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时代和不确定性：世界经济评估与瞻望

　　作者简介：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告诫当今的美国正在步上前苏联道路。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就是那位修斯底德陷阱概念与战略的提出和创造者，对中美两边分别不断地加以劝告和或者可以叫做‘指责’，百岁外交世界不老松基辛格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坦陈、忠告和“劝架”，但似乎两边都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什么听众。基辛格一再警告美中开战将是超过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惨剧的人类之不能承受之重。美国的涉外副国务卿率团来访，试图以护栏运动与说辞来再度、三度——从希拉里到保尔森再到舍曼，最近则是新国务卿布林肯的迫不及待的访华，来‘骗取’中国对美国债的投资，耶伦的犹太血统智慧和金融家的务实，借以用美国现实主义和低身段来获取超级债权人的美国国债加持，紧接着就会有气候大使克里的造访。美国外交连环权用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拜登三元美国对华策略，来软化与腐化中国，但不是收效甚微，而是毫无作用。

　　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的中国，在外交场合下，以“我们把你们想象得太好了”，和“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是少有的真正的中国外交之当代宣言。以中国人的礼乐教化与人格秉性，向来中庸平和，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中正、中道之天则，以中国人的‘与人为善’与‘和为贵’，‘得饶人处且饶人’，‘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作出这样的宣称，已经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便无须再忍的情况下的总爆发。

　　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极大的理性与克制，不是无能为力，不是软弱可欺，是后发制人，是‘不敢为天下先’，是‘退避三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善若水’的几近于道。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东方智慧，除了在少有的几个亡国之君、末代皇帝，和极度混乱的枭雄政治时期，很少会有错判国事，乱主朝纲，失去平衡理性的。而新中国毛泽东制式，毛泽东建构，毛泽东范型(亦梵行)，毛泽东风格，毛泽东智慧，毛泽东精神，毛泽东战略，毛泽东格局，毛泽东法门和毛泽东战略部署，是镕天下一切智慧、法术、大道于一炉，即集成一切人类的精华于一体，形成一种天下全民式智慧合成，统一战线之世界大联合与协作，铜墙铁壁之防卫，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之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立于不败之地，又同时攻无不可，战无不胜的大乘智慧。

　　毛泽东的工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梦，逐步演变成了中国四个现代化梦。同现代性不同，美国的现代化概念似乎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而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则是在1975年周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正式提出来的。那些言必称前三十年是封闭僵化，最后又是神马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耽误了20年，中国拉大了科技、经济等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是白痴就就是别有用心，更是瞒天过海。新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经过两个三十年前后各自的经济奇迹，还是数次急于求进和生产关系方面前进与倒退之曲折迂回，都在人类经济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而不仅仅是载入史册，更是而且是依然正在徐徐展开的惊天动地的经济突变和大飞跃。文一教授对中国和英国等世界工业化过程，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史学和经济学的科学分析。张文茂研究员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乡村工业化战略进行了多篇重量级大系列的深度分析和科学解读。

　　陈文玲从美国大历史的角度，对美国经济史及其范式进行了高度浓缩的整理。而陈宝森和宋玉华研究员-教授的两部关于美国经济的专著，涉及美国的经济与政府政策，和美国新经济方面的研究，则更是分别从美国总统经济学大系列和新经济范式两大线索，进行了高水平的开拓性的综合研究与分析。张宇燕也对美国经济拐点预测或者萧条发生的科学预测，进行了有价值的专家探索。

　　从传统的财政学、金融学、财会管理和基本经济学角度来看，从单纯的技术经济和宏观经济体系视角来把握，从金本位、银本位、商品本位、信用本位的货币经济角度来看，从硬约束而非软约束之宏观与超宏观角度来看，美国实际上早已经破产了。然而，美国非但没有出现官方的破产举动，简直正在不断地上演着美国大戏的奇迹般再生，仿佛一方面在重演着列宁帝国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之垂死-寄生-腐朽性，但另一方面却又真正好像梅开二度，再度辉煌，出现了战后的所谓黄金时代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所未有的物质大繁荣，更进而似乎反倒借助于苏东波，和一切社会主义及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把自己的体系、意识形态，变成了历史终结的最终指向，和社会历史演进的最终坐标，而在现实国际示范传递的合理性经济体制模型话语权上，形成美国灯塔的所谓的历史道义制高点之终极情势。

　　美国非但没有上演死里逃生般的起死回生悲剧，没有出现贫富差距两极巨大化下社会撕裂的痛苦挣扎，没有发生残酷、可怕的自我毁灭似的类似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那等程度和水准的大萧条、大恐慌、大危机，演绎着时可怕的崩溃和世界末日的社会场景——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军，饥饿与不安笼罩在美利坚大地的上空，失望与绝望情绪蔓延着，社会动荡、绝望下的愤怒火焰在燃烧着、生成着，似乎随时随地都要炸开这个可怕和无助的国度，将资本主义体系彻底粉碎。

　　美国甚至没有出现尼克松冲击时期的统治错乱、黄金流失惊慌及其美元与黄金硬脱钩的总统直接操作——直接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废除双挂钩的锚与实质本位的美元体系，开启了无本位、无锚化的完全纸币美元和全球浮动汇率的经济时代——这等货币金融经济既非凯恩斯主义也非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表面上似乎是进入了表征官方货币与汇率，实则却是货币、世界货币、汇率的哈耶克的国家非货币论，或者绝对自由主义的货币无政府主义的完全市场决定论，货币民间决定论，自由主义和所谓内生经济自发决定论的货币经济体系之上。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表面上的一号权威货币发行，实质上变成了一种随波逐流的事后和事先傀儡似的认可、兑现和跟风追逐。

　　美元空城计、美元资产和储备货币的神打理、神操作，让世界眼花缭乱，使世界经济扑溯迷离，把全球经济带入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奔向无底深渊物之十字路口或者悬崖峭壁的前沿。而去美元化的世界反叛同美国优先，美国再度伟大，美国重新归来之间，又在进行着殊死的又神仙眷侣般的博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叠状态，使得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仿佛海市蜃楼的梦幻景观之中。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国度，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奇迷离之中，更因所有行为主体都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李显龙的新加坡这一小国大话语权的告诫世界关于东升西落论是危险的，其真实的意图显示出一介弹丸之地的蕞尔小国，凭借着国际贸易大通道之区位优势，在立国致富并大富大贵后的今天对于未来世界动荡不安的深深恐惧，自然就会寄希望于在全球经济格局和世界财富体系，从而经济环流巨变可能发生时，在自我看好的东西方平衡中继续浮获巨额利益的奢求。笔者和林毅夫用中美总量、人均经济财富的时间数据结构对比，提出中美两国的战略均势与稳定，由当下的调整期走向平遂期，根本要害在于中国总量、人均GDP分别达到美国的两倍和一半之时。不过，笔者的中美动态大博弈远远不只是这些简单的直观逻辑推理。

　　俄罗斯主流声音和应对举措，不同于法国沿袭戴高乐怀疑主义，和其一贯地寻求法国外交、经济独立传统，其同德国一道，坚定地不选边，不站队，对中美经济往来依据市场性而非政治偏好性分别进行互动，对美国的传统盟国之亲缘和意识形态一体化，仅仅表现和表达为有限的国际政治舆论宣传基调的迎合与敷衍之上。

　　拜登政府和美国自克林顿以降各界政府，最大的国家经济战略关切和意志指向，应该是应对美国劳动生产力、国际竞争力、经济泡沫-虚拟化加速趋向，而非简单和一般性的脱实向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老化、民主-市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硬化症-老化症-退化病，或者简单地称之为美国综合症候群的诊治、理疗、康复之上。美国的准战争和债务经济模式，美国的无锚、空位货币发行和凭借本国与全球的美元与美元资产幻觉，而不断地操控着的华尔街-好莱坞-硅谷神剧的超级表演加超级吸粉，再加上超级吸金和超级煊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亟待一位新时代的罗斯福式的伟大总统，来开启和领导更推进一场带有深度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方方面面，特别是全民心理与精神上的伟大救赎性的自我革新与大革命，并在国际事务及社会中，以世界大家庭里的公平施政、全球民主、大国精道的领袖意识、才能和水平，来完成一场美国新新政之历史性巨变。拜登本人却从所有的内政与外交的战略纬度上，似乎在完全步奥把马和特朗普的后尘，仅仅局限于对美国历史巨人的心理崇拜和口头吹捧之中，显示出谋大智小，没有驾驭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别是同战略窗口期赛跑的大政治家和伟大历史人物的卓越能力。

　　如果继续美联储现行的所谓现代货币理论意愿下的发行和调控，则美国破产将是未来十到二十年时间的事。这种破产不是指其可能继续量化宽松，美元和美元资产依然全球呼风唤雨似的轻松性破产，非理性繁荣的继续展开，仅仅是泡沫更大下的临时破产盘整，而是指的是出现硬着陆的技术和管理意义上的破产，市场与信用崩溃性的破产。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简单的是和非的答案，因其还同下述两个重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世界话语权的历史性变更及其所示本象与大体

　　毛主席有句世人皆知的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全世界对此的诠释与解读都是语义学上的狭义性质上的，都是基于一般性的甚至非科学和前科学的经验性和交流漫谈式的问语似的说道，而完全没有上升到哲学的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层面上的，并进而知识论、真理论、话语权、精神与美学论上的全景大视野角度下的真正把握。

　　举凡对当代统计学，特别是医学、社会统计学、媒体与传播学-统计学有着深刻把握的高级科学工作者，对诸如问卷调查、统计分布、信度-效度风险以及系统与随机风险，对历史分析、授控实验和数据整理，对社会文化与国民心理分析等层面，有着透彻了解的人，都会对毛泽东独特的自己发明创造出的典型分析解剖与统计特征观察间相得益彰，且历史与逻辑，科学与文化-社会一体化的调查研究、分析过程与结果，及对其的综合判断、经验推定、战略策术设计与政策规范制定，报以由衷的钦佩和心悦诚服的敬重。

　　但仅仅从与现代统计分析对比，来把握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和学习调查研究学，把握毛泽东认知实践理式与范式，那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事实上就是为毛泽东本人，也未曾察觉到。在他的语式中，强调的是“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把学习誉为登高望远，这是承继荀子的劝学篇以降的中华古智慧，他没有明确地指出学习所承继的‘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整个的一般化的根本地位。他表面上没有直接进入程朱和陆王之间的尊德性和道问学两者之间的激烈的学术精进路线之争，但实际上毕生都在明确地指示着一条德为先、德为本，先要解决立场、情感、价值取向问题，确立为全人类，为人民服务的方位，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立场上的以德服人，并进而以理服人，从认识与实践，从政治道德的根本实践理性，到科学认知、研究事理、趣味追逐、认知体会的学术准则，或自我知识与储能的技术管理本业，从而把革命性、思想性、政治标准，同科学性、专业性、艺术标准、美学标准等不同向度，高度系统、辩证和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学者有很多，除了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圣人之外，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可以举出的有老子、孔夫子、墨子、庄子、荀子、列子、杨雄、王充、张衡、郑玄、张仲景、祖冲之、孙思邈、朱熹、郭守敬、沈括、李时珍、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等。而古往今来，堪称教育大家的也可举出许多，但最伟大的教育家，可能应首推孔夫子和毛泽东。帝王尊儒重教，并身体力行，乐此不彼，并非没有先例，如果说佛陀出自于尼泊尔的一介小王公伯不足为道的话，那么真正的太学出身，算是步入国家学子殿堂的刘秀，在位三十二年，朝堂之后，颇为好儒，谈经说道已成生活方式，而其子明帝刘庄，更是讲道入戏入迷，吸引学者听众上十万人之众。而其子章帝则开启了帝王钦定经义的新形式。帝王学业喧嚣不可为不盛极一时。到了梁武帝时期，更是本人著书立说，以学为主，乃至演变成了主次不分的地步。一代大唐之雄主，李世民，书法-纳谏-行文-交流，可谓如痴如醉，算不上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也是帝王中少有的德业精进的智者，至于作为中华文化始祖，神童并可谓天纵之才的黄帝，其传说与托名之作，就更是神乎其神的了。

　　但如果从国家建构、社会风气、自身笃行，或者叫做毕生乐此不彼而学业广博又精进，知业宏大深遂，而其影响遍及海内外，绝非单纯地以术引人，而是融道、礼、策、术乃至机制与方法于一体，又集政治、历史、文化、社会、文学、书法、科学于一炉，形成了变更社会，改变历史进程，造成国家出现科学、知识、常识、心理、精神之整体性的历史性根本跨越式的变更，完成彻底的社会变迁之最伟大的教育家、学习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阴阳辩证大师，则非毛泽东莫属。在中华文明一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有黄帝一人，能与毛泽东并称为千古圣哲。

　　让我们对毛泽东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命题，进行高度学术化研究，把它当作高级哲学课题来加以展开，并对应于他一生堪为高山仰止的事业和修为，更同时放进千古淘尽之风流人物层出不穷的整个中国，和纷繁复杂的世界大历史进程之中，在全人类的文明与思想，创造与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加以科学地体味并进行深度地把握，据此我们不免就会得出令人震惊的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新结论来。

　　发言权表面上是说话好使、管用，具有权威和权力效应，但从更高阶来看，实则指的是话语权、舆论导向权、文化领导权，以及指挥和示范之享有权、命令权，更是真实境遇之下的决策权、(由判断力超强所显示出来的)评判权、裁定权，还是某种民众可以诉诸与信赖的权威所在的裁决权和信赖权。最高阶的发言权会成为政治权威体系中的所谓‘一言九鼎’，军事领域中的生死相随和生命相托。其最低阶的最浅层的才是表象与语义上的表达权、说话权，以及在特定的场所与场合下的被排序和授权，或者随官阶、职位、圈子设定下的发表见解，表达意愿，提出看法与建议的表述权。不幸的是为多数人所理解的，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最高与次级的发言权之真实所指。仅仅关注到了最底层级的被动式的被授予的表述权力。

　　而毛主席一生关注的都是从江山社稷、世道民心、国计民生等相关的千秋大业。他之目光如炬，向来就是‘身无半文而心忧天下’的圣人之道之情，是始终不愈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因此，在他的眼里与内心深处，真正的生死攸关的发言权，是关乎人类命运、世界未来、中国向何处去，从而就是在他辈和子子孙孙的中华儿女，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变更中华民族积贫积弱所导致的国际话语权的彻底沦丧，以至于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非存在之悲惨境地。在他明确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道路，即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变更政治强权体系之前，他首先确立起来的是“欲动天下，先动天下之心”的精神与心理意识权威变更问题。而他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的辩证互动的实践-理论之天然一统的知行合一观，在发言权和话语权的体系之下，就变成了一种打破一般性的唯心唯物论之争，形而上学与行而下学的机械认知路线和认知路径对峙，使其上升到了化境的认知艺术层面，而非低一阶的认知哲学的水平之上。

　　毛主席及其所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起步和创业伊始，从来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他在没有武器，没有财政，甚至没有人和所有现实条件的情况之下，始终以抓纲举旗，以路线的大本大源，以主义的根本道业指向，以学理精进上的彻头彻尾，既作为动心引智，又依此凝智聚心，从而达到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以便完成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飞跃和转变。而在其整个的事业中，又始终兢兢业业，带领党政军民一路筚路蓝缕，直至最终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宏图大业，以期最终达到世界大同之最高境界。

　　从发言权、话语权的动心变志开始，走向对军事权、政权、经济权(含财权)，乃至由科技实力-科教兴国-实业兴国显示出来的对国际话语权、世界领导权和全球示范权的获得，又最终回到和始终不渝地坚持拥有对思想权、话语权和学术制高点的掌控，对精神主导与掌控权的令人心悦诚服地接纳。可见，毛主席是在完全辩证地综合把握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而所有西方人士只能单阶段一元论地对于它们加以领会、把握和拥有。在如此完全打破或者叫做多纬度的权威与权力集成之下，来巧妙、神算地把握最高话语权，构成了毛主席智慧大成和所向披靡与无与伦比。他甚至明确地说“手里没有一把米，唤鸡鸡都不来”，“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同时他又知道，“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正确的路线又是决定一切的，他深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示范的力量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方面他深知中国事业同世界境遇与国际格局是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他绝不如蒋介石那般，坐等和空谈国际干预，把希望总是寄托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插手和干预、调解之类的臣妾之道上，或者美国霸权之上，而是始终牵着敌人和一切敌对势力的牛鼻子，把各种力量进行科学有效地排列组合，通过他伟大而灵活的各种层系的辩证法的统一战线，化被动为主动，化弱势为强势，化敌为友，始终形成博弈和对决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旨在完成力量对比转换，而把道义、道统、道法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演绎到了极致。

　　毛主席一方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做永恒的乐观主义者，另一方面，毕生真正的是始终抱有忧患意识，远远不只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是对中华近代落伍、不足，新中国起点上的一穷二白耿耿于怀，没有一天松懈，而对于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他内心里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来说向来是是微不足道的。在他看来中国的数得出来的几大优势都是不足道哉的，他总是把“骄傲不起来”挂在嘴边，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和干一切事业，更要谦虚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