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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贺八十大寿，惊异可叹!
文 / 欧洲金靴
《百名下岗职工访谈录》第69辑中，曾记述一位湖南株洲某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王师傅的人生自述：
我是1964年生，是湖南人。我初中毕业后，读了三年技校。后经分配参加工作。
我们厂是“三线”建设时期，从南京迁到株洲的一家大型化工机械厂。
在当时那个年代，厂里有很多附属的教育机构，如子弟学校等等。当时的湘东化机厂是化工部直属的央企，是从70年代初三线建设时期从南京搬迁到湖南的大型央企，相关的基础配套设施都很齐全，幼儿园、小学、子弟学校还有医院、电影院、溜冰场等等，与一个人生活中密切相关的生活娱乐设施都配备有。那个时候，在技校一起上学的同学绝大多部分都去了工厂里上班工作。
我进入工厂后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年年都能获得“先进工作者”。工作一年后，厂里的党支部书记来找到我，推荐我入党。后来，我接手了厂里的团支部的工作，日常的工作非常认真，经常获得“优秀团员”等荣誉。
1994年起，我去湘东化机厂驻长沙办事处工作。
1997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地出现工人离职、请假外出打工的现象，离开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2002年国庆过后，厂门口便贴出“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名单，我的名字也在这上面。
工厂没有办理任何的合法手续，也不给给任何的补偿措施，在这样的前提下单方面非法解除了我与工厂的长期劳动合同。截止到当年，我在这家厂里工作了十九年。
2003年到2006年，我多次回到工厂找相关领导提出异议，但是厂方推拖不予以理会，像我这样的员工有数百人，没有任何补偿，也没有任何解决工人养老问题的方案。
下岗后我干了太多的活，身心俱疲，造成了不少的伤病，至今在女儿家休养……
二十余年后，曾经历过工人阶级破碎、国有企业解体、百万职工陨落的湖南省——更是毛主席的故乡，于2023年5月27日，由其官方机关报刊、毛主席1964年为之提笔撰写报名的党媒《湖南日报》，向旧日岁月的“改革先锋”柳传志先生，敬贺八十大寿，惊异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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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政策落地的五周年，当时被称为所谓“欣欣向荣、风气大开”的一年。
那年的阅兵式也是一派和谐欢腾之景，游行的队伍中甚至打出了直呼领导人姓名的标语，似乎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同是那一年，刚满不惑的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远在山东潍坊担任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的处级干部卢志强，也起飞单干，成立山东泛海集团。
两个原本的体制内人士，开始了“创业”的第一步。
四年后，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1988年，敏锐察觉到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未来、开始将业务转向建筑和房屋开发的，就是卢志强。
两个月后，1988年4月，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与香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港商)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
这就使国有的计算所公司有了一个“外商”、一个“外资”作为盟友。
为照顾缺乏资金的港方，“香港联想”注册资金仅90万港元。其中联想集团投入30万、技转公司投入30万，两家国企共持股67%，港方持股33%。
虽仍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合资企业，但港商按“外商”入股，技转公司是国家在港注册的中资机构按“外资”入股，已为柳传志实现“从100%国有，到民营三分天下”，提供了便利的瓜分条件。
这其中，贸促会下属的这家“中国技术转让公司”非常引人关注——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技转，谈何港商的入伙和香港联想的成立，又谈何日后柳传志对联想的私有化?
可是在联想内部、包括柳传志本人，对1988年中国技转公司的“雷锋式帮助”这么多年几乎是绝口不提。
原因很简单：1998年中国技转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也是在1988年，凭借着一张张土地批文转手就可以赚上百万、并在美国成立了“泛海国际有限公司”的卢志强，结识了正在把联想一步步私有化的柳传志。
同时，卢志强进入了泰山会。
2000年时，“联想集团控股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被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6086万元，中国科学院出资42955.93万元持有65%的股权，职工持股会出资23130.11万元持有35%的股权。
2001年6月22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想控股”，一直沿用至今。
可以看到，从成立至2001年6月，“联想集团控股公司”都是中科院100%控制的国资企业，即中科院持股65%，职工工会持股35%。
然而，到2007年11月到2008年1月这三个月间，泛海的卢志强突然半路杀出，开始筹措个人资金：每月一减持，共套现了民生银行(中国首家民营银行)45.3亿元;
紧接着，2009年，卢志强以27.55亿的价格从国科控股手中买入联想集团29%的股份，正式成为联想第三大股东;
再接着，卢志强向柳传志等5人转让9.6%联想股权;
最后，联想职工持股会转给卢志强9.5%的联想股份，联想就这样完成了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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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联想控股股东会确定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柳传志、邓麦村、曾茂朝、卢志强、朱立南，由柳传志担任董事长;其中邓麦村为中科院副秘书长，曾茂朝为计算机所所长，这两人代表中科院，柳传志与朱立南两人则代表管理层。
在有了卢志强的强势加盟后，联想董事会的话事权已落在柳传志手中。
打完了中科院股份的主意，接下来就是打职工持股会股份的主意了。
2010年9月27日，柳传志、蔡金芳、朱立南、李旻、曾茂朝等7人在北京成立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然后，以北京联持志同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相继成立了14家“北京联持会XX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中间以数字区分，比如“十肆”、“肆”等——这十四家“联持会”，股东均为当时在职的公司高管和部分员工。
然后以这14家“联持会”为主体，在2010年12月29日，共同成立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述柳传志等成立的联持志同，也是这个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后第二天，2010年12月30日，联持志远与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签订《合并协议书》，内容为由北京联持志远吸收合并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
吸收合并完成后，联想控股的股权变更为：中国科学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35%，泛海控股集团持有29%。
由此，职工持股会的股份，全部量化到高管层和员工个人持股的公司，即北京联持志同。
在北京联持志远的14家“联持会”股东中，最大的一家为“北京联持会拾伍管理咨询中心”，持股比例为11.71%——而柳传志正是其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72.14%!
………………
就这一番操作，当年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都要直呼高手。
再一年后，2011年12月，卢志强的泛海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9.6%的股权，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陈绍鹏、唐旭东、宁旻等五位自然人，北京联持志远也以协议方式，分别又向泛海和黄少康，转让其所持的9.5%和1.5%股权。
两个月之后，2012年2月，泛海再次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8.9%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后，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变更为：中科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24.00%、泛海控股持股20%、北京联恒永信持股8.90%、柳传志持股3.4%、朱立南持股2.4%、陈绍鹏持股1%、唐旭东持股1%、宁旻持股1.8%、黄少康持股1.50%。
而受让泛海控股8.9%股份的北京联恒永信，也是联想控股高管的持股公司，上述个人股东名单中没有出现的杨元庆、郭为、曾茂朝、李勤、刘军等人，均是北京联恒永信的股东。
至此，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44%，完全超过了中科院持股比例，联想控股彻底形成了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联合控股的局面，将中科院和职工持股会实质性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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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想崛起的过程中，一个新中国国有资产流失历史上的美名：MBO，逐步浮出水面。
MBO，即“高级管理层收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
这一期间，诸多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从历史背景看，这一阶段的国企的严重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但是在当时，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
其时，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
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许多国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仅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成了一场运动。
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
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国有的中小企业总的数目减少了63000家，从原来的20余万家只剩16余万家，大型企业还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这些中小企业所有制转型均是先是采取“全体职工购买”、后演变为“经理人购买”的方式。
2002年10月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老师，曾去山东济宁市参观考察樱花纺织集团和大成服饰公司时，发现这两家原先的国有企业已全部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型即MBO的企业产权改制：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大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企业30%的股权，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樱花纺织集团整个的股权由管理层一班人马拥有。
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国企，特别是樱花纺织集团，被实施MBO时完全是一个优质企业。
这就是无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一波国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坏的国企，不由分说……
2002年以后，大部分国企事实上已经度过了经济困难期，效益开始好转，利润也开始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前提下，却依旧掀起了大规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开始，各地经贸委尝试给大型国有企业直接下任务，国资委还下发一份《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求条件成熟的企业限期完成MBO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2003年，当时一度被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定为“MBO年”，宇通客车、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试行了MBO方案。
那时候对大型国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剥离外围资产，又名“主辅分离”，这是一个和MBO齐名的历史词汇。
如青岛海信集团，将其所拥有的海信大酒店卖给了洁神洗涤公司，更名为洁神大酒店，海信购物广场则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海信集团由33%的控股降为3%的参股。
还有些企业会先进行“主辅分离”，然后再对企业资产的主干部分进行MBO改造。
到2003年时，“主辅分离”被看作是国有企业能够抓住的“最后机会”，全国各地在发改委的部署下，均开始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最后冲刺”。
2003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资产总额为80亿元的60家国企，还宣布下一步要挂牌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
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市委加紧起草《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将重庆1000亿元国有资产全部变现;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成功实现国际招标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
这一波大规模私有化，严格观察，我们与之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隐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不知不觉地通过私有化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为一大票绵延至今的财阀奠定了政策基础。
今天中华大地的诸多财阀，细数其历史，七成以上都有国资背景……
也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
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到今天，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下，资本家圈养的舆论军队已几近庞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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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23日，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确认，担任俄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代表的丘拜斯已卸任该职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步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背后的真正根源，其实并非一系列天花乱坠的商业模式改革，而是一个不可粉饰的历史现象：腐败。
否则，仅仅揪着国资流失的点根本打不痛他，因为这实际上早就被定义为一种“历史模式”，被定义为一段“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征程”……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
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就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也曾有隐晦的表达：
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
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即工会的意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原河南省新乡太行饭店，1998年以60万元“改制”，改制后领导层持股达60%;2005年拆迁，开发商一口气开出了4000万元的“补偿价”——这意味着那些在“改制”中“买”下了企业所有权的企业领导层，从这个企业的土地上赚取了近70倍的“投资回报”。
这就难怪原企业职工当时愤怒地上访。
2005年6月时，江苏省无锡市商业大厦职工曾有过静坐请愿的壮举，每天白天在大厦大门口的台阶上都至少坐着五六排身着大厦制服的大厦员工，人数为三四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
参加那次行动的都是大厦的正式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银员。
静坐的人不时唱起《国际歌》和《国歌》，这样的行动持续了至少四天。
引发这次群众性斗争的直接原因，是那时正在推进中的无锡商业大厦“国有企业改制”。
无锡商业大厦有着本已复杂的权属关系：一方面，有一个A股上市公司“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该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这个上市公司又有个母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正是国有的无锡商业大厦本身。
国有的无锡商业经营得并不坏，无锡商业集团是当地百货零售业的龙头企业，2004年完成销售额40亿元，利税1.65亿元。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国有控股企业，却恰好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按照“靓女先嫁”的逻辑，为了消灭公有制企业，这是非得“枪打”不可的“出头鸟”。
也正是这种“靓女先嫁”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早在1998年之前，辽宁省也实行过所谓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这是对数年前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统一前夕的“一马克卖国企”的模仿。
白送辽宁境内国有企业股权，当时极大便宜了许多靠“开发”或倒卖土地发财的所谓“企业家”。
毛主席时代的“打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储存下来，结果一夜之间的私有化又使得众多公立的矿山、煤田、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企和外资，连祖辈们的养老金都要由后世的工作者来支付……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曾说：
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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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2003年那个所谓“MBO年”，一年内就有5到10家MBO基金被筹建，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出资人则以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为主，一些缺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当时也参与在其间。
值得注意、也是后来刻意被忽略的是，那一阶段由花旗银行、梧桐基金、红塔创投等国内外金融巨鲤合资的MBO基金，也已开始初步运行。
另外，《信托法》也在那时为MBO创造了通过信托投资公司代管股票、让信托公司作为主体进行金融信贷的可行渠道，最终成就了一场外资深度参与的私有化狂欢，也为此后入世了的中国做了外资涌入的铺垫，绵延至今。
我这里再提个事儿。
在那芬著名的证监会16号文件(要求上市公司IPO或者再筹资时，其财务报告除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发布(2001年12月30日)之前(也是加入WTO之前)，2001年9月17日，领导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领导当时这么说道：
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
索罗斯则回复：
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
领导最后又说：
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
曾经在苏联大型国有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贡恰罗夫，2011年在受访中公开倾诉道：
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为零的状态。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曾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仅卖了372万美元。
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当时超过500家苏联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苏联国有企业的平均售价，竟然只有1300美元……
这与此同时，却是一大批雄伟挺立的俄罗斯寡头，坐拥众多在一夜间拔地而起的能源财阀，把控了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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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价值连城的俄罗斯资源库，追根溯源，都是1917年无产阶级的“泥腿子们”用血肉之躯从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手中打拼下来的，却在半个多世纪归给了一帮由红色重新变为白色的新贵族们。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2010年，刘仰在《国企改制的一个经典案例》中还披露过一个事实：
牧羊集团原先是扬州市邗江区粮食局下属的邗江粮机厂，创建于西历1967年。1996年初，从工厂制变为公司制，成为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
这时候的牧羊还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在2001年，牧羊实行“股权优化”，国有股比例从78.32%降至4.83%，自然人股东比例由以前的10.49%升至83.97%。
这是令我困惑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国有股比例突然大幅度下降?虽说国企私有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在牧羊的这一突然私有化的过程中，究竟有什么没有公开的事实?
据我所知，一些国企的私有化大都是把股权分给员工，但是2001年时，牧羊完成了私有化，股东数却只有19人。
据牧羊现在的介绍，目前它有员工1380人左右，2001年时可能不是这个数字，但也不至于只有19人。那么，牧羊集团当初从国企变成私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操作方式?
另有数据显示，当初牧羊私有化后，自然人所拥有的股权74.84%属于经营班子。
我不知道本人以下的理解对不对：当初国企的厂长、书记等管理班子，在国企私有化后，成为了私企的老板。两年后，西历2003年，包括许荣华在内的5位大股东拥有牧羊集团全部股份的85%。可见，在这两年中，大股东人数持续减少，其中应该有一个“兼并”的过程。
我的问题是：国企原管理班子成为经营持股也未尚不可，但是，他们分别以设么方式、什么价格持股?分别实际出资多少?
我看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数字，许荣华当初出了50万，便拥有了15.51%的股份。这实在是有点令人惊讶。按照媒体说许荣华在看守所里被迫转让了价值1.5亿的股权，等于是说在4、5年的时间里，牧羊集团私有化后，个人股东的财富暴涨了300倍!如此惊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恐怕世间少有。
这与苏联解体后一众前苏共高官摇身一变成为寡头私企的高管，何其相像。
2000年底，中国资本所有权结构中，国有资本只占26%，集体占9%，个人资本占有57%，港澳台和外资占有8%;到2008年，全国资本性资产中，国有资本只占10.50%，集体资本占2.76%，个人资本占79.92%，外商资本占6.82%。
然而实质上，这个“个人资本”当然不包括昔日作为领导阶级而存在的工人与农民，数以亿计的工农家庭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国企覆灭的大潮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以致于到今天，我们依旧在承受二十余年前经济大地震带来的历史遗留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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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哈尔滨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张明杰受贿、滥用职权，同案被告人王绍玉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张明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张明杰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受贿罪判处王绍玉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对涉案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没收、追缴。
2022年3月24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哈尔滨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张明杰受贿、滥用职权，同案被告人王绍玉受贿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就在2021年上半年，张明杰之女、著名歌星曲婉婷还在微博一如既往地为她妈“鸣冤”。
数年如一日，人至贱则无敌。
中纪委网站给予曲婉婷母亲被判无期的评论是四个字：
民心所向。
还记得2021年3月底爆出的黑龙江企业侵占国有林地26年建山庄的案子吗，鲸吞土地产权这事，就越看越像曲婉婷她妈啊…
二十多年了，东北到今天竟然还在发生国有土地、国有资源被掠夺的事…
我只能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曲婉婷妈妈张明杰是一个典型，2017年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高小琴伙同祁同伟、丁义珍买卖土地、变更土地性质的案件，就可视为张明杰案的艺术翻拍。
张明杰曾任哈尔滨市道里区政府副区长，主管农村征地工作，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与哈尔滨市东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奇共谋，在齐齐哈尔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土地储备中心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中心征收土地过程中，虚构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土地使用权已经转移的事实，骗取征地款3.4985亿元人民币。
这些，都是老一辈工人积攒下的血汗钱。
此后，又由他人代表张明杰与魏奇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利益均分。
双方合作股份为各持项目50%的股份及项目利益，经侦查，案发时双方共同控制的哈尔滨先发置业有限公司账面资金为人民币6500余万元，固定资产为门市房49套(价值人民币1.1亿余元)及途锐越野车一辆(价值人民币80余万元)、依维柯客车一辆(价值人民币19万余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8亿余元。
按《合作协议》约定，上述款物的50%应归张明杰及另一名被告人所有，二人共同受贿折合人民币9000余万元。
这个魏奇是张明杰的老相识了，张明杰任职哈尔滨市建委信访办时，就帮他处理过道里区田地大厦违法拆迁的“麻烦”，“平定”数百名上访群众……
东江公司在并购原种场后，张明杰在继续主管原种繁殖场职工安置工作的过程中，又未按规定由转让方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
当时，张明杰私自批准同意将6160万元人民币违规转入由东江公司实际控制的以原种繁殖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并由受让方东江公司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致使其中1000余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还。
同时，张明杰还利用主管农村征地工作职务之便，收受下属榆树镇党委书记孙某、镇长刘某感谢其下拨征地款而给予的好处费10万元。
2009年，6160万换来了3.5亿：黑龙江省与铁道部共建的哈齐铁路货运专线，以及哈尔滨城投集团，需要用地，便找上了魏奇，出价3.5亿。
再然后，魏奇就出逃加拿大温哥华了。
在早先庭审过程中，检方以张明杰犯罪金额特别巨大及拒不认罪等为由，建议判处张明杰死刑——然而，张明杰的辩方律师以证人与张明杰有利害关系、检方查案时有“不规范行为”、“应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界定模糊”为由，认为张明杰无罪………
东北、华北两地区整整一代下岗工人、超3000万人口的失业家庭，翘首期盼“还一个公道”的死刑，依旧未来。
7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尤其是经历过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后，仍旧可以屹立于东方大地、没有改弦易辙变色、没有步苏联亡党亡国后尘的最大法宝，正是在于我国拥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掌舵着如万吨巨轮般的国有资产，去同(依靠早期殖民积累崛起的)西方跨国公司相抗衡、相竞争。
是国有资产，在关键时刻支撑住了共和国的根基，也稳固住了公有制基本盘、稳固住了全民所有制利益。
国家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唯一受益者，即“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
我们的国有资产，是千万烈士在毛主席的带领下通过武装暴力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从旧社会盘亘割据的地主阶级手里抢夺而来、献给新中国四万万工农阶级的宝贵果实。
因而，以死刑惩治贪污犯、惩治侵吞国有资产的蛀虫，特别是数额极其巨大的贪污高官，这从来不为过。
回想1949年3月5日-13日，全国即将解放之际，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彼时就提出了著名的糖衣炮弹理论，要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毛主席还告诫全党：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所谓“糖衣炮弹”理论，是毛主席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现状的判断而提出的。
其判断依据，正是来自于时任美国总统、著名反共狂魔杜鲁门的策反战略。
早在四年前，1945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杜鲁门也在场。当时的演讲包括以下内容：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将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这就是“白蚁战略”，杜鲁门主义的写实写照。
八年之后，同时也是《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二十天之后的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严肃指出：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此时，已经通过一场震动西方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布新中国国威、特别是我军军威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敌人已经不太可能企图通过热武器来侵略中国党和人民，尤其是在朝战中连原子弹都没能吓倒志愿军的情况下。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恰恰是在战事激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亲自下令打响了新中国的反腐第一枪：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
刘张二人本是建国功臣，跟随我党我军屡次立功。特别是刘青山曾领导开辟文安洼抗日根据地，为实实在在的抗日英雄。
然而建国后两人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仅一年时间彻底沦陷，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建筑工款、救灾资金以及骗取银行贷款等达当时面额171亿元!
“我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年，革命胜利了，我享受一点怎么了?”——这是刘青山当年被批捕后，最初始时趾高气扬的表态。
同时，刘青山本人还沉迷吸食鸦片，这都让毛主席怒不可遏。
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开始，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着824名代表的面，实名举报刘张，引起了巨大轰动。
毛主席的态度非常坚决：
这不是普通的贪污，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正在侵蚀我们一些干部的信念，这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这才能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才可能挽回20个，200个甚至2000个犯了错误的干部。
今天，什么人会害怕毛主席的年代，不言自明。
《突围》中侵吞国资的男主的台词，像极了痛恨文革的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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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19日(农历1998年2月21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提出，本届政府的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三个到位”，一是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确定在三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
“五项改革”，是指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三年后，入世前夕，如前文所述，领导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早在1997年的十五大后，当时中央就提出所谓“国有经济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行业布局上有进有退”。
东北三省随即开始进行“尝试”，到2003年时，辽宁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剩2000户左右;黑龙江省2002年初统计结果是地方大中型企业484户，其中国有独资超过半数，初步实现多元产权的133户企业中，72户国有股绝对控股。
对此，时任黑龙江省委企工委副厅级巡视员的李必鑫甚至公开发声：
黑龙江省这几年资产流动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敢。
在这股风潮之下，当时的东北乱象连连：使用仅一年的10台原价值248万元的自卸车，在企业改制评估中确定的成新率仅为50%，仅此一项导致国有资产净值减少110万元;一座账面净值为463万元的企业办公楼，在改制中经过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后的净值仅为223万元，净值减少240万元……
就这样，国有资产成了部分改制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一夜暴富的“盛宴”。
由于在资产评估环节人为压低国有资产净值、会计师事务所超越职责权限进行资产评估等问题，二十年前的东北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国资流失问题相当触目惊心。
一些地方性配套法规和制度不健全，也使国企改制中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监督约束力被严重削弱。
比如当时长春市房屋重置价格每年度应由有关部门根据市场供求和价格情况予以确定发布，但是从1999年发布当年房屋重置价格以来，长春市长达十年至今未发布新的指导价格。
这直接导致了1999年以后的房屋重置价格政策出现空档，使国有企业改制中对房屋重置价格的评估依据出现问题，甚至给国企改制中一些人钻政策空子留下可乘之机。
如长春某区属国有企业改制时办公楼账面净值在2006年时为463万元，经过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后净值仅确定为223万元，净值减少240万元，其评估依据就是1999年发布的房屋重置价格，没有新的依据。
而事实上，1999年以来，长春市建材市场及房地产价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1999年发布的重置价格已经根本无法准确反映2006年的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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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东北疫情突然抬头，而因为沈阳流调轨迹，莫名得火了沈阳鸡架，一度冲上热搜第一。
鸡架成为东北热门小吃，这当然历史悠久，但是真正促使吃鸡架这一食俗大面积在东北、特别是沈阳民间铺展开来的历史诱因，实际非常苦涩，就是源自前文的1998年3月19日：国企解体，工人下岗。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股份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沈阳的国有企业开始瓦解，大批的工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下岗潮，仅一个75万人口的铁西区工人就有近五十万人下岗。
原来的铁西区曾是著名的核心工业区，烟囱高耸入云，工厂轰鸣不断，各类钢厂、水泵厂、电缆厂、新华印刷厂、东北制药厂，比比皆是。
后来一夜之间，听着老旧的电视里传来刘欢靡靡悠扬的《从头再来》，沈阳整整一代国企人从此失去了铁饭碗。
沈阳有一路公交车是202路，从和平区沙山发车，穿越和平、铁西、进入皇姑区段的塔湾站。据当地人讲，司机师傅都不爱跑这条线，因为这条线附近的老百姓穷，所谓“素质低”，有上车不给钱的，有骂人的，有抢座位的，有小偷小摸的……
这条线路跑的是铁西区与皇姑区交界的地方，这里的下岗工人最多，是沈阳当时最底层的人群。
有人那个时候还给202线公交命名为“下岗车”。
穷苦的沈阳工人不得不“消费降级”，有的人干起了街头小烧烤，有的人不再顿顿有肉蛋奶。
正是在这时，便宜的鸡架成了沈阳人餐桌的主角，它满足了喜好饮酒的配菜需求，也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保留了一丝“手中有肉”的尊严。
在国企时代，东北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服务都配合着就业绑定在一起，工厂办幼儿园、办学校、办养老院、办大食堂，以至于在财政层面的社会福利基本为零的前提下，东北地区实现了水准颇高的整体福利水平。
然而下岗之后，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会公共服务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的打破契约……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09年时，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了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街头“卖艺”的家庭职责，以及在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角色……
从1998年开始，广州、东莞、厦门、丽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风月场所，大量充斥着南下挣钱的东北女人，以及寻欢作乐的北京高官、山西/内蒙煤田老板、东北矿山老板。
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损，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阶级的尊严被碾压、被践踏。
在宁浩的电影《心花路放》中，马苏饰演的在云南大理从事三陪服务的女人，即操着东北口音。
不知是否宁浩有意为之，但电影场景颇具黑色幽默。
在欧美最著名的AV系列X-ART中，也有相当大比例的捷克女优——经历了国家解体的捷克，和中国东北地区如出一辙：遭遇了社会制度变革、休克经济疗法，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基础毁于一旦。
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女人，往往就会成为时代翻覆的最直接牺牲品和最现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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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往往会不屑于东北人曾经的“铁饭碗”，认为是国家过分照顾、让东北人“贪了旧制度的便宜”。
事实上，东北人的铁饭碗从来就不是白端的，铁饭碗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
计划经济，准确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准战时体制”，以应对北方苏修和东面美日韩联军的威胁。
从抗美援朝到抵御苏修，冲在最前线的都是东北人民以及东北的国有企业。
国家的要求很简单：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东北的国企必须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扩大军工生产、支援前沿战线。
像典型的哈尔滨自动化仪器仪表厂、哈尔滨风华机器厂，就专门有一条军工线，专供战时。
所以东北的国企工人可以视为“全员战士”。
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后勤!
想想当年高岗是怎么起势的，就是在搞建设的同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东北后方为彭老总输血。
结果1991年，偌大的苏联突然崩了，中国顿时失去了北方威胁，压力尽释，东北国有企业的庞大福利也瞬间成了一种“累赘”，进而坏账、积债……
同时，自1979年就逐步废止的知青下乡政策导致了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召回城市，强行往国企里面塞，造成了体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锅饭、“一份工三人干”等恶况(那些没能进入国企的青年便游走街头无所事事，随即迎来了83严打……以致于后来又迫于无奈、搞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重返农村”运动)，这些也是在人为地给东北国企敲响丧钟。
1969年的九大，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发难：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相当一个多数干部，跟x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不讲究无产阶级政治;苏联之所以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苏东都没有搞过民主改革系列的领导权建设，没有这样的政治可供破坏和毁损，这个问题意识和眼光就不存在。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
仅仅十年之后，自1979年开始，以武汉国棉一厂厂长张保新的回忆为代表，国企工厂的权力开始“上升化、垄断化”，比如新增加的奖金分配权，就被授予车间主任单独行使。
可以说，1979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开始逐渐褪去《鞍钢宪法》的痕迹，而越来越多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进入八十年代后，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
宣传《鞍钢宪法》时，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在《漫长的季节》里，正是宋玉坤这样的人物。
最先发现这一变化是法国学者贝特兰，他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中国出现了一种‘工厂专制主义’。
正是从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开始，到了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取得如下权力：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
1986年9月，又先后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
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随后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1987年年底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77.6%。
通过所有权和管理权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在工厂中形成了“对工人的专制”。
按照毛主席的话说：
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资本的力量一旦在企业中取得优势，就必然按照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快增殖的逻辑发展，管理层盗窃国有资产、私开小工厂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毁掉国有企业的真正元凶，它为解体和下岗埋下了伏笔.
前文提及的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曾经有言说：
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
那么沈阳的财富“分”给了谁呢?
1999年初，时任沈阳副市长马向东、财政局长李经芳、建委主任宁先杰三人，在澳门频繁出入赌场，被国家相关部门一举拿下;一年后，“东北最后一位黑老大”、“沈阳王”刘涌正式被公安机关逮捕，其背后靠山、时任沈阳市长慕绥新随即下野。
慕市长与之前落马的马市长就此一起落位沈阳历史，江湖人称“慕马案”。
那场震动幅度巨大的沈阳官场大地震，牵连甚众，总涉案人员达100多人，其中副省级1人，副市级4人，仅各级的“一把手”就有17人，贪腐金额达数百万美元。
至于曲婉婷她妈那种，涉案金额近3.5亿元人民币，换作了曲婉婷留学加拿大一年20万、一学就是九年的学费……
回到“鸡”的话题，彼时恰逢中国大量引进白羽鸡，相较于传统的三黄鸡，白羽鸡生长周期快、肉质也不错，中国的养鸡业快速成长、一跃成为了世界三大白羽肉鸡生产国之一。
市场上的鲜鸡供应由此达到一个可观的规模，这也让鸡架在东北的“下沉市场”逐渐流行，成为贫苦又好聚众饮食的下岗工人热爱的食物。
肉少骨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架，能够被东北人做出花来，以致于到今天形成了十几种吃法、甚至可登大雅之堂、成为沈阳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所就。
一如过去重庆江畔的码头工人捡食各种动物肾脏下水涮烫食用、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重庆火锅;又如《钢的琴》里，一群工友们可以在破碎的工厂里用废物废料做出一架崭新的钢琴。
工人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小小餐桌上，在尘尘废墟里，总是不屈的，总是不死的。
但是苦中作乐，不应因乐而忘记旧苦。
如若有钱吃肉，谁愿意啃鸡骨头啊?
老舍的《茶馆》里有这样一句台词：
我爱咱们的大清国啊，我怕它完了，可是…谁爱咱们啊!
姜文的《一步之遥》里也有一句台词：
感谢大清亡了国嘛，咱都是暴发户!
一个转身，两个阶级。
显然，有一个有悖于政策初衷的客观史实是无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所谓的“下海潮”，本质并不是贫民阶层的致富经，而是各路二代们的敛财路与洗白池。
普通的群众阶级是没有资源和本事创建联想集团等时代性民营企业的，等待他们的除了大下岗，别无其他。
工人阶级家庭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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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婉婷这样的人，她们之所以能够走上写歌唱歌的职业烧钱道路，正是源于黑手攫取国有资产的“英雄母亲”(曲婉婷自己的话)。
在1999年，那个人均工资只有一千多的时候，张明杰就给女儿曲婉婷买了一架钢琴——当年的钢琴价值多少钱?看过电影《钢的琴》的人都知道。
《钢的琴》的导演张猛曾回忆：
1999年，我在铁岭评剧团看到一架木质钢琴，是当时他们团里的人做的，那时候我开始想这架钢琴的故事。
铁岭有一个钢材市场，里面有一大堆失业的工人，他们失业后买了跟自己以前工作时一样的机床，变成了一个个小作坊，但其实这些工人们又都集结在一起，你想做个什么东西都是在这个市场里完成——两个“念头”碰撞到一起，就萌发了《钢的琴》的创作。
一个人在突然失业后面对社会时最阵痛的时期，是我一直想拍的，我不想人们把那个时代遗忘掉。
正是在“那个时代”里，张明杰送曲婉婷去了加拿大音乐学院上学，一年学费20万+，一读就是九年。
后来，“学成归来”的曲婉婷回国开演唱会，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于是豪气的张明杰便大手一挥把一张张上千的门票自己买下来，然后白送出去!请人来听她女儿的演唱会。
2019年8月，哈尔滨中级法院开庭，此间检方去掉此前指控张明杰的贪污罪，将原有三项罪名变更为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
曲婉婷在2015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采访的时候说：
我的母亲是我的英雄，她是一个勤奋的人，她给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不管她是如何得到的。
曲婉婷奢华的海外生活和昂贵的音乐学费，是数千国企退休工人的安置费、是所有工人养家糊口的救命钱。
而张明杰贪污受贿、贱卖国企土地，却把那些曾经为了建设国家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国企工人，当作包袱轻轻松松甩掉、断了数千家庭的生计。
当年种场有566名职工被违规解聘，那些工龄接近20年的老职工，其遣散费不足2000元。
失业之后，所有工人没有退休金、没有安置费、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在零下几十度的哈尔滨冬天这些“被下岗”的国企工人们生活有多艰难可想而知，其中有一名职工因患病无医疗保险治疗，最终上吊自杀。
真的是人间悲剧。
至于曲婉婷?走上歌星之路、收割粉丝韭菜、裹挟舆论流量，就可以化身音乐偶像、洗白资本原罪，真的是“完美犯罪”。
娱乐圈里像曲婉婷这样带着原罪“追寻梦想”的玩意，一点都不少。
比如华晨宇的大伯，湖北鑫银贵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让说吗?
跋
2015年12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2016年3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国有企业要‘借东风’，激发内生动力，在竞争中增强实力”;
2018年9月，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强调“要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坚持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积极扶持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服务于人民。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把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2010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当共产党的官，当人民的公仆，拿着国家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易，这个账啊，总是要算的!”——2021年3月5日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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