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主席的“文革”的批评，很多会落在毛没有把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未真正落实民主。对毛主席这种人而言，他绝对了解“制度化”“法制化”，为何他并不选择如此?也就是他为何不选择一种制度化的解决方案，而选择一种文化式的路线?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就有对“民主”的反对，“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抗，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这就是认为“民主”是一种知识，不是自然。

　　与这种“民主”相关的，是一种“平等”的“人”的想象(这当然和契约论国家，私有财产权利等想象有关)，鲁迅和毛主席并没有提出这种“平等”的“人”，而提出的是“真人”和“伪人”的区分(心声说，尧舜说;这种区分涉及圣人、君子、小人等的脉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是要创造一个“平等”人之上的“民主”制度，因为这种想象正认同了“历史的终结/理性”，而且是要创造“真人”，“真人”与革命是一体的，所以这种“真人”不可能在制度化中诞生(制度化本身就是对“一分为二”的背离)，只有在具体的时势中自我创制，革命同理。“真人”也就不同于一种“和谐”的多元论，而是一种创设天道的实践论。所以“真人”和“人”是不同的视野和范畴。从“民主”制度化来讨论毛和他的事业，是一种外在的对话。

　　丁玲的革命的起始来源于对“人”的反叛，是在“人”的内部视野中提出的批判，这与鲁、毛不同，他们是在“真人”中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毛说丁玲“幼稚”，也是为什么丁玲在一长段经历后说，最重要的并不是生活或马列主义知识，而是政治判断力(“所反映的问题必须能教育当前，要走在现实前面”;“真人”才需要“政治判断力”，因为历史无尽，矛盾永恒。“人”不需要“政治判断力”，因为历史的理性已经归复)。丁玲勇毅，但乏于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