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三句短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写道：“鲲鹏击浪从兹始”。到了老年，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词中，还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些诗句，其本意既体现了一种哲理，也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就是人要有奋斗抗争精神，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可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诗词先是被推向极端并简单化的解读，后来又被作为所谓“斗争哲学”的代表语言受到非议。其实，这两种极端的解读和对待都是对毛泽东革命斗争精神、斗争艺术的误读、误解。

　　毛泽东的一生，是领导中国人民为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而斗争的一生、是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一生、是同国内外一切恶势力战斗的一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精彩概括和写照，是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他的独特的思想品格。“诗言志”，毛泽东的这种可贵的思想品格和特质，必然反映到他的诗词创作中。赏析毛泽东的诗词，强烈地感受到，一种革命的斗争精神、斗争思想、斗争策略像一种浩然正气，贯穿其中，甚至可以说是其全部诗词的一个灵魂。这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人的一种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遗产。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我们认真品读、赏析毛泽东诗词中这个博大精深的思想，正确、深刻、全面理解其思想精髓，对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形成健康的思想情操以及文学艺术修养均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

　　毛泽东一生所表现出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有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多方面的表现。在他的诗词中也有多方面讴歌和颂扬。

　　面对强敌，是否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革命精神的试金石和分水岭。革命力量，开始时期，总是处于弱小和困难的境遇、状态。因此，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毛泽东的诗词中，随处可见描写革命者在困难面前和艰难时期的这种不畏艰难困苦、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篇章。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中，面对强敌对井冈山的突然袭击，描写守山的战士们，“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最后终于击败敌人“报道敌军宵遁”。

　　◆《七律·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前有敌人拦截，后有追兵追剿。对中国红军来说，遇到的艰难险阻不可胜数，但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则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全诗充满一种向困难斗争，其乐无穷;向敌人斗争，其乐无穷的精神。诗的结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不畏惧、不躲避，以积极的心态主动投身艰苦的环境，欢呼战胜困难的胜利喜悦跃然纸上。还有，像“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菩萨蛮·大柏地》);“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念奴娇·井冈山》)等，表现在极端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的惊险曲折与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等，表现奋斗者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斗志和豪情。面对强敌，毛泽东的态度是“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在1962年前后，面对国内外的困境，毛泽东写出了这样一系列警句：“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一种不畏惧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力透纸背。

　　在毛泽东的许多诗词中，还用艺术形象讴歌和塑造了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英雄人物。这种英雄人物，有时是具体的个人，例如赞扬彭德怀的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丁玲的诗：“当年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的诗词中不畏强敌的“英雄人物”，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特有的革命者的群体的艺术形象：“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喜欢满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再如：“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种勇于斗争的精神的英雄群体，是当代“风流人物” ——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清平乐·蒋桂战争》

　　渺视、蔑视、鄙视敌人。蔑视强权，不畏强势，渴望挑战，这是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在他的一些诗词中，也时有闪光的表现。在1929年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中，对军阀们的逞一时之能，你争我夺进行混战，生动地描写为“洒向人间都是怨”，指出他们的前途不过是“一枕黄粱再现”。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判断的正确性。1961年前后，面对赫鲁晓夫集团掀起的反华大合唱，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勇气和气概，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中，写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历，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渺视、蔑视、鄙视赫鲁晓夫集团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尽显笔端!

　　对一切反动派，要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这是对敌斗争的彻底性。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集团兵败如山倒，中国人民面临最后的胜利。可就在这时，面对一些友人的“劝和”和 敌人的“请和”，该如何对待?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并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什么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在不久之后写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律诗中，则借用历史教训，写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名传后世的千古警句!典型地体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军事家的雄才大略、哲学家的深刻哲思、浪漫诗人的澎湃激情!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在对敌斗争中，要分清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这是对敌斗争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斗争原则、斗争策略和斗争辩证法。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早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提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这种在对敌斗争中时刻不忘分清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和孤立一小撮最主要、最顽固的敌人的思想，随着革命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统一战线理论，它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另外两个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也不忘用诗词的形式表述这个思想。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诗中，提出“僧是愚氓犹可训”的问题，对像唐僧这样分不清敌我的人，是属于团结的对象，应该采取争取、教育的态度，不应该“千刀万剐”，而真正的敌人是“妖”和“鬼蜮”。应该像孙悟空那样，睁大火眼金睛，识破一切“妖”，奋起金箍棒而灭之。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

　　向一切恶势力的斗争，必须唤起民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毛泽东的群众观，也是革命斗争观。“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里“唤起”二字十分重要。我们的一切斗争说到底是为了群众，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必须发动群众，“唤起”群众参与。“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这些都是“唤起”群众的结果。群众参与的伟大斗争必然是壮观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革命进行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必须动员、组织全民的参与。《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歌颂的是女民兵，实际是对全民皆兵的颂歌：“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要动员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战争。在毛泽东看来，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也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58年，南方一些遭受血吸虫之害的地方，贯彻党的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治理方针，使血吸虫病得到根治。余江县首先消灭了几千年为害的血吸虫病。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后，喜悦得“夜不能寐”，特作《七律·送瘟神二首》以志其事，并说自己的诗是“宣传诗”，是为群众鼓劲。其中第二首诗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

　　(二)

　　毛泽东革命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这在毛泽东诗词中也有充分的展现。大千世界的历史，从来都是假、丑、恶与真、美、善斗争的历史。这是必须发扬斗争精神的哲学依据。假、丑、恶是客观的存在。你不同它斗，它要同你斗。我们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形形色色的假、丑、恶现象作斗争。毛泽东诗词中，不仅讴歌、提倡革命的斗争精神，而且还从哲学的视角，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发扬革命斗争精神。这就使毛泽东的诗词有极为深刻的哲理思想和宏大的意境。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诗中，他提出“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是用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世界始终存在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对立斗争。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命题。是我们看问题的根本依据和思想武器，是我们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内容。“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这里讲的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这里讲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要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只能起来武装斗争，因此，才有“霹雳一声暴动”，夺取政权“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树欲静而风不止，事物是对立的统一。事物内部存在的对立面的矛盾斗争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坚持革命的斗争精神、斗争意志，从根本上说，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决定的。

　　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前途，是一个革命者保持斗争精神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运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法思想，分析当时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前途。这种“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前途，要增强我们的信心”的思想，源于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观察分析问题。这是在对敌斗争中，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对敌斗争的实践之中。在毛泽东的许多诗词中，多有这方面的表达。1962年冬，国内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虽已走出低谷，开始好转，但有些人对此仍缺乏正确认识。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从困境中看到了光明。从“高天滚滚寒流急”的现象中，看到了“大地微微暖气吹”的趋好形势(《七律·冬云》);从“已是悬崖百丈冰”的严峻形势看到了“飞雪迎春到”的光明前途(《卜算子·咏梅》)。这在当时起到了统一全党认识，战胜困难、共度时艰的作用。

　　坚持唯物辩证法，注意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斗争艺术，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方式。在人民内部，毛泽东善意地批评和劝导的同时，也强调团结与和谐。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在1949年4月，给柳亚子的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49年春，曾经在历史上支持过中共革命的各民主党派和进步的民主人士被邀请到北京，共商建国大业。这其中的柳亚子，既是著名的诗人和著名的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又是毛泽东的老友和诗友。到北京后，他写了那首著名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诗中用典婉转地表达了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待遇，想回家退隐。这种思想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在百忙中写了一首“和诗”，对柳亚子先生的劝导，其情之真，其理之正，其言之柔，分寸恰到好处!开始从柳亚子过去给毛泽东诗词提到的旧事说起：“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诗人选取“饮茶”“索句”“读诗”三次极有意义的典型代表事件娓娓道来，巧妙地回应了柳亚子以前诗中的“三握手”“共品茶”。这不仅仅是“和诗”“和”得巧妙，是“诗友”之间的亲密交往，其背后还蕴含深刻的“政治潜台词”，他们之间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朋友”或“诗友”，主要的是身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柳亚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为中国的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这层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应该邀其共同参加建立新国家新政府。统一战线政策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现在仍然要这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新的国家，这是我们共产党的真诚愿望和做事原则。因此，以上四句虽然表面是共叙友情，这种友情看似是个人之间，其实是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之间的友情。并为后四句作铺垫：“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全诗没有华辞俪句，给人一种老友相见，共同回首往事，十分平易亲切，然后是诚恳地规劝。两句哲理式的格言，如溪流入田，如清风入肺。最后又回扣到柳亚子的诗上。此诗将重大的原则问题，寓于入情入理的老友规劝之中。堪称“和诗”中的典范，律诗中的精品!


       （文/张兴德，来源：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