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其实农夫山泉舆论事件在我看来，总体而言是比较乖张的，不过是你我所处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根本性扭转，从而使得过去并不恶悚甚至值得称道的行为，平移到今天就产生了认知错位，进而引发了民意的不悦。

　　比如资本家入外籍，比如资本家的产品市场宣发极度“倭风”“精日”“东瀛味儿”，比如连「资本家」这个阶群放在三十年前本身都是正面的、大书特书的(当然了，这是废话，现在貌似依旧大书特书)。

　　与今天国潮国风成为新流行完全不同，就拿“倭风”来说，这在十几年前就是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赚钱密码，从马桶、电饭煲、榨汁机、汽车这样的工业流水产品，到一大堆快消制品，精日就是轻奢、小资、时尚、前卫的代名词。

　　东方树叶莫不如此，2011年它推出颇具历史虚无主义风范的一系列所谓“日史茶饮”，是因为彼时时局与市场;2022年它又推出龙井新茶、开始逐渐放弃“讲日本故事”，同样是因为新的时局与市场。

　　名创优品、奈雪的茶、全季酒店、张小泉、元气森林……“伪日系”大行其道的背后，根子还是乌泱乌泱的消费者愿意为“倭风”买单。

　　正如我之前的文章《批判莫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算诞生「莫言文学」的时代》(点击阅读)，凡事不妨向历史深处看——

　　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10月22日，我方领导高调访日，一天后便与日本交换了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对于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扩大日资入华的诉求十分迫切。

　　只是，就在那次访日前不久，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所谓例行“秋祭”时，刚刚把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社中………

　　但是，一切为了经济。

　　1979年12月5日，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承诺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

　　此后，日本共为中国提供了四批数万亿日元贷款，后来的评价是：

　　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早在1975年1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时，就有表态：

　　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否定或者减弱两国联合声明，或者降低调子，是不可能加深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的。

　　坦率地说，现在我们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称霸?

　　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

　　伴随大力援华着的，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日渐“自信”的活跃。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明目张胆地修改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

　　1989年1月7日，法西斯刽子手、亚洲战争策源者之一裕仁天皇病逝，外交部长钱其琛以特使身份出席葬礼;

　　1996年7月，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

　　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2003年9月1日，我们单方面允许日本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证入境中国大陆15天(一直到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才暂停实施)，而中国大陆公民入境日本必须提前办理签证……

　　四十年来，日本右翼力量屡屡踩破红线，参拜靖国神社逐步成为政治潮流和积攒政治资本的重要举措，整个日本从政治界到教育界，加剧右转，以至于到今天呈“尾大不掉”之势。

　　相生相随的，自然也是中国国内的某种“变化”，同日本的狂妄相契合，彼岸嚣张，此岸俯首。

　　特别是1988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问世之后，号称“不要背负历史包袱”成了即将跨入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潮流、新口号、新风尚。

　　由此，淡化对日侵华史宣传、以至于自我扭曲日本侵华史观，也在一大批“新精英阶层”的循循善诱下，辐射进中华大地，绵延至今。

　　比如这种，是不是很让人无语……

　　某官媒甚至直接公开为「汉奸」概念脱敏……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恶果，除了把持中国高校、体制内知识界三十年的公知们以媚日精日的姿态聒噪舆论场，还有令人唏嘘的无疑就是在所谓“去仇恨化”教育多年后，重新在21世纪10年代捡拾抗日历史时，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只能以各式各样雷人的“抗日神剧”来应付市场需求。

　　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恨”日本了。

　　要么是精日分子“不必纠结历史”的“忘恨”，要么是民族主义者“杀光所有日本人”的“蛮恨”。

　　总之，不再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位去肩扛历史、目眺未来。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者」的身位?

　　1949年6月，中共中央为与日本进行直接贸易问题曾致电过当时的东北局，指出：

　　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

　　但是日本方面遵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下的奴才精神，开始围堵中国战略，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在1957年6月2日“访问”我台湾省，表示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光复”……

　　一年后的5月2日，长崎又发生右翼损毁五星红旗事件，导致中日贸易因此中断。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日双方尽管有一定的贸易往来(双方自1962年后分别设立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但在涉及历史问题的层面，中国方面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未有过让步，哪怕以经贸割裂为代价。

　　根据朱成山的《激战倒春寒：反对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史斗争纪实》记载，1959年版的北京市初级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教学资料参考第三册，以及1960年人教版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现代史》中，就均有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在江苏地方教材中，更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老奶奶等历史当事人的描述。

　　在毛主席时代，我们一方面进行要求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对日本国内左翼力量的支持，帮助被美帝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统治的日本人民进行民主化斗争。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时，呼出惊世高论：

　　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的惨痛记忆，全体华夏儿女是无法忘却的，这绝对不以所谓“时代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需要”而变动。

　　农夫山泉与钟睒睒家族不是那个时代的孤例，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

　　他们只是产物，也仅是需要得到清算的第一枚骨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