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定假日从7天增至11天”“五一假期在1999年之前也只有一天”

　　这论调不是和2018年马云鼓吹“996是福报”时偷换概念拿毛主席时代的“两弹一星奋斗精神”来给今天的加班内卷生态脱罪是一回事吗?

　　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又是让剩余价值归了谁?

　　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工人节衣缩食积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财富，在“入世”前后如开闸洪水一般看似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伴随着90年代末的私有化，众多矿山、煤田、钢铁厂、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营野蛮人和外资洋大人，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看起来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义上储存下来，但实际上送给了柳传志、张明杰这样的人，乃至今天的众多“民营企业家”。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为国家奋斗献身的人，那个遍地王进喜、满目焦裕禄的时代还依稀历历在目，直至弄到今天这步90/00后群体性反感加班、憎恶调休、痛恨PUA洗脑的田地，罪不在这些年轻一代。

　　不生不育就是最好的非暴力不合作表达，“奋斗者们”在今天已难再有兴趣和勇气去“为国家”创造下一代了。

　　如今局面，配合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阶级长征路，恰如其分地应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几近两百年前(1835年)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评论到：“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把这儿又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这么喜欢“往前看”，那怎么不再往前一点?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争取八小时的工作目的决议;1924年，中国共产党又把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和年节、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龄与工作时间，列为工人当时最低限度的要求。

　　当时，在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坚持斗争下，迫使资产阶级军阀不得不颁布限制劳动日的国家法律、将劳动日限制在一定的长度内。

　　以今天宏观层面的舆论观察，似乎还要求打工人为每一个赏给你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会相当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提醒你：“一口气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可别光想着休息啊!在家要常看看钉钉、企业微信、飞书……”

　　这属于温水煮你的同时，还当着你的面明目张胆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经济学人》曾援引一项针对一万名亚洲科技公司员工的匿名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他们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提高了30%，生产力却仅仅提高了18%，还引发了病假率提高、离职率上升、精神压力、育儿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

　　这几乎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调查中的时空穿越：“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真乃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