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留下的狱中八条，还是我看过的一些老同志回忆录，都反对两种倾向：

　　一个是把党内想得昏天黑地，这是反动派最爱攻击我们的套路;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把党内想得花团锦簇、过分纯洁。

　　第一条好理解，第二天可能有的同志和朋友就不理解了，革命是光明的，怎革命队伍里却不是干干净净，花团锦簇呢?

　　甚至历史和现实中，颇有些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后，看到一些阴暗面，看到一些不能让自己满意，不同于自己幻想的东西，就丧失了革命的信心，对革命非常失望，进而把革命描绘得一团糟，以至于走到反革命的歪路上去。

　　那么问题来了，革命队伍里有没有坏人，有没有阴暗面?

　　答案是肯定的，就像贪污，总有些人去散步，甚至可以说是幻想，说改开前，说建国前，革命队伍里没有贪污，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1966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同志，曾接见老战友黄负生烈士的遗孤黄钢、黄铁时，谈到一大代表，湖北党组织的创建人包惠僧的一些情况：

　　“负生牺牲后，全国各地募捐的钱都交与包惠僧。他用了以后，党内开会斗争批评他，后他又借你们孤儿寡母的名义去募捐，募来的钱他都贪污了。原来你们住在黄土坡，后把你们弄到西川湖去住，让同志们见你们就不那么容易了。

　　叶挺同志从广州寄来了大量的钱，要把你们接到广州去读书。如果不叫包惠僧骗走，这钱也够把你们抚养成人了，可这大笔钱被包惠僧侵吞了。”

　　包惠僧，大家比较熟悉，黄负生烈士作为早期亢慕义战士，知道的人就极少了。

　　毛泽东同志曾与黄负生同志相熟，称赞这位《武汉星期评论》的主要写手，与《湘江评论》的主要写手蔡和森同志非常相似，说过：

　　“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

　　可惜，不管是蔡和森，还是黄负生，都没有看到革命胜利那天。

　　黄负生烈士因病早逝，弥留之际，挣扎着写下辞世书：

　　“朋友们!

　　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杀人的利剑四方入面密如雨点似的向我刺来;我的一颗心儿被彼刺破了;我底脑子被彼搅翻了……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呵!——死——我是毫无怨艾的呵!……你们的希望，确实比我多些，因为你们的身体都较我好;你们的学识与能力更较我好;你们的境遇也许较我好。

　　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除了诸君，还有谁呢?

　　我深望诸君切实担负起这重担子，向着腐旧而万恶的社会，勇猛地开放九十九生的大炮大大地轰斗起来。我知道你们必能成功，因为你们是有这种希望的人。我瞑目地下，遥祝诸君的成功!

　　11.14负生绝笔”

　　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同志为首，带来“七大”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黄负生同志的名字，被列入先烈名册。黄负生之子黄钢，则以烈士家属的身份，出席了那天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