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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个值得一读的调查报告
最近，读到北大博士冯军旗在河南新野县挂职两年时写的一个调查，文中以大量具体事实深度反映了中国县级基层的官场现状，更指出了当今大部分基层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其中冯军旗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县级基层一手遮天，恶性循环，造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城市而越来越臃肿，加速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现状。
不管从那个角度说，这都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他在文中不仅提出了这些问题，还对中国基层现状有分析。这些问题，不仅在河南，在相当多的农村都是客观存在。比如，县级政权家族化的问题，一个县级政权，如果从县委政府到各个科局，如果都是家族式垄断掌权，窜来窜去都是一帮亲戚执掌着各个部门的权力，那么，这个县的治理便会存在天大的不公。
最近又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个刚刚脱贫的县，是一个连政府日常性开支都成问题的穷县，可是抓到的贪官，居然可以贪到千万甚至上亿，河南多个县已经抓出不少这样的县级干部。这就不难看出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了。
我们党中央和政府的所有文件，都是面向人民，面向广大老百姓，通过省级市级，最后都要落实到县这一级的。因为县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面向成千上万的基层群众。县这一级政权的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底盘。若这个底盘发生动摇，便会地动山摇。我们千头万绪的工作都是为了底层百姓，若这个底层百姓发生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政权就不会稳固。
冯军旗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那些县，读后让人毛骨悚然!为什么?因为转来转去，都是几家亲戚在统领着一个县，成了一个家族的家天下，这样是不可能为大多数老百姓服务的。再重要的问题，他们几家一串通，问题就解决了，集体的财产就可能变为一小撮人私有的。老百姓有了不满和冤屈，你如果上访，随时可以把你定成钉子户，列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否认乡村确实有爱闹事的二流子一类，哪个地方都有，但是大多数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但是这些人以及他们的麻烦和问题一旦进入县级干部眼里，甚至影响了县级干部的晋升，这些人便会从此不得翻身。这些家族式治理者掌权一个县域的现象，我相信在中国县级社会里是带有普遍性的。河南有个县级干部作为典型人物、大众榜样去世了，这是共产党人的一个榜样。本来这个县应该带头继承这个干部的精神品格，但是这个县的地方政府为了向上级表示对这个典型的巨大重视，采取的居然是把他的孩子们大多提拔为县里的领导干部，使这一家子都成了官员。这恰恰背离了这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最后据说这些孩子们也不争气，在其位便开始贪腐，吃拿卡要，群众反应极大。
这些类似的问题，如果表现的是河南极个别的县，那还不足以影响大局，但是如果成为一种性质轻重有别的普遍现象，那么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惠民的方针政策，又怎能落实到基层老百姓身上。全国三千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我们相信大多数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有三分之一是冯军旗列举的那样就不得了。所以，中国问题，管好三千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复提醒各级干部时讲过的一句话。现在乡村上访问题多，不是像有的干部所说是刁民太多，而是不负责不担责的干部太多。比如前几天那些跪哭开封包公祠的百姓，我就根本不认为那是个别现象，如果没有大冤大屈，坐在包公像面前他们能哭得出来吗?之所以跪哭包公，那不过是借历史人物以抒心中块垒，那是对政府官员的极大讽刺。那是对现实的嘲讽，所以千万不能听有些官员对这个事情轻描淡写的随意淡化。因为据说后来四面各省来这里哭包公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值得各级官员深刻反思，不能随意给群众扣上一个闹事的帽子便一扣了之。
较高级别的干部受到群众监督的力度较大，而县级干部受到的约束便往往不够。自古以来，一方县官，便是一个地方的老爷，便可以为所欲为。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河南豫东的大部分县都脱贫了，但是只有老百姓明白，县委书记们也未必不清楚，这些脱贫的县，绝大部分靠的是外出打工挣来的钱，并不是靠自身的发展取得的成果。这几年，沿海省份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了，很多打工族还得返回故里。于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摆在面前，那就是怎么防止返贫的问题。如果不能重视这个发展趋势，那么农村问题便成为突出问题再次摆在我们执政党面前。豫东某县，百分之七十的经济数字依靠的是打工汇来的资金。未来有一天，如果这个资金链条断了，那么农民大量土地已经被占用，这个返贫的问题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面对这个局面，如果我们的县长县委书记们，整天在那儿还热衷于搞形式主义那一套，高虚假浮夸那一套，老百姓吃苦受罪是必然的。河南老百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浮夸风已经遭过大难，现在县长书记们又在那儿不负责任的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那一套。一个最基层的单位，整天鹦鹉学舌开口闭口供给侧改革、大谈什么互联网+，屁大点事都一定说什么工程，整天就是忙着念文件读报纸，其实是在欺骗上级，坑国害民。
毛主席历来提倡，在我们党内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冯军旗博士的调查报告也许还有那么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他下乡挂职，不走过场，不图形式，不为镀金，这样一个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共产党的书记县长们学习。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应该恢复我们党的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别整天当了几年官，就知道喊口号了。这一点，应该给冯军旗博士与充分表彰，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调查研究的模范。只要给人民做了好事，这个社会是不会忘记他的。相信人们也记得住冯军旗这个北大博士。
附件：
冯军旗的调查报告
这篇报告是由北大博士冯军旗到河南省新野县挂职两年所调查写成的，深度反应了中国县级基层的官场现状，更是当今大部分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
比如，大部分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乡发展?
各种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
每年全国大量的群体事件等等。
县级基层的一手遮天，长此以往，恶性循环，造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城市又越来越臃肿，加速中国发展不平衡。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
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
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
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
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
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
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
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
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
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为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
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
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
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
近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
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
王城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
王城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
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
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县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1、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2、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
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由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
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
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
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
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
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
有旁观者感慨：“咱们县的皇帝来了。”
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
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
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
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
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