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温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有感
每年的9月9日前，总想写点什么，怀念一下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今年的9月8日，又恰逢老人家发表《为人民服务》80周年。也许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连续两天，都是非常值得怀念的日子。老人家将自己无私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用自己一以贯之、表里如一的言行，向世界昭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如何诚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对比是最好的教材，在老人家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已经逐渐跳出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以及右派公知们精心布下的重重迷阵，对老人家初心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认识到老人家的高瞻远瞩与英明伟大。
《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代人在儿时几乎全都熟读于心，全文虽然仅有短短的700余字，却完美地诠释了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今天重温，仍然倍感亲切。
毛主席在文中写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当读到这段话时，笔者不由联想起前不久自己一篇有着3万余人阅读量的反映社情民意、为弱势者群体呼吁的文章被网络封杀，且登载该文的国内某大平台受到牵连，心中难免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而当读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时，自己又感到信心倍增，为此放弃了暂时搁笔的打算，无惧再次挫折，想再谈一谈“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问题。
从毛主席1944年9月8日提出为人民服务，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对自己初心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也可以说是初心的真正回归。因为尽管党的一大党纲中就提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但仔细辨析，其主要还是把工农大众及其士兵作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非服务对象。这在位置和情感上是有较大差别的。党的二大诞生了我党的第一部《党章》，到党的六大时四次修改，虽然也有如上类似表述，但仍然未跳出上述局限性。只有党的七大，才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列入《党章》“总纲”。
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主仆关系的一种伦理规范。从党的一大到七大前，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20多年的艰难探索，才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只有从灵魂深处把人民当成主人，把自己当成仆人，才可能真正实现党的宏伟目标。
从本质上分析，这种关系的明晰，其实是一种人心置换或者说感情置换关系的确立，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为党仅仅帮助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解除受剥削、受压迫只是实现了初步愿望，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人民得到解放后，时刻把人民的利益装在心里，才可能带领人民走向更加灿烂的金光大道。也只有这样，人民才可能在党的感召下，从心底里把党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
在战争年代，这种人心置换的结果就是人民争先恐后地为党取得胜利而出工、出兵、出粮、出钱，并不惜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来保护党的利益和党的干部。当年解放区曾流行着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就是对这种人心置换结果的生动描述。
正因为这种关系的确立，从1945年党的七大到1949年短短四年内，我党才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仅用三年时间，就用极其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兵力超过我军三倍以上且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此，不仅像陈毅元帅感叹的那样：“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而且，正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战争展厅用“人民的胜利”所标志的那样，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其实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在这里，党的目标和人民的目标达到了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才进一步形成和加固了军民一家亲的局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更是把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最普通的工农群众，提到至高无上的的地位。在1954年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固化党员干部的“公仆”理念和人民群众的“主人”理念，不仅所有涉及公共事业的机关单位都冠以“人民”名义，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民主权利等多方面，赋予人民真正的主人地位和权利。这种人心置换的最终结果就是人民群众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去，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新成就。
只要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新中国的建设几乎是从零起步。农业面对的是百年炮火轰击下支离破碎的土地和战争导致的强壮劳力稀少，而患麻风病等地方性疾病的人又占比很高的劳动力，以及近乎原始的耕作技术。工业即使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人均工业产值仍然不足8美元[1];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人均119元人民币(相当于45.47美元)，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2]。而在国防上，不仅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围剿，虎视眈眈，还要时刻防备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以及清除国内的土匪残余等。同时，初建国便投入巨大的军力和物资进行抗美援朝。在当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面对漫长的国防线和海岸线，只能密布军队，最高峰时，我国的军队人数达到600万之巨，而这必然要用巨大的财力来支撑......
但是，面对这样内忧外困的局面，全党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才置换出了全国人民史空前绝后的冲天干劲，也置换出巨大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新成就。
农业生产上，通过走组织起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山水林田路综合规划，综合治理;通过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建成了八万余座水库以及像河南林县红旗渠那样震惊世界的水利工程，不仅极大地消除了天灾隐患，而且变害为利，使水利起到农业发展命脉的作用;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建成数亿亩旱涝保收的“大寨田”;同时还治理了大量的盐碱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开垦了大量的荒地......这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2.78亿公斤提高到3315亿公斤，增加近两倍;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却由从建国初的209公斤提高到1979年340公斤[3]，不仅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极大地支援了城市建设，为工业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工业生产上，据世界银行1980年对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状况评估公布的资料：我国从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的1952年到1979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11%，其中，被称为工业之母的重工业超过了13%，轻工业为9%。而全球50-80年代年平均增长速度则从4.8%降到2.9%。从投资角度看，“1954-1977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183亿元，年均增长12.1%”[4]。从工业积累率角度看，1954年到1977年，工业资本积累率达到29.8 %，最低时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时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远远超过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需要的“投资超过GDP的11%”的国际认同标准[5];从最终结果看，1949年到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由1446亿元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了15.1倍，年均增长9.4%;国民收入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建设简史》记载，即使在被称之为“崩溃”之年的十年文革期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仍然增长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比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增速快两倍以上。”
这就是被公知们诬蔑为“不懂经济”的毛泽东在世期间创造出的人间奇迹!而在1976年老人家去世时，留给我们的家底不仅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且国库里还留下了5000亿斤战备粮，500多万吨棉花，23.5亿美元，1280万盎司黄金储备以及食盐、食用油、石油等等战略必须物资，这些实物相当于现在的数万亿人民币。同时，毛泽东时代我国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制造设备和工业设备等。
无怪乎，连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也做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美国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都惊呼：“中国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的姿态出现了。即使是认为新中国经济已经走向“崩溃”边缘的邓小平先生也承认：“我们在三十年间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6]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为国防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独立自主方针(这一条极端重要)指引下，我国从建国初连钢钉、煤油、水泥等都得依靠进口(当时称为洋钉、洋油、洋灰)的基础上，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核潜艇”以及包括导弹驱逐舰+洲际导弹在内的导弹及其反导系统等一系列高科技成果，一跃成为世界主要核强国，为国家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其他领域，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首次提取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和“双氧青蒿素”，自主研发了12.5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自主制造出万吨远洋货轮以及在刘天关线(中国第一条330千伏输电线路)、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中同轴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微波通信干线、人造金刚石等方面都取得了领先国际的先进水平，同时自行设计建造了第一座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在基础领域研究中，陈景润在自己的书房里专心致志地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设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成功了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实行了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地震预测等......到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实现自给。而在大飞机制造、芯片技术等尖端领域，也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遗憾的是，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运10飞机和芯片等，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就根据“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指导思想，最终被迫下马，使我国在这两大领域至今都受制于人。
而更遗憾的是，毛主席逝世后，随着政局的更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逐渐被“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所替代，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也转向相信和依靠“精英”与“资本”。
现在回头看，这种改变首先是从“中心”的改变开始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其次便是各种人员成分的变化。
毛泽东时代，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以第一线的工农代表及其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为主体。第四届全国人代会时，工农代表占比达51.1%。而毛主席逝世后，在后续的人代会上，这些工农代表逐渐被“精英”和“老板”所替代，工农利益的代表参与“最高权力”决策的份额大幅度减少。
毛泽东时代时，上至中央、下至基层各级领导班子，都有从生产第一线提拔上来的工农代表。这部分人，从领导能力和水平以及文化程度上讲，也许不及那些职业政治家;耍手腕，搞阴谋，更难以和一些政客相比，但他们大多数不会忘本，在各级决策过程中大多会站在自己所代表的工农利益立场上发声。这是长期执政条件下，防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重脱离群众的重要之举。但毛主席逝世后，这部分人大多被以各种名义踢出各级领导班子。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拥有一大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他们不仅能力水平超群，更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底线。但是，由于他们中不少人对当时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以及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决策及其行为，勇于抵制，敢于斗争，为此被讥讽为“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的人”。在“不换脑筋就换人”的高压政策下和“年轻化”的悖论[7]下，这部分人也被从各级领导班子中逐渐清除。
从最高决策机构到具体决策组织，当一大批“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被清除后，自然就需要符合“时代”标准的人来补缺。当时的提法除“年轻化”外，还有“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限于篇幅关系笔者不想在此方面展开赘述，但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即通过查询简历得知，党的十八大后，被查处的腐败高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那个年代在政治上起步的“四化干部”。
三十多年来，我国从上到下就是在这样的“四化”精英指导和操作下，昂首阔步迈入“改开新时代”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些“精英”以及“公知”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从“精英”的构成看，上层的“精英”多出生于家庭条件较好的“海归派”“三门干部”“红二代”等，下层的“精英”则多为家庭条件较好，且有较高学历者以及“官二代”“富二代”，中层的“精英”则多为上下层“精英”的混合体。
依靠“海归派”，固然有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一面，但也有吸收国外腐朽价值观的一面;更不排除有些“海龟”已经成为国外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甚至成为国际间谍(这一点已经被大量事实所证明)。而“三门”干部和各种“二代”们，一方面了解上情比了解下情多，另一方面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底层老百姓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因此，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往往是站在想当然的角度，有的甚至完全是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而失去独立的自我，更难以站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利益上考虑问题，提出政策。
而上层的“公知”及其下层的粉丝，则大多为毛泽东时代受到冲击者或者其后代。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在灵魂深处就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不应该与老百姓为伍，更不应该和老百姓一样吃苦受罪。因此，对毛泽东时代所要求的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要到工农中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政策极端不满，对毛主席抱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时代竭尽诋毁。因此也自然不会站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利益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当各级充满这样的智囊和具体权力执掌者时，执政航向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而一旦改变，离党的初心和最底层人民的愿望就会渐行渐远。最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地位、权利、利益等，也以某种创新发展的名义被极少数人强制性“代表”。如此，从思想到组织，从理论到实践，从决策者到智囊团队，都逐渐开始了从“仆人”到“主人”的角色转换。
自古道，为政之要 以德为先，为政之德，首看虑弱。任何清醒的执政者，治国时必须考虑处于生活最底层的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不仅是检验一个执政集团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国家稳定和安全的现实需要——否则，不仅可能导致官逼民反，带来极大的社会隐患，而且在国有危难时，也不会有多少平时心理已经严重失衡的人去为国舍生忘死，勇赴国难。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贴羊贴瘦的，亲儿亲弱的”传统。中国历史上所有真正的改革家之所以受到后世追念，就在于每一次真正的改革，都是通过剥夺剥夺者，将强势群体霸占的利益分给弱势群体，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维护王朝的苟延。而试图通过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来让“一部分”强势群体越来越强的只能是“假改革”，虽然会受到当朝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拥戴，但最终必将遗臭万年。所以，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广大人民特别是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劳苦大众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为政之德的基本底线。
毛泽东时代，尽管国内物质基础非常薄弱，但从为政之德角度看，国家还是采取了“大负担国家扛，小日子自己过”的策略，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可以得到必要的保障。不仅在城乡普遍实行了上学、医疗等基本免费制度，而且，在农村由于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包括孤寡老人、五保户、残疾人在内，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是雷锋式的孤儿，也不会因无人照顾而失学，而且在学校毕业后还被优先安排到县委去当了通讯员。在城市，尽管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较低，但由于在住房、上学、医疗、养老等方面基本有所保障，在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上，全部实行按人口凭票平价供应，因此，决定了越是人口多的家庭，享受到的社会福利越多。在那个年代，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一个劳动力养活七八个非劳动力的情况比比皆是，虽然艰苦但还能将就生活下去。不知道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浪潮下，在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提升到世界第二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有没有人敢于说，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者，通过正常的劳动收入，可以承担起养活七八口人的重任?正是由于最弱势有了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注定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上极少有因正常生活过不下去而偷盗抢的案件发生，昼不关门、夜不闭户的情况随处可见，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高尚行为比比皆是，更少有因为生活困难而不赡养老人、遗弃残疾子女以及因为经济问题杀人和自杀的现象发生。
由此可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维护高尚的为政伦理，捍卫为政之德。
而当“决策团队”和“智囊团队”失去了对最底层老百姓的悲悯之心时，一切就都会改变。于是，曾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也被智囊们设计成为“雇佣劳动力”(以合同制为标志)，直至沦为劳动力市场的商品;即使如此，噩运还远未见底，在许多承包和租赁经营的厂长经理“代表”下，最后大多走向下岗失业。农民的土地经过精心设计后常被强占，房屋也被强拆。而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也都被设计成压在人民头上的新的“四座大山”;事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食盐、自来水等，也被设计成与国外合资了;事关子孙万代的转基因也被设计的批准大面积推广了......
最终结果是，尽管几十年来，依靠出卖资源(能源)和土地以及借外债为主，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建设成就，但在精英们的管理下，各级财政仍然普遍债台高筑。而全体人民千辛万苦创造出的财富，也被数以万计的“精英”转移到国外。延安时期以及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被老百姓颂扬的那种“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的“十没有”景象，早已在精英们的管理下，成为人民可盼而不可及的天方夜谭了......
尽管党的十八大后，许多曾经的“精英”被抓了起来，并判以重刑，但是仍然有许多所谓的“精英”，继续“代表”着人民的名义高高在上甚至胡作非为......而这一切的一切，预示着我们不少党的干部，正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由人民公仆转变为人民的主人!
这种现象，不得不防啊!
其实，古今中外，治国的核心问题，说到底就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生活的道理往往就是这样简单：谁把人民当主人，人民就甘愿掏出心，由衷热爱敬若神;谁把人民当牛马，人民就要翻身做主人，砸烂庙堂推倒神!从这一意义上讲，越来越多的人怀念毛主席，绝不是没有缘由的!
由此，笔者想到国歌中的一句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由此，笔者也想到前苏联统治者的背离人民、亡党亡国!
注释：
[1] 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1952 全国地区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占17.6%，折合为119.504亿元人民币，1952年的全国人口总数为 57482 万人，人均20.79元人民币，当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1美元=26170元旧人民币，为此人均工业产值折合美元为7.944美元
[2] 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作者武力 2020-01-17 发布
[3]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和年度统计公报
[4] 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作者武力 2020-01-17 发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作者武力 2020-01-17 发布
[6] 见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的讲话
[7] 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是“悖论”问题，笔者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其主要观点是，在干部正常淘汰机制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今天的普遍年轻化就预示着明天的普遍老龄化。这是造成后来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年富力强便下岗，名正言顺吃空饷”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当时所谓的要求领导干部年轻化，其实是一些人为了某种不正当的现实所需而提出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