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的决心，一锤一钎的奋战了一年零五个月，终于把这个长616米，宽六米二，高五米的青年洞凿通了，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的胜利。
1961年6月，也就是青年洞即将凿通的时候，总干渠二期工程复工了，6000多名民工重新回到了红旗渠工地。一个月之后，从新乡计委又传来对杨贵和红旗渠都极为不利的消息。
杨贵：
1961年的时候啊，咱中央这个谭震林书记啊，那时候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到河南到七里营去搞调查，纠正过去一些左的错误。
王文全：
在新乡豫北宾馆召开这个整风…就是反五风会议，就是反官僚主义啊，召开这个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呢，当时林县有一些人，就是反对修红旗渠这些人，认为，你这个林县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吃不饱，现在还修红旗渠呢。
杨贵：
说杨贵这个人是蛮干，不听地委的话，中央让百日休整，他现在还在继续搞引漳入林工程，而且他还把引漳入林改成红旗渠，啊，这个人就是骄傲自满，死抱着红旗不放。
王广琛：
不顾群众的死活，背着干粮送野屎，剥树皮，吃野菜。
徐礼拴：
树皮吃光了，饿死人了，还要修红旗渠。叫他停工他不停工。
杨贵：
他听了这个以后，谭书记这是老革命老领导了，他一听这个情况他就起火了，林县这个县委书记这个…死抱着红旗不放，啊，是个死官僚，要撤他的职。在会上他宣布撤职，一说撤我的职以后啊，当时大家都很震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说了以后，基本上这就是定了非要撤职不行了啊。
王文全：
我们那个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他说你也不要光听他们反映的，他们反映的那个不是事实。
徐礼拴：
说实话林县不是那种情况，谭书记，我们也不是死官僚，也没有饿死人，我们还有储备粮，说这个情况。说这些情况以后，就马上宣布撤他的职。
新乡地区二十四个县委书记，实际当时呢，实际已经免了十八个了。这还有六个人，杨贵就是第六个。
杨贵：
这个组织部长叫路加林，结果开始说是撤我的职，我的职没有撤呢，结果先把这个组织部长的职撤了。撤了以后，第二天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
第二天我去了以后，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紧张，谁都不敢跟我握手，也不敢跟我说话，背着走。好像我这个，哎呀，有啥不得了的问题一样，呀，我总觉得，我说是这个情况…
我就说，像林县修建红旗渠，我说这个是我决策的，也是我领导的，但是这个啥呢…我们的组织部长路加林就是说了一句有意见的话，就把他撤职，我说我是不赞成的。你撤我的职可以，撤我们组织部长的职务我不赞成。我在会议上就把我这个观点就讲了，另外我又讲了，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修红旗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抓紧地修呢，我说林县缺水的情况太厉害了。
谭副总理呢一句话没有批评，但是他听了我讲这个以后啊，他这个啥呢，听了我讲这个以后，他后来就派了个调查组到林县去调查。谭书记就说是把组织部长的职务给他恢复了，又把组织部长的职务恢复了。
徐礼拴：
老杨这个人他有个性格，他要认定的东西，你就割头，他也不屈服。杨贵说，哎，我建议领导，马上派人到林县去调查，如果我说的是假的，撤我的职，改组县委我都没意见。如果不调查，他这样说，我作为党员我保留意见，直至向中央反映。调查这个情况以后，杨贵说的是真的，别人告那个状是假的。
所谓的豫北宾馆事件之后，红旗渠的建设反倒进入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阶段。在河南省委和中南局的大力支持下，红旗渠列入了国家计委的建设项目，并且得到了资金上的援助。
1965年的清明节总干渠通水，第二年四月，经过六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红旗渠三条干渠竣工通水，林县人终于实现了牵着漳河上太行的梦想。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 图片来源：魏德忠摄
王广琛：
水一直从渠首放开水，南边一直到合涧红英汇流，东边到夺丰渡槽，北边到一直到曙光洞的洞口，把水都放下去。
徐礼拴：
这个时候杨贵宣布开闸放水，群众啊很多都掉泪。
王文全：
有的人…那水，浑水啊，舀开就喝几口。
李改云：
我就在渠上坐着，本来我就一直觉得，我心里一直有点…我去的时候，又是向支部表态，又是向党表决心，我一定要带着人，带着渠水回来，把渠水带回林县来，不带回林县来我就不回来。唉，遗憾的是没有带回水来，我受伤我先回来了。本来我心里就一直觉着好像有个缺憾。那天水一下来，哎呀，那水，哗一泻下来以后啊，我的心啊，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激动，反正是…好像这心就跟着这水哗…一起走了。
张买江：
我担着水，连夜…头天中午开了会，赶第二天早起回到家里，第二担子水…俺娘在家，去合涧开了庆功典礼会，坐在渠干上硬看池塘水流满。
彭士俊：
那群众这个手舞足蹈啊，哎呀，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哎呦，有的这个，有的老人够着去舀水，也不管脏不脏就喝了。有的还专门取了盛水的东西，拽上这一桶水啊，自己不喝，回去敬奉这死去的老人啊，说，哎，咱林县可有了水了啊，你不用再惦着了。上坟啊。
我这是乐极生悲，我想着通水又想起吴祖太了，那个人太好了…
图文来源：纪录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五集：愚公移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