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要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别过硬，打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好党的科学理论武装，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部队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要坚持不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抓好高中级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严格按照军队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纯净部队政治生态。

　　——视察火箭军部队时的讲话，2016年9月26日。

　　1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孙中山遗志、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我共产党人和进步的革命群众。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下旬，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

　　一、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二、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

　　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当时中央决定派去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是周恩来，也是由他在南昌领导那场载入史册的起义。

　　起义的准备过程非常繁琐反复，有对张国焘右倾思想的压制，有被叛徒泄密导致起义被迫提前的意外……

　　但是在今天回看时，作为“八一建军节”纪念日的南昌起义，一个最显突兀的点是它的口号：

　　河山统一。

　　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不是其他任何政治进步的口号。

　　至少在那个南昌城头枪响的夜晚，这支充斥着旧军阀、地方主义、农民散漫习气、意识形态更是难言坚定的军队，尚不知自己在为谁而战，更对前途充满迷茫。

　　转折点在在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和第八天。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毛主席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正式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伟大论断。

　　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从毛主席开始，党的军队进入了升华的阶段：这支军队必须被谁领导，这支军队为谁而战。

　　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

　　在初次的助民劳动中，有个别官兵公然吃当地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很有意见。

　　这件事传到了毛主席的耳边。

　　针对这种情况，主席随即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

　　不久，部队来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

　　于是，主席又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

　　1928年4月，主席在桂东沙田将过去陆续制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综合在一起，作了简单修改补充，正式定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予以颁布。

　　回望中国历史，东汉末年、隋末揭竿、明末清初、太平天国、青天白日………刀枪棍棒无不奸淫掳掠，比起统治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

　　农民阶级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土地兼并而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也从来不乏巨众——但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诏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

　　究其原因，就是没能走出反动的帝王统治思维和宗亲地方主义。

　　我党与我人民军队能否避免重蹈农民起义覆辙，不当“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最重要的生命线就是坚持政治纯洁性的建设、坚持意识形态强基固本的建设。

　　而历史则终于等来了这支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从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开始将「人民」，作为军人「最大的纪律」。

　　2

　　1928年6月，红四军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政治纪律：

　　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的政治纪律。

　　这成为了我军九十余年来战无不胜的灵魂之一。

　　“支部建在连上”，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鲜活的政治创造。

　　主席曾在《井冈山的斗争》说过：

　　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9年夏，毛主席曾到地方指导工作和养病，陈毅前往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军事会议，刘安恭则在作战中牺牲。

　　一时间，红四军的重担落在了朱老总一个人身上。

　　这时，朱老总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和孤独。

　　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1929年9月下旬，朱老总决定在上杭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

　　而这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会上陷入了无组织的“自由争论”。

　　结果“八大”会议开了三天，没有形成任何决议。

　　大家感到：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有力领导，队伍便失去了中心。

　　会议上，罗荣桓首先说：

　　一定要请等毛泽东来参会。

　　林彪立刻附议：

　　我赞成。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

　　朱老总最后也表示：

　　是啊，朱毛，朱毛，这猪(朱)不能离开毛，猪(朱)离开了毛就无法过冬了。

　　刚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当场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会上念了之后，与会者皆赞同，朱德遂派人给毛泽东送去“敦请书”，要他马上赶来开会。

　　毛主席接到信，见言辞恳切，便不顾疟疾正在发作、坐担架赶到会上，

　　1929年10月下旬，主席在转福往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的喉舌媒体立刻造谣说：

　　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

　　共产国际听到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一条1000多字的讣告，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为：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建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则因误传而发的讣告，却说明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在会议筹备前夕的一次士兵座谈会上，有人提到一个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匠”，有的士兵甚至受不了打骂而逃回家。

　　毛主席抓住这些典型事例，与大家一起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准备于会上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1929年12月28日，鹅毛大雪中，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队伍终于等来了光炳千秋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从此，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成为了这支军队区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旧制军阀的最显著标志。

　　“坚持党的领导”、“为人民行军”，毛主席的这支部队从这一天开始、从古田开始，实现了政治高度的腾飞。

　　3

　　在古田会议之前，二十八团想去赣南，二十九团想去湘南，三十一团想去浏阳平江，湘赣交界的同志又主张在边界游击……

　　浓郁的封建氏族观念笼罩在井冈山上，导使红军指挥调动都相当困难，个别队伍甚至成建制溃散，这何谈打仗，何谈作战，何谈建设。

　　关键时刻，是毛主席拯救了这支初生的队伍。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主席深刻指出部队弊病：

　　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艰难得很。

　　从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到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毛主席为一支散架软骨的军队注入了力量磅礴的政治骨髓，封建观念从此被逐出这支红色的队伍，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凝聚在一起。

　　作为强烈对比，二十年后的淮海战役时，蒋介石的三十万“中央军”被我军团团包围、行将覆灭之际，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竟然隔岸观火，二十万军队一枪不放、眼睁睁看着杜聿明走向溃败。

　　距离最近的白崇禧都懒得听令，华北方向与西南方向均自顾不暇的傅作义和胡宗南，自然就更不会搭理。

　　包括此前孟良崮一战中坐视张灵甫的“王牌74师”被我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歼灭而不顾的李天霞，同样无视蒋介石和汤恩伯的命令，仅仅因为私恨，就故意放任张灵甫被我军痛剿……

　　这都是反动派给予的血淋淋的教训。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花了大力气纠正割除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导致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绝不可重现乃至弥散。

　　这不仅会撕裂区域族群，更会动摇国本和意识形态认知。

　　过去在文艺界有一部备受好评、实则极为反动的抗战剧《亮剑》，曾提出过一个标志性的、鲜明的军队管理口号：

　　军事归我管，生活归你管!

　　这是军事指挥官李云龙对身为政委的赵刚的台词。

　　李云龙成了团里一手遮天的霸王，更可耻的是他让魏和尚去保护赵刚时的那句：

　　政委他不会玩刀!

　　一句话，似乎就暗示了我军政委都是一群绣花枕头、一群掉书袋的草包。

　　这完全是翻覆历史。

　　和国民党国军中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出身文职学校截然不同，我军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发于卒伍、于血腥的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

　　小到连指导员，大到师团级的党支政委，哪一个不是把带兵打仗作为第一职责?哪一个会在战斗中比同级的军事指挥员退后半步?

　　邓华、杨勇、王震、陈锡联、叶飞、王建安、傅秋涛、钟伟……随便列一大串，哪个是《亮剑》李云龙口中的让他瞧不上眼、以致于叫嚣军事归团长管的“书呆子”?

　　相对来说，政委不仅要参与作战部署和带兵指挥，还要负责部队中复杂的政治教育、收编扩编、俘虏教化、党群建设、百姓生活管理。

　　从职责看，政委的权力和责任一点不比“李云龙”们小。

　　但是《亮剑》作者都梁，显然不这么认为。

　　在他的笔触下，李云龙这样的跋扈之徒，其所有的不守纪律、违抗军令、自私自利、军中一言堂……都在剧情的编排下，充满了合理性。

　　而作为军队中政治方向把控者的赵政委，不但可有可无，乃至还通过一场指责李云龙被降级“这队伍，没有你，我一个人怎么带”来表达对政委领兵无能的戏谑。

　　在1938年12月颁布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有着明文规定：

　　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擅自出于一己私利攻打黑风寨，被降级后，赵刚竟然在部队中明目张胆地叫嚷：

　　独立团只有一个团长!那就是李云龙!

　　这独立团在都梁的笔下，还真就“独立”了?连上级组织的命令都当成放屁了?党有党规，而你独立团自有团法?

　　赵刚作为政委，在都梁笔下就如此的黏黏糊糊、唯唯诺诺，这不失为一种狠毒的阳谋。

　　配合着过去某一段时期内，某些媒体与体制内公知鼓吹叫嚣的“军队国家化”邪音，更是让许多不明内理的群众被蒙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作为军队统帅的人民领袖，曾有过如此振聋发聩的强调：

　　人民军队忠于党，就是忠于人民。

　　而人民就是毛泽东的底色，就是党的底色;忠于人民，也就保证了这支军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毛泽东为底色、坚持“毛泽东化”。

　　4

　　为什么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会害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秋收起义后，5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不到1000人，全军“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是毛主席领导了三湾改编，不想留的发路费走人，留下来的重新整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军队民主制度，使革命火种保存;

　　古田会议时，军队内部流寇思想、极端闲散化、旧制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蔓延，连吃败仗——是古田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军队成了“人民军队”，从此固根铸魂、脱胎换骨;

　　抗日战争时，党内军内出现多种错误思想，革命发展面临内忧外患——是毛主席先给冀热边区委发电报：“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大量的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后又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全党实现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美援朝时，建国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的原国民党第6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奔赴朝鲜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其中第三次战役中，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这支焕然一新的军队更是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

　　同样的一批人，差别在哪里?为何而改变?

　　后来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曾泽生，只落下五个字：

　　因为毛主席。

　　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这句话，一语道破帝国主义势力对我人民军队的畏惧之由。

　　推荐阅读：一百年来，只有毛泽东是不变的

　　六年前的今天，领袖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忠诚，造就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造就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情意，造就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的坚定意志。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

　　毛主席曾指出：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如果党的领导作用、对人民的忠诚信仰在我解放军军中真的如《亮剑》等反动文艺作品所描述得那般被淡化，那么，恐怕如国军的万毅、孔从周等倒戈时可以成建制地率部逃离的事端，在我军中也是层出不穷了。

　　然而事实是，我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叛徒在倒戈时，他们连哪怕一兵一卒也带不走!

　　至新世纪之后，贪腐淫祸无度的郭徐房张等人，看似在军中权倾一时、为王一方，然而他们同样挟持自拥不了哪怕一兵一卒!

　　在组织领导和人民意志面前，背叛意识形态的人，绝无任何可能有能力去绑架人民军队的灵魂。

　　在领袖的直接关切和领导下，2015年，中央军委颁布最高军令《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对所有军种的民间合作项目立即进行了终止。

　　2015军改中的“停止军队进行有偿服务”的改革部分，标志着我军时隔近二十年对革除“军队经商”这一贻害甚远的风气，祭出又一雷霆动作。

　　截至2018年6月30日，应停的十万个项目已全部按期停止。

　　停止军队经商，真正得以付诸现实。

　　推荐阅读：停止军队经商

　　2015年1月，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曾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直言：

　　军队出现腐败问题，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渗透到军队。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有段时间，军队也搞自谋生路，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这是弯路!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谷jun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

　　自十八大之后雷霆万钧、堪称共和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改拉开大幕之后，当时仅两年内，中央军委就密集出台了五十多项法规制度，仅2015年的头四个月就连发十多项。

　　数量之多、涵盖之广、规则之细、约束之严，前所未有。

　　遥望十八大之后，从“跨越2014”朱日和系列演习中红军用一个惨烈的“六负一胜”震动全军全党、展现出了依旧难以破除的传统大陆军思维;到2021年的时下，我军东西两大战区可以几乎同时举行高强度军演、对抗美军的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

　　近十年的军改，军心所动，民心所向，世界为之震撼。

　　反腐强军，兴兵驻防，为打仗、尤其是为打大仗而做准备，这是人民军队在大大领导下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给出的强有力答复。

　　5

　　上文引用的领袖讲话中，有一道掷地铿锵的军令：

　　人民军队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如何能够保障党的前行航道不偏离正轨、保障国家的政治性质不变色、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不垮台，这是建军远远先于建政的人民军队永恒的课题，也在各个历史时期——包括时局错综复杂的当下，对人民军队提出了回避不掉的革命斗争要求。

　　半个多世纪前的《五一六通知》中，毛主席有这样写道：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就军队而言，解放军绝不可变成“国军”，即某些人经年累月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军队去党化”。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找红军去!

　　这是毛主席昔日对这支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队伍最悲尽肺腑的诘语。

　　当阶级性被瓦解，这支人民军队必然如被抽髓剥筋，轰然倒塌;同时其阶级对立面的反动势力，也必然更为根固基稳。

　　也就是主席在《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一支原本为人民而服务、为阶级而斗争的军队，褪去了光鲜的政治底色，沦为了国家机器的暴力武器和维稳工具，这样的悲剧，历史上最为生动、也是最为沉痛的例子，就是苏联红军。

　　苏联红军，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是一支由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伏龙芝同志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缔造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之一)，其全称为苏联工农红军。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再到不朽的四年卫国战争，苏联红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精华史，是国际共运在欧洲地区的巅峰，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一段红色高潮。

　　1917年至1945年间，苏联陆基和航空武装力量统称为“红军”，海军当时也称苏联红海军(Red Navy)。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极其光荣的初生与成长。

　　但是在1946年后，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

　　“革命”停止了，“战斗”销声了，一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阶级斗争之师，就此蜕变为一支“国家部队”、一支“国家机器统治下的暴力工具”。

　　同时，也为其日后沦为苏联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他国、践行霸权主义的拳头，埋下了伏笔。

　　除却军队的去阶级化，在卫国战争期间，苏共中央同样还有两个动作令人遗憾：

　　一、194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194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二、1944年，将1922年起就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取消，该由《牢不可破的联盟》作为苏联新国歌。

　　…………

　　当1968年这支军队带领五十万华约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时;

　　当1969年这支军队陈兵百万在我东北边境、甚至叫嚣要用原子弹“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威胁”时;

　　当1979年这支军队仅凭着苏共中央四个首脑的小型会议指令就出动八万兵力入侵阿富汗时;

　　当1980年开始这支军队就启动了规模巨大的边境走私、贩卖军火、乃至包括毒品交易时;

　　当这支军队1990年灰头土脸地从东欧各个卫星国撤离、顶着当地民众的啤酒瓶和唾沫狼狈地逃回苏联时………

　　放弃了意识形态红线，放松了党的领导，放下了为人民服务的信条，这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纳粹德军的苏联红军，就这样被自己埋进了历史的坟墓。

　　军队，不仅具有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国家性质，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

　　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必须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个‘人’就是执政者。

　　这也就是毛主席1945年4月强调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如今日领袖所言：

　　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上。

　　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跋

　　一切侵略势力与妖魔，可以四处污化和诱导，但唯独渗不透这支人民军队;

　　任何变节分子与叛徒，可以带走金库和账本，但唯独带不走这支人民军队。

　　只要这支队伍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一天，它就将恪印「人民性」一天、护卫全体中国人民一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六岁生日快乐!

　　人民军队万岁!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