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原子弹，将赫鲁晓夫轰下了台” | 10月16日，历史的重迹

　　文 / 欧洲金靴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1 苏共二十大

　　1956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

　　这天的莫斯科，鹅毛大雪纷飞，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幕召开。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新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

　　在半年前，1955年的7月，当时苏共中央全会就已经决定于1956年2月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在二十大上是否就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批判和挞伐，这并非人们日后所认为的是“苏共中央全会”的意见。

　　按照正常的日程，二十大主要是听取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中央委员会对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指导，并进行中央机构的选举，这才是既定的二十大会议内容。

　　根据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解密的资料，档案卷宗里有一份1956年2月13日(二十大会议前一天)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188号会议的记录摘要：

　　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问题，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并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必要的，确定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

　　在档案记录中，赫鲁晓夫是这样回应的：

　　主席团研究了这份报告并同意了这份报告，但报告将不以主席团的名义作，而是以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名义作，怎么样?全会将听取报告。

　　大厅里传来一片声浪：

　　同意，明天听取报告!

　　如释重负的赫鲁晓夫做出结论：

　　那么我们将认为：报告就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的，并且是全会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

　　紧接着，赫鲁晓夫又说道：

　　还有一个需要在这里讲的问题。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势和材料，感觉到并认为：有必要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秘密会议上 (即在没有任何客人的时候)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在主席团里我们商量好了，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即我，来做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见没人提出反对意见，赫鲁晓夫遂陈：

　　我们这次全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已经解决了。

　　事实很清晰：二十大上那份举世皆知的批判斯大林的材料，那份被阴谋包裹的《秘密报告》，并非苏联共产党全党同志的意志。

　　甚至，都并非象征着党的权力中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意志，而仅仅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个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意志。

　　也就是说，对斯大林同志进行颠覆性的历史批判，其实不过是赫鲁晓夫小集团做出的决定——在他们成功扳倒贝利亚这个他们眼中的“第二个斯大林”之后。

　　小集团，在没有任何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行为的情况下，就悍然代表了全党的意愿，推选由赫鲁晓夫在2月14日做《秘密报告》，并成功撬动了这个世界的格局翻覆。

　　赫鲁晓夫又是何等心虚。

　　二十大召开之前，向大会做《秘密报告》这项工作，他根本没有正式列入大会议程，而是以中央主席团向中央全会建议的方式，将这一工作列入备忘录。

　　这其实也是赫鲁晓夫及其背后的主席团给自己留的后路：一旦大会气氛不利于作《秘密报告》演讲，可随时取消。

　　2月24日，苏共二十大按照程序闭幕。

　　当晚，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的代表们参加由赫鲁晓夫主持的中央全会，其他代表则收拾行装准备次日打道回府。

　　可就在深夜，所有代表又突然被召回克里姆林宫。

　　当他们来到会场时，发现场内多出了许多人：一百多名30年代遭受过所谓“斯大林迫害”、后来又恢复名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党员干部。

　　赫鲁晓夫，这位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缓缓登台，用胜利者的目光扫视台下，旋即正式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当夜，外国党代表中，赫鲁晓夫只邀请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贝鲁特。

　　而正是这位波党领袖贝鲁特，在3月12日时心脏病发作，在莫斯科去世。诊断显示，是“受到强烈的心理刺激”。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约两万字，内容大体上包括所谓斯大林大搞独断专行、残酷屠戮异己、在卫国战争中“用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导致苏联人民蒙受惨重损失、严重忽视农业、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国际关系上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等“严重错误”。

　　《报告》总的精神，就是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颠覆，入手点是“个人崇拜”，落脚点则是“去斯大林化”。

　　只不过，那时没有人会有胆量和思绪去考量这份《秘密报告》的真实度，比如集体农庄和大清洗的罪责，第一罪人到底是斯大林同志，还是……

　　想想，为什么赫鲁晓夫平反了那么多人，却唯独不给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等人翻案?

　　那只能是因为：当年让清洗运动扩大化、处死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自己。

　　事实上，这些油光满面的“新领袖”们，在他们所控诉的所谓“大清洗”中，哪个不是双手沾满鲜血呢?

　　马林科夫清洗了自己在中央机关中的政敌，莫洛托夫清洗了外交系统的政敌、伏罗希洛夫清洗了军队中的政敌……

　　结果斯大林死后，罪责全部推到斯大林头上。

　　2 捍卫斯大林

　　回想1939年3月时，赫鲁晓夫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二十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把斯大林恭维了足有三十二次之多。

　　过去，他常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亲”。

　　但仅过了十多年，还是同一个赫鲁晓夫，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把一切恶毒、污秽的语言都倾泻到斯大林的头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建立的巨大历史功勋。

　　他这样咒骂斯大林，实质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些根本原则的否定。

　　二十大闭幕那一晚，与会听众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了。

　　会议记录显示：

　　“大厅内躁动起来、大厅内躁动不安”、“大厅内情绪激动”、“大厅内一阵骚动”、“大厅内冲动起来”……

　　赫鲁晓夫及其背后的主席团究竟哪里来的自信呢?在二十大会议上已经有同志为斯大林发声，为什么赫鲁晓夫仍敢于在最后一天做《秘密报告》?

　　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赫鲁晓夫以信心。

　　尽管客观而言，他并没有正确领会中共、特别是领会毛主席的看法。

　　二十大召开前三天，以朱老总为团长、小平为副团长、震林同志、稼祥同志、刘晓同志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抵达了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会见朱老总时说：

　　斯大林在农业上犯了严重错误，他根本就不了解农民，以为把土地分给农民就万事大吉了，以后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挤出东西来!太错了……

　　紧接着，赫鲁晓夫向朱总暗示：苏共将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

　　对此，朱老总立即做出反应，向国内致电询问毛主席和其他常委，中方代表团是否还要参加苏共的二十大。

　　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主持分析下，经过反复论证，回电朱老总：

　　同意代表团参加。

　　中共的决定参会，让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同志同意批判斯大林。

　　这显然是会错了意。

　　在莫斯科，中共代表们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拒绝给出任何意见。

　　在苏方事先不与中方商量文件内容就贸然发表《秘密报告》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

　　大会进程中，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家乡)就发生了暴动，苏军出动了军警予以镇压。

　　当时，朱老总下榻的招待所被格鲁吉亚人团团包围，“东方的朋友，你们来评评理!他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这么对待斯大林同志，到底公不公平?!”

　　朱老总站在阳台上，顶着呼啸的寒风，无奈挥手：

　　我知道你们现在遇到了困难，但是大家要冷静……

　　中共代表团返京后，3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

　　毛主席说：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

　　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但是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自己也没有思想准备。

　　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这是不对的!

　　毛主席的思路很清晰：斯大林同志不仅仅属于苏联共产党、属于苏联人民，他也属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属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工农阶级。

　　因而，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单方面对斯大林同志进行历史评价的权力，苏共必须与各兄弟党进行交流，共同对斯大林同志做出公允的历史定位。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毛主席再次指出：

　　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倒四六开?

　　我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他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也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我们中国党，要维护斯大林的威信!

　　毛主席看得很透，赫鲁晓夫一棍子将斯大林打倒，这是出于以其为首的新苏共官僚统治集团的现实私利，这必然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会动摇马列主义理论的历史正确性。

　　现在，斯大林同志已逝三年，毛泽东同志早已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新的领袖，中共作为重要的无产阶级执政力量，眼下必须要对《秘密报告》做出反应了。

　　于是，在赫鲁晓夫演讲后的第四十天即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社论，作为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斯大林问题的正面回应。

　　社论首先肯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接着，社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的“难免论”，论述斯大林难免会犯的错误和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

　　社论鲜明地指出：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这篇社论的发表，摆明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不同立场。

　　这也是中国贯彻“一边倒”路线后，第一次不指名地公开表明同苏共中央不同的意见。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再度明确表示：

　　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我们不反对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就应该对斯大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只讲错误，不提功劳!

　　这实质上是对赫鲁晓夫提出了批评。

　　4月29日，毛主席在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共产党代表时，又重申了中共方面对斯大林的评价：

　　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这是不对的。

　　其时正值五一节临近，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同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就是赫鲁晓夫)的像，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撤掉斯大林像。

　　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但用意很清楚：你们中国也不要挂了!

　　然而，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

　　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中国人民不满意，世界人民不答应!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集体讨论决定：195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社会主义阵营活着的领导人像，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像，统统取消，一概不挂不举——但斯大林的像不能摘，要挂要举!

　　彼时，在社会主义阵营范围内，几乎已经开始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浪潮，唯有中国共产党独树一帜，坚持对斯大林客观评价、且高举斯大林旗帜不动摇。

　　从历史看，这或许也决定了中苏两国日后不同的命运。

　　3 修正主义面目初现

　　《秘密报告》发表后不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

　　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

　　3月10日，苏军出动实弹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了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了枪，有数百人伤亡，超过200人被逮捕……

　　这是曾称作“红军”、“人民军队”的苏维埃武装，第一次将枪口对准苏联人民。

　　而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威信。

　　同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

　　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意大利工人的吸引力远不如从前。

　　战后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但《秘密报告》公开后，已不足14%”。

　　在美国，美国共产党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在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后。

　　很多美共党员当时纷纷表示：

　　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世界范围针对斯大林同志的讨论、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激辩、针对《秘密报告》的反应，第一次爆发世界性影响的，就是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在史学界也被认为是美国方面受到的一次启迪：在军事力量无法撼动苏联、颠覆苏共执政的情况下(1949年苏联已成功爆炸原子弹)，完全可以通过颜色革命、舆论煽动、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对红色阵营进行瓦解。

　　二十大结束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通过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本。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到后兴高采烈地称：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原子弹!

　　杜勒斯还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公布它。

　　1956年3月10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英译本在《纽约时报》全文发表，这比许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党、群众看到报告全文还要早。

　　接着，法国的《世界报》也刊登了《纽约时报》所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法文译文，迅速传遍资本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对斯大林在世期间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仍在对峙的情况下，西方舆论界趁机贬低和丑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浪潮。

　　而赫鲁晓夫本人，则成为了西方政客眼中的“美人”，他们对这位苏联新领袖垂涎不已，也为三年后臭名昭著的美苏戴维营会谈埋下了伏笔。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屁颠屁颠地飞往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美苏会谈。

　　在玛丽莲梦露吹弹可破的肌肤诱惑下，伴着香气扑鼻的美国牛排，纸醉金迷的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创造了“戴维营精神”，正式开始谋求“美苏G2共治”。

　　这些，都被中国共产党方面看在眼里，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赫鲁晓夫同志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判断，张着獠牙血口的美帝国主义是不可能与苏联做朋友的，敌人想的只有一件事：灭掉你!

　　半年多后的苏联五一大阅兵，美国派出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检阅台上的赫鲁晓夫无奈之下只能下令拦截击落。

　　通过审讯飞行员、招供出美军的对苏侦察战略，赫鲁晓夫一年前在美利坚满面春风地“对美交好”彻底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笑柄，也被各国共产党视作为“否定斯大林”的后遗症。

　　两年后，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赫鲁晓夫在美国人面前的怯懦又直接暴露了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虚伪和政治幼稚。

　　正如毛主席就赫鲁晓夫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所做出的精准评价：

　　前期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很难想象，如果斯大林在世，苏联、苏军会是如此风貌。

　　4 社会帝国主义

　　1956年中国完成三大改造、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强大，不仅不感觉到高兴，反而越来越感到害怕。

　　特别是，面对自己身为世界第一社会主义强国的首脑、但事实上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现实，赫鲁晓夫更加无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羽翼丰满”。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介绍，1954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曾对阿登纳说：

　　中国人强大起来了不得呀!你们还记得历史上的黄祸吗?

　　接着，赫鲁晓夫讲了历史上成吉思汗是怎样从中国打到欧洲东部去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本人把中国当成“黄祸”的，在这位苏联新领导人的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丁点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影子。

　　恰如莫洛托夫对他的评价：

　　赫鲁晓夫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

　　赫鲁晓夫的“欧洲第一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极为根深蒂固，这也直接反应在后续他的一系列对华控制性举措：撤走苏联专家、妄图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妄图与中国搞所谓“联合舰队”、把我台湾问题国际化……

　　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赫鲁晓夫说：

　　台湾问题是一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应向世界舆论表明，中苏不会为台湾而打仗。

　　台湾现在不能解放，可索性，你们就像苏联内战时期(1920-1922)对“远东共和国”那处理。

　　赫鲁晓夫在这里实际上是要把我台湾省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台湾处于美国军事力量控制之下。

　　对此，毛主席直率地回答：

　　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美国应该撤军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除了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其时更为“用力”的就是加深对中国核武器研发的压制。

　　在1958年要搞共同舰队而没有搞成以后，次年6月，怀恨在心的赫鲁晓夫立刻公开宣布不再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也不再供应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并且，还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57年时能签署，也是拜毛主席当时同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给赫鲁晓夫撑撑场面所赐)。

　　赫鲁晓夫撕毁1957协议，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而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且是在1959年他动身去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之前。

　　很显然，压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发展，这是作为修正主义头子的赫鲁晓夫，彼时献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而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见面礼，就是1959年9月9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这个声明极其偏袒印度而责备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当在西藏边境地带‘惹怒’印度、‘破坏地区和平’，中国应当接受麦克马洪线”……

　　访美结束之后，赫鲁晓夫马不停蹄来到中国为美国人做说客，要求我们放弃解放台湾，还要求我们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

　　无可争议，赫鲁晓夫想要牺牲中国，讨好美国。

　　在1959年10月新中国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主席发生了一场大争吵，认为中国“不知收敛、对美过于强硬”……

　　从中国回去以后，赫鲁晓夫继续大骂我方“公鸡好斗”，说中国共产党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

　　甚至，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中直接恶毒地攻击毛主席：

　　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他吐露了他内心的想法：

　　过去中国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

　　而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赫鲁晓夫更是搞小动作、鼓动其他兄弟国家对中国代表进行围剿，企图采取高压手段把我们压服……

　　赫鲁晓夫这一系列背弃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治行为，都让那一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个宏大的参展面之下：新中国如何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道路?新中国如何维持自己的高速发展且能够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

　　前有美帝国主义，后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是这个时候，罗布泊一声巨响，让社会主义新中国又一次在反动集团面前挺起了胸膛。

　　5 罗布泊的巨响

　　《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25期《追忆航天峥嵘岁月》中刊过一段钱学森同志的回忆：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

　　央视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同样有过记载：

　　一夜之间，苏联政府撕毁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中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耗资巨大的国防尖端科技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针锋相对。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

　　可以一览当时中央最高层支持原子弹上马的都有哪些同志——毛主席、周恩来、林彪、陈毅、聂荣臻、贺龙、叶剑英、张爱萍等，都有明确语录记录。

　　比如张爱萍说：

　　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

　　比如陈毅说：

　　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比如林彪说：

　　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

　　其时中央总共有哪些同志坐镇，这个是不难查阅的，支持的同志已列出，剩余的自然也就是反对原子弹的了。不便多语。

　　再整理一些《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的史实还原：

　　1.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存粮仅十余天，面临绝粮，几十公里内的野菜挖光，几百里内的黄羊打光，只好打沙枣叶磨成粉混在粮食里吃，却立刻被告状通了天;

　　2.周恩来得悉情况后，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副食，却在中途被劫;

　　3.周恩来要求导弹发射基地坚持，而有人不但疏散撤走了正在施工的工兵团、汽车团和警卫团的官兵，而且开始遣散技术人员，“把直接从事导弹火箭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聂荣臻得悉后立即下令：“你现在就打电话，不要等回去才办。减员，减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知识分子给减了。已经弄走的，你要负责，把他们请回来。还有，以后凡是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都要经过我批准!”

　　4.危急时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竟然也被调走。他请求聂荣臻允许他留下继续抓原子弹，聂荣臻同意，两人一起去向当时的书记处一把手申请，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

　　5.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会议上，关于两弹是下马还是继续干的争论达到高潮，矛头竟指向聂荣臻，以至于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建议聂荣臻辞职;

　　6.在决定两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立下军令状，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啊。中国是大国。一个大国要有发言权，这个决心就必须下。”

　　7.聂荣臻向毛泽东直接立军令状之举终于使两弹攻关获得转机，但是当时的某位实权领导表示：“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

　　8.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完成、即将爆炸前夕，我方获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1964年9月15日亲自去拜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对中国核基地动外科手术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于是又有人立即主张暂缓试验，要“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周恩来、刘杰、贺龙、罗瑞卿、聂荣臻则主张立即试验，最后是毛主席一捶定音：“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

　　早在1955年初，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就有指出：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随后，中央指定陈云同志、荣臻同志、一波同志等负责筹建核工业。

　　1958年，毛主席再次表态：

　　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军委像这样的会一年要开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大家把道理讲通，心情愉快，有共同的方向。方向很明确，不是糊里糊涂。萧劲光同志我给你打保票，现在不行，搞海军没有钢铁，所以你还等一下子，不用那么忙，但有希望。我们总是有希望的就是了。

　　干十五年，有很大的希望。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你就没有钢嘛。一无粮，二无钢，三无机器。有钢什么东西都可以搞，轮船可以搞，军舰也可以搞，铁路也可以搞，空军也可以搞，陆军装备也大为不同。要为此而奋斗。全党团结起来，全军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新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远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更是雪上加霜。

　　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子、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科研人员拿来充饥…

　　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每天就餐后走出食堂都嚷嚷“没吃饱”，但是一转头回到研究室立刻又埋头开展工作;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有的人拿酱油冲一杯汤，有的人冲一杯糖水，“加餐后”就又投入工作。

　　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土包子”们(苏联人语)在隐姓埋名的情况下，怀着“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硬是用计算尺、算盘进行核物理的理论计算工作…

　　1964年1月，高浓铀235研制成功;5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加工出合格的原子弹部件;6月6日，青海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进行了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新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原子弹技术，可以打破了美苏两大超级强国的核垄断。

　　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大大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两大霸权的信心，尤其极大打击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就在那一年之前，1963年1月16日，赫鲁晓夫还在德国党代表大会上破口喷粪、攻击中国共产党：

　　有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首先要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威力这个为我们敌人所顾忌的现实手段，而是提出某种新的、大概是最廉价的斗争方法……

　　那些初出茅庐的理论家企图建立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是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过破坏、千百万人的流血和死亡…

　　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布满热核尘埃的土地上，建立健全共产主义文明!

　　这种看似推崇和平的言论，其本质仍是在压制中国的核力量发展。

　　这与赫鲁晓夫在1957年时对毛主席说的话其内理一模一样：

　　中国没有必要弄原子弹，太费钱了!苏联有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保护你们嘛!

　　这种「依附论」，自然是毛主席和全体中国人民不可能答应的，这是对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挑衅。

　　此后不久，1963年2月4日，中国共产党方面社论，指明赫鲁晓夫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6 赫鲁晓夫下台

　　一年半之后，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共中央通过其驻华大使紧急通知中共中央：

　　今天，苏共中央已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接任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继任最高苏维埃主席。

　　第二天，毛主席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事件，认为这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人死胡同的结果，说明赫鲁晓夫路线的破产。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5日开会，由米高扬主持，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

　　公报是这样说的：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解除他职务的请求，并任命阿·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这两件事情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4日先后决定的，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

　　恰恰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16日那天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

　　当时许多人都争相传说：

　　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其实半年之前毛主席就讲到赫鲁晓夫可能要垮台，这个预见最终被证实。

　　1964年3月间，毛主席在他家里开会的时候就谈到赫鲁晓夫可能被政变推翻，当时主席指出：

　　赫鲁晓夫急于召开国际会议就是出于一种需要，他因为对中国施加压力无效，不能把中国压服，于是就想出要采取最后一手，像过去斯大林对付南斯拉夫那样，像他对付阿尔巴尼亚那样，召开他一手操纵的国际会议，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64年11月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对前一段时间的公开论战和赫鲁晓夫下台作了回顾，阐述了他对中苏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指出：

　　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同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

　　接着，主席满怀激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

　　100 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绝不屈膝称臣。

　　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

　　跋

　　修正主义头子的狼狈下台，与社会主义核弹的胜利爆炸，可谓相映成辉，堪称历史的冥定。

　　如毛主席所说：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

　　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在赫鲁晓夫被推翻之后，钓鱼台写作班子立刻搜集和研究有关赫鲁晓夫下台的情况和各方面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并起草了一篇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搞。

　　经多次修改，1964年11月18日在毛主席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定稿，决定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于11月21日发表，《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这篇社论中有这样写道：

　　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人们尽可以举出千万条原因说明赫鲁晓夫的垮台，但是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

　　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为赫鲁晓夫招魂，希望事情仍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10月16日，这是一个落笔凝重而又深远的日子，更是一抹浓墨重彩的历史重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