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她个人来说，正如毛主席所言：“中国在新旧社会转折点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

　　但就土壤和时代背景而言，细察那一时期的社会风气，能够诞生出数量如此巨大的汉奸群体，或许也并不意外。

　　以她投奔新闻专业的武汉大学为例，那一时期正是“刘道玉精神”死死统治的阶段——就是那个一手孵化出方方、易中天等逆向民族主义分子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前半生扛着红旗，后半生反红旗;前半生极左扩大化，后半生极右自由化……

　　2020年初抗疫关键当口，87岁的刘道玉在凤凰网的邀请下批甲出马，替他的武大后生方方女士声援：“中国人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中国近现代没有这种自由、民主、尊重人格和隐私的辩论，动不动就是围剿……我只能从中国思想文化先天缺失寻找原因，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位后来甘当帝国主义文化走狗的青年媒体人，当年受育于刘道玉治下的武汉大学如此环境，也就不难理解其人生轨迹的悲剧。

　　还是毛主席在抗战时说的对：“汉奸现象只是症状，但不是病因。当我们的民族出现了汉奸，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生病了。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把民族的病治好，就得要强国，要民族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