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但是，它却给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伟大的斯大林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利用西方迫切需要向外国输出资本、技术和寻找摆脱危机出路的有利时机，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技术人员和资金，在各主要工业部门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当时国际经济和政治最大的赢家。斯大林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来发展本国经济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一、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实行科学的五年计划奠定工业化基础

　　在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斯大林看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险。斯大林坚信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消除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坚定地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所以从1928年起，斯大林公开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30年又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些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等于给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砌上了一道“防火墙”。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钢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590万吨，机器制造业的水平也达到世界第二位。

　　苏联的成功经验，不仅保证了苏联免受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影响，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国民经济。苏联也成为战后各资本主义世界学习的榜样，西方纷纷效法苏联以及后来我们国家计划经济的办法，摒弃传统自由主义的教条，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经济。这些举措，一直持续到80年代，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大大减少。但资本主义的政客们好了疮疤忘了痛。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又泛滥起来，实行不加控制的自由经济，结果闯下了大祸，引发了一轮又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大危机。

　　我们现在的有些人，无视五年计划和国家宏观调控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完全抹杀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把市场经济奉为神明，一味地、简单地鼓吹要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这完全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结果使我国的经济绑在了资本主义的囚车上，资本主义一感冒，我们就发烧，完全没有一点免疫力。

　　同任何事物一样，计划经济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这种缺点和不足，完全可以在发展中逐步改进和完善，而不是全盘否定。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所要坚持实行的制度创新，是建立适合本国实际的经济发展体制，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引导非公经济为社会主义发展做贡献的同时再不断壮大自身的创新研发能力。要知道，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他们才对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掀起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的飓风。苏联正是没能顶住西方的干扰，上了全盘西化改革方案的当，才葬送了自己。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当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又纷纷实行社会主义的办法，国家控制，国家干预，连英美这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干脆把银行国有化等等。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正说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发展方向。我们国家所谓的那些“精英”们，闭着眼睛说胡话，说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声称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真不知道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深化”到哪里去。

　　二、取消帝国主义租让企业，将其收归国有，收回经济主权

　　租让制是在苏维埃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资金和技术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列宁和斯大林为尽快恢复经济的一种策略手段。虽然租让企业数量不多，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在租让企业中，外国资本家为追逐高额利润进行掠夺性经营和营私舞弊行为，愈来愈严重腐蚀着苏联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这与调动亿万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宣布逐步取消租让企业，把外国资本家掌握的资源收为国有。1930年正式废除租让法令，到1932年，全国租让企业由73个，剩下24个。以后又逐渐全部取消。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某些独资、合资企业，他们对我国资源的掠夺性的开采和控制，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对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的腐蚀，对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威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也应该学习借鉴斯大林政策，用我们手中的外汇储备，把威胁我国经济安全的外国资本家控制的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全部收回国有。这样，我们国民经济的命脉就会永久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三、大量购买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进行消化复制，最终走上自主发展的技术路线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迫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找出路，也都愿意或竞相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国际市场上有大量的先进机器设备积压。所以，斯大林就采取措施，有选择地大量购买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

　　从1929至1945年间，苏联和外国公司之间约有200个技术援助协议在执行中。可以说，30年代苏联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

　　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钢铁厂和札波罗热钢铁厂都是美国援建的。苏联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引进美国技术设备，雇用美国技术专家，于1933年建成的。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是30年代初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援建的新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整套建于美国，再拆运至苏联的。在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方面，美国供应苏联飞机或飞机附件，并给予技术援助。

　　苏联除了在重工业方面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外，同时在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例如，苏联的棉织品的生产是在德国的援助下重振旗鼓的，并由美国大通银行提供资金输入美国原棉。这种形式在实践中发展很快。1924年，苏联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只有5个，到1929年，就迅速发展到70多个。1931年，已增加到124个， 1945年，又增加到220多个。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苏联所接受的技术援助项目，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水平，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外贸手段，直接从西方市场上购买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以至成为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最大买主。1929年，仅美国向苏联出售机器设备的商号就有1,000多家。1931年，苏联购买机器设备的数量，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30%，到1932年，约占50%。

　　在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时，苏联还十分注意利用在经济危机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和矛盾，多方索取各种设备的报价，尽量择优、择贱购买。为了尽快扩大国内生产能力，在这个时期内，苏联很重视所引进的机器设备的翻版和复制工作。这种翻版复制，主要采取两种途径：一是对已引进的成套机器设备，通过复制或稍加改造，以求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二是对尚未引进或直接引进困难较大的机器设备，通过外交活动、参观访问和有关情报机构的活动等，先索取全套机器设备的技术资料，并购买必要的样品，进行解剖分析之后，选择最适合苏联情况的工艺标准，再进行复制。所以很快形成了生产力，加速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使苏联的国力大大增强，为二战期间有效地抵御住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和取得胜利，以及战后的美苏争霸奠定了经济基础。

　　过去，我们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其结果是，市场丢失了，技术一点也没换来。不仅没有学到西方的先进技术，还把我们过去的老本快丢光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满大街跑的都是外国牌子的汽车，但核心技术仍然控制在外国资本家手里，我们一点也不掌握。

　　在目前，我们要学习斯大林，与其用数万亿的外汇购买美西方的白条债券(而且随时可能血本无归)，倒不如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用我们手中的外汇，大量购买我国长期需要的资源性产品和先进技术及机器设备，武装我们的制造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打牢坚实的基础。

　　四、利用贸易武器，打击反共势力

　　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搞资本、技术的输出，来转移危机;一方面又怕社会主义对他们造成威胁。所以西方就大肆煽动反苏情绪，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以此来欺骗本国人民，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一方面利用资本主义的危机，有选择的择优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一方面对那些猖狂反苏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限制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和进口。为此，苏联人民委员会专门通过了有关限制这些国家的规定，使歧视苏联的反共国家在经济上捞不到一点好处，从而狠狠打击了国际反苏势力。这些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苏联在国际上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动权，确立了大国的地位。1933年11月16日，美苏宣布恢复邦交。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其他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改善。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如今，在对待各种各样的反华小丑时，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学习，挺起我们的脊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国家现在让那“几百上千亿的大单”换个地方，不让反华小丑们在经济上占便宜，不能不说是有此考量。那个美西方国家站在实力地位欺侮我们、我们却只能说几句抗议的话得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奉劝某些跪久了不愿起来的“精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