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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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确实存有区别。

　　深圳聚集前者，上海聚集后者。

　　深圳的民族资产阶级深知脚下这座城市晚近三十年崛起的密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政策。

　　一座依托于一纸公文而拔地雄起的城市，不论资本的力量多么雄厚、不论平时怎么996/剥削打工人/抬高房价……但是在疫病流行这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偏据深圳的他们倒是始终绷着一根敏感的弦，那就是坚决听命于中央，绝不敢忤逆。

　　同样是坐拥世界级港口的人口大市、经济大市(人口密度还要高于上海)，深圳的全民动员效率和抗疫成果却秒杀以经济为“反抗疫”借口的上海。

　　3月31日，深圳全域降级为低风险，行程码摘星;

　　4月7日，上海全城现有本土感染者超十万例。

　　深圳因中央的政策而富足，自然也会相信：只要跟着中央，就一定会“继续富足”。

　　因而，深圳一声令下封城清零、全民核酸，毫无怨言。

　　如毛主席说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

　　1948年10月，毛主席曾提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但是，上海则不然，买办资产阶级则不然。

　　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改造为工人阶级的可能性的，但是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可能性，从历史上看是虚羸的。

　　他们在上海滩兴风作浪的时间甚至长于党的生命，一百多年来，他们把持的上海从来就是“世界的上海”，在城市内核的层面上脱离于中国。

　　2

　　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时，买办势力就开始与官僚势力明目张胆相结合，这个“传统”几乎一直延续下来(除了1949后的三十年)。

　　尽管在晚清的封建官僚眼中洋行买办仍被视为鄙贱的职业、买办人物不过是一些除“声色巨利”之外不知其它的“佻达游闲”，但事实上封建官僚和买办阶层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在以洋务运动为中心，酝酿着的利益结合——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

　　典型的就是1872年新式轮运业招商局的诞生。

　　通过招商局的创办，晚清的百姓们可以看到：洋务派官僚不仅依赖有势力的洋行买办，而且还要网罗一批买办化商人;不仅为了藉助买办商人精通新式轮运的业务能力，而且还要依赖买办商人的外域资本力量(大批外国轮运势力)。

　　两次鸦片战争对晚清朝堂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催生出“顽抗派”和“投降派”，投降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琦善，满洲正黄旗人，两广总督。

　　在琦善的投降卖国活动中，当时就需要买办人物从中牵线，于是他网罗了一个充任过宝顺洋行买办的“通晓夷语”的鲍鹏，曾受过林则徐打击的鲍鹏从而变成为钦差大臣、琦善的心腹要员。

　　除琦善外，同是旗人的咸龄是又一个勾结买办、替洋人卖命的例证。

　　他在苏松太道任内已屈服于侵略势力而“唯夷酋之命是听”，当他转任宁绍台道以后更“以纵容夷人为能事”(《始末》第三卷)

　　如果说咸龄一类官员本身并非出身买办，那么吴健彰等则是地道的买办商人。

　　五口开后，侵略势力猖獗，清封建统治者考虑到“夷商素所深信”的广东行商同顺行吴天恒及怡和行伍敦元两个大家族，委派他们到江苏等地“同夷人说话了事”，承充对外交涉职务。

　　事实上，很多买办人物也都藉机先后捞到沿海一些地方的官职，沦为洋人势力嵌入晚清政府的楔子。

　　如福建厦门的兴泉永道、浙江宁波的宁绍台道，当时“皆用广东籍贯之员”，伍崇曜在1863年病死以前主要在广东当差，本来就是充当公司帮办与洋人往来颇密的买办。

　　获取官职的买办官僚更加便于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洋人侵略者和封建统治上层之间左右逢源，如吴健彰任职上海苏松太道期间，与之有资本关系的美商就饱受其惠。

　　而对于封建统治上层，这些买办人物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在政治上“同夷人说话了事”，同时还是经济上的依靠对象。

　　1853-1854年间，吴健彰即曾以江海关洋税为担保向上海洋商借款127728两，作为镇压小刀会(民间反清组织)费用，这也是旧中国外债史上最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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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后，1949年的春夏之交，当毛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挥师东进、上海即将变天时，英国殖民者当时竟然依然存有幻想，念念不忘：“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会放弃上海。作为社会群体，我们感到这里是自己的家，而对于我们，这里不仅仅是个贸易的场所……”

　　四十年后的80年代，卷土重来之势便更加汹涌。

　　四十年来，上海吸引外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2700亿美元，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约六万家，以约占全国万分之六的面积、百分之二的人口，吸引了超过十分之一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021年，上海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6167家，比2020年同期增长19.6%;吸收实到金额214.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9%。

　　外商独资企业是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去年上海新增外商独资企业数3651个，占全部新增企业数的比重为59.2%;实到金额166.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占全市实到金额的比重为77.7%。

　　这就是外国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面前飞扬跋扈的“底气”。

　　从身居高位的共存派疾控官员，到充当西方抗疫价值观鼓吹手和天价西洋药带货人的网红医生——他们两年来一直在尝试拖中国下水、尝试把躺平论从上海刮向全国，并裹挟沪上百姓的伪民意，倒逼全国、逼宫中央。

　　尤其是2022年上海本土暴雷并没有挫灭他们的气焰，反而令他们更加歇斯底里：在香港疫情沦陷的情况下大量接收港民、独创“无症状感染标准”与中央相悖(弱化民众防疫意识)、健康云数据造假、二维码阴阳红绿不分、基层物资流转懒政、持续偷偷放人出沪、利用上海强大的媒体矩阵掩盖基层抗疫困境………

　　3月以来，美国某些州正在悄然修改“新冠确诊标准”，只有接受瑞德韦西或者地塞米松治疗才会被认定为新冠患者，而这些药物通常用于治疗中/重度新冠患者。

　　这种手法一是为了给数据降压，二是为了给早已神话破产的特效药带货，三是为了进一步诱导民众放松警惕、参与到这场“新冠社达大屠杀”的游戏中来。

　　让人恐惧的是，上海市在本轮抗疫中也临摹了美国人的做法，将“没有肺炎影像学证据”一律算成无症状感染而不是确诊……这严重误导了上海市民的防疫判断。

　　在那段被自由派称为“上海共识”的录音中，该上海疾控官员的言论，在理论和实际上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感染者可以“自愈”，那么何来的医疗资源挤兑?难道是中央对上海“瞎指挥”了?如果都能自愈，那么香港死了几千人、美国死了百万人难道都是喝水呛死的?

　　新冠如果如某些群体所言是“大号流感”、每年死几百万数量的人“不足为道”，那么这几天一旦网络上有人没菜吃或产生某些人道主义困境你们就立刻鬼哭狼嚎的骂街，这是什么道理?

　　因防疫而造成生活不便、乃至零星伤亡，你们接受不了;而“放疫”使得每年死几百万在你们眼里又是先进文明?你们到底闹哪样?

　　防疫时死一两个人是人命，“放疫”时死几百万就不过是个数字?

　　更恐怖的是这种人居然身居地方疾控高位……

　　在上海这座连送菜送肉都分成三六九等、“穷小区的人饿得嗷嗷叫、富小区的狗胀得嗷嗷叫”的地方，一旦“放疫共存”是什么结果敢想吗?

　　疫情观感与防控疫情都只是表象，真正内核的是一座城市的意识形态认知，这在公共灾难面前是藏不住的。

　　有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人民，这个代价可以是城市;有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城市，这个代价可以是人民。

　　4

　　从成都到杭州，从海宁到合肥，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沪内沪外里应外合，有人正在将本轮上海疫情强行外释到全国、强行将中国拉入“沦陷的世界”……

　　在那个“沦陷的世界”里，两年时间内，西方世界的首脑们、顶层财阀团体们，通过印钱放水顺利地在躺平共存的环境里收割金元，牺牲的代价则是超过六百万的死亡人口，且几乎全部是非白人族群和中低收入人群。

　　老弱病残穷的尸体在堆积，顶层犹太集团的财富也在疫情中堆积。

　　通过疫情，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低端劳动力剥离”，减轻了财政社保压力，又“净化”了白人族裔，同时更深度地服务了金融化的产业格局(鼓吹“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早已被他们搞下台了)。

　　仅去年，全球5.1万人加入了“超级富豪”的行列，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的数据，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个人数量在2021年增长9.3%，超过六十万人;英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加11%，逾两万人;美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长了13%，逾二十万人。

　　当时间来到2022年即疫情的第三年，逐渐割不动肉、放不动水的他们，不得不把目光和触角投向“世界疫情孤岛”——中国。

　　让上海爆炸，就是倒逼中国放弃清零政策最重的拳。

　　擦亮眼睛吧，解放军刚进上海没两天、我们刚刚再度声明“必须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他们佩洛西立刻要去台湾“访问”了，并叫嚣“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均不可接受”～

　　位于上海的一众民间NGO组织仍在兴风作浪，聚众洗脑、规模化煽动上海百姓抵抗中央抗疫政策的行动此起彼伏……国安部门必须要注意了。

　　请注意，我一直说的是“上海买办资产阶级”，不是“上海人民”。

　　沪上的买办们同样是上海老百姓的敌人，甚至上海人是先于全国人民第一个被他们伤害的地域群体。

　　所以我也一直强调上海人不可以歧视全国人，全国人也不可以“反向歧视”上海人。

　　要搞明白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谁，我们的阶级性是一致的。

　　通过战争、通过一场公共灾难，理应让我们更加团结。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花了大力气纠正割除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导致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绝不可在我人民共和国重现乃至弥散，这不仅会撕裂区域族群，更会动摇国本和意识形态认知。

　　严格来说，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也没多少是上海本地人，“是哪里人”这个问题之于他们根本不重要，上海这座联通中西的国际都市不过是一处供他们寄生和实验的地方罢了。

　　他们是「世界公民」，不是中国人，也就更不可能是上海人。

　　他们的背后有政治势力(囊括海内外)，有资本团体(包含着一帮虎视眈眈的民营医院和医药财阀)，有舆论集团(在新闻方向上与中央处处忤逆)，还有一群在都市中寻找「伪身份认同」的小布尔乔亚帮他们摇旗呐喊——他们共同组成了表象上、台面上的「共存派」。

　　几近一百年前，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有过鲜明评价：“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极端反革命的，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当下，和网络上几个要么无脑要么收钱的大V博主争辩共存躺平的危害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深处真正的鬼手从来不会参与什么键盘争辩。

　　他们玩的是战争。

　　同志们，脑子要灵光啊。

　　决战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跋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句话会越来越深入人心、令人信服的。

　　只有党中央，才能够发动起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而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赢包括抗疫在内的同西方财阀之间的关于人类未来生存权的争夺。

　　抗击疫情，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战争。我们是由此切入的，对手更是由此切入的。

　　抗疫，不仅是在保卫2022，更是在捍卫1949。

　　文末，我摘录一段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官告，请同志们认真品味：

　　“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

　　“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只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

　　2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