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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欧洲金靴
号称“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今日率领行乞团抵达大陆，此番将到访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地。
应当来说，所谓“不统不独不武”即所谓“一中各表”，是比绿党更为阴晦的独，也是对「蒋经国路线」的继承发展。关于这点我此前文章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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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给各地接待们推荐一下会晤地点(当然，有没有这个心气和意识那我就不知道了)：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屠杀革命群众的刑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罗登贤，毛主席介绍入党的毛福轩，曾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朱克靖，以及八路军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均列此处。作为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应来此示诲谢罪;
武汉伏虎山烈士陵园，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二七”大罢工领导人李汉俊即列于此，其1927年1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年仅37岁。作为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应来此示诲谢罪;
武汉向警予烈士陵园，我党唯一一名女性创始人(毛主席亲语)、也是我党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我国女权运动的革命先驱、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向警予，即列于此。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遭到各种难以想象的严刑逼供的情形下，向警予依旧死守党的秘密，在通往刑场的路上依然面无惧色地向围观群众发表演讲，刽子手向她嘴里塞进石沙、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也挡不住她的革命勇气……最终，殒命余记里空坪刑场，年仅33岁。作为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应来此示诲谢罪;
长沙橘子洲头纪念馆(毛主席雕像)，毛主席领导人民解放军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带领工农群众建立新中国，本质上已事实宣布国民党反动政治力量的不复存在，作为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应拜谒毛主席雕像，以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与中国人民的承认和尊敬;
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遗址，戴笠重金打造的国民党的“两口活棺材”，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皆曾被囚禁于此，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原防空洞曾被大改为“刑讯洞”。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关押在此的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仅二十人脱险(三天后，重庆解放)。作为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应来此示诲谢罪;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原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和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在此被关押和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义士数以千计，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罗亦农、杨殷、彭湃、陈延年均列于此。作为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应来此示诲谢罪。
1
1912年8月25日(农历1912年7月13日)，中国国民党宣告成立，孙中山被公推为国民党首领。
在那半个月之前，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集会于北京安庆会馆，国民党成党建制被提上日程，
当日孙中山发表宣言：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
严格来讲，当时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由志同道合人士组成的政党，而是一个由各式各样政客为了共同利益而组成的政治联盟。
在这些人中既有像林觉民这样真心信服三民主义、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也有像黎元洪、陈炯明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
改组前的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
正是由于鱼龙混杂，孙中山才决定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并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打算用共产党的生命力与革命斗志去改造国民党。
在毛泽东(上海党部执行委员)等人的影响下，一盘散沙、组织不力的国民党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基层队伍，很多有为的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的基层队伍，成为了国民党基层单位的基石。
可以说，在共产党较为弱小和分散、而国民党又十分贵族化的历史当口，只有年仅而立的毛泽东在20年代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未被除尽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新生权力单元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针见血指出：
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
自上而下的所谓“改革”，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杂乱无章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混迹于国民党高层，同法西斯军人集团共同组成了国民党的权贵中枢。
他们依旧是官僚，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泽东有如此论述：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这样的国民党之所以能够站上潮头，正是得益于共产党人的加入。
2
1924年1月，毛泽东正式成为国民党的一大代表，代表号码39，为湖南区代表。
那时的蒋介石什么也不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中浙江区只有6人，没有蒋介石，且这6个浙江代表中有3个为孙中山私人指定。
而毛泽东这个湖南代表却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国民党集体推选。
在大会上，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一共只有19位委员名单，毛泽东便是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毛泽东就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正职是谁?大名鼎鼎、位高权重的汪精卫。
同样在1925年的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的起草人还是毛泽东。
一个湖南人跑到广东省，孙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这就是毛泽东在其时国民党内的地位。
从1926年到1929年，在毛泽东的帮助和活动吸收下，国民党党员的人数从15万增至63万，迅速扩大了在民间的声望。
可是，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人最终还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因为毛泽东并不需要一个事实上旧制的「阶级高位」的身份，尤其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始终无法拜托封建习气和黑帮底色的国民党内。
这一点，其实早在他二十来岁就已经注定。
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在东山小学堂(一个基层官绅富户出资建立的精英学院)入学，他可以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脉遍布达贵的恩师杨昌济的家，他可以找章士钊借银子，他可以令北大校长蔡元培替他给李大钊写举荐信。
以俗世的标准，他并不是一个日后国民党首脑集团嘴里被称为的“泥腿子”。
往前看，毛泽东父辈的家产坐拥二十亩良田;往后看，他又一度坐上国民党高级官职。
由此需要明晰，后世将“毛蒋”并列相称、动辄“争夺江山”之辞，这是十分可笑和浅薄的。
言“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夺中国江山”之人，同样也是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毛泽东与刘少奇争夺党内领导权”之人。
在这样的言论框架里，中苏矛盾、文革斗争，仿佛都是狭隘锱铢的私欲暗斗……
以降维思维解史，除却辱没毛泽东之余，徒增抹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哲学性和普适性。
从中国近代革命烈火燃起的伊始，毛泽东与蒋介石就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和维度之上。毛泽东这一生的所谓对手、所谓敌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区区蒋氏之流的江浙法西斯军阀。
毛泽东一生的敌人，是历史周期率，是如何将人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侵略文化的双重压迫解救出来、并重置人民在社会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从而取得政权稳固的「人民性」，并将他作为「中国方案」，献给轰轰烈烈的国际共运。
如他自己所言：
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蒋介石等曲曲轻厮，不过人民洪流碾过的一粟。
正如国民党从来就不配成为共产党的“敌人”。
就历史幕布而言，国民党只是一个时代性的反面，它最大的作用，或许就是用来警醒这一百年来共产党自身在阶级属性中可能遭遇的政治退步。
如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所言：
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可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
1960年12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怒诘：
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历史的真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会已召开三届，国民党的一大才姗姗来迟;靠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影响，“联共”的国民党才开始在20年代中期形成自己的民间执政基础。
同时，这些加入国民党的党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且大部分都持左派或者同情左派的政治立场。
但是，这对于极其厌恶共产党与左派观点的蒋介石来说，是决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基本盘，就必须清除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势力：包括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部「旧士人」群体，也包括毛泽东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新左派」群体。
四一二大屠杀，就是蒋介石清除异己的极端手段，带着浓重的血腥味儿登上了历史舞台。
3
1927年的春夏之交，伴随着大量共产党员被屠杀，很多国民党左派也惨遭蒋记法西斯集团的清洗。
蒋介石在掌权后，立即命令全体党员重新进行登记，凡是有左派倾向的党员一律清除出党。
在其默许下，地方旧官僚与地主立即开始报复这些曾经与共产党一起执行土地改革的国民党左派。
在浙江，多名左派领袖被暗杀打伤，在蒋介石支持者张人杰的主持下，大批国民党左派被秘密逮捕、杀害，左派党报《民国日报》也被强制停刊。
1928年10月，蒋府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其中规定：
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蒋介石认为，当时全国报刊“言论正确的约占25%，失常的约占15%，其中以共党刊物最多。而其他刊物，如国家主义派占总数约5%，第三党、 社会民主党约占3%，国家社会党和无政府党各占3% 。”
为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当局出台了大量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法规。
从1927年到抗战前夕，这类法令法规主要有：《检查新闻条规》(1928年)、《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1929年6月22日)、《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8月23日)、《出版法》(1930年3月17日)、《出版法施行细则》(1930年5月)、 《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24日)、《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9月25日)、《党报及与党有关报纸审查标准》、《查禁反动刊物令》、 《新闻检查标准》(1933年1月19日)、《新闻禁载标准》(1933年10月5日)、《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1933年10月25日)、《查禁普罗文艺密令》(1933年10月30日)、《新闻报纸在检查期间不服检查之处分办法》(1934年2月21日)、 《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6月9日)、《检查新闻办法大纲》(1934年8月9日)、《审查取缔大小日报标准》(1935年5月27日)、《取缔刊登军事新闻及广告暂行办法》(1935年6月10日)、《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取缔印刷业规则》、《关于法院制裁新闻纸杂志社编辑人及发行人》、《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
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由于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所谓反动刊物、报纸达到7280种。
1929年 6月15日，上海国民通讯社被国民党当局以通讯稿件“造谣挑拨，肆行反动”的名义，责成停办。
一年后，上海现代书局也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 《南国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封闭。
同年2月， 《时事新报》记者陈荇荪被以“宣传国家主义”罪名判刑6个月。
次年2月7日，“左联”五作家被国民党军统秘密处死………
如一张铺天巨网，一把又一把屠刀完全遮盖了蒋记国府控制下中国社会的哀鸿遍野。
可以说，从我们被国民党军事势力杀得人头滚滚的那天开始，全歼中国国民党、彻底覆灭其旗帜、完全抹去其政治存在——这一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之一，就不得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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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右派势力的打击下，国民党左派逐渐式微，他们要么心灰意冷、不再议论政事，要么干脆投靠了共产党、彻底抛却了被蒋介石自己扔掉了的三民主义。
据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估计，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员有多达80%的党员属左派，其中青年党员更是大部分都同情左派(1929年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员在25岁以下)。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但凡是来参加革命的年轻人或是有理想的人大都是左派人士或是同情左派。
左，俨然成为了革命的一个标志。
左派人士不仅在国民党中为数众多，更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据何应钦回忆，在和共产党合作之前大部分的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使得党与基层的农工互相分离。
但在和共产党合作后，由于共产党的号召与生命力，大批的青年国民党员投入到基层工作中，并成为了国民党与基层民众联结的纽带。
据当时的统计，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4是共产党员，其余3/4全是国民党左派。
四一二大屠杀就像是一张用来过滤的大网，自动将那些贴近群众、为国奉献的革命青年全部一一筛掉，而那些自私自利的旧官僚、地主与政治投机分子却安然的留在了网内，并成为了政变之后，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孙中山1924年的重组是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那么蒋介石1927年的清党就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对国民党左派的驱逐直接导致了今后国民党对于基层控制的无力以及组织的低效。
三十年后，当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官面对中共的百万后勤民夫感到艳羡和无奈时，不知会不会后悔当年的自毁长城之举。
以杜聿明、邱清泉为代表的国军军官，被我华东野战军围堵在青龙集和陈官庄一带、几乎喘不过气之际，竟依然不忘在一个个临时挖开的地下掩体里，搂抱着他们一路强征强抢的女子寻欢作乐，度过最后的狂欢。
1982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一部收入637篇文章、共计360万字的《星火燎原》丛书里，记载了这样的场景：
在不足20里的陈官庄地区的冰天雪地上，一张张降落伞张开做为帐篷，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毒菌长在冰雪之中——那里面就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们得过且过，在等着死亡的来临。
国民党，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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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年代末的大陆，到四十年代末的台湾，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过他的法西斯军政本色。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同年6月蒋介石溃退到台湾，该戒严令则维持到1987年7月15日为止，总共长达三十八年。
在戒严期间，当时的伪立法院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扩散，大肆吓阻台湾人民追求民主，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和《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扩充了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纵容情治单位机关网罗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动。
国民党治下，台湾伪府公权力在长期戒严中受到滥用，人民的基本权利完全失去保障。
根据法务部向伪立法院所提之一份报告资料显示，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达29407件，无辜受难者约达十四万人;据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达超过七万件，如以每案平均三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二十万人以上，他们就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牺牲者。
光是以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至5000人，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50年代的政治终身监禁犯林书扬与李金木，在坐满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后才释放出狱。
前文有析，国民党自诞生之处就是一个亲近旧贵族士人阶级的封建党，它或许带有革命党的色彩，但本质和底色从未抹去。
这一点，由1927年的四一二屠杀可见，由1947年的二二八屠杀同样可见。
在台湾岛，国民党从来不敢触碰土地问题，真正的“土改”之于蒋介石而言是天方夜谭之事，国民党只能去拉拢台岛土豪名绅，将“自治联盟”当成自己的盟友，共同统治刚刚光复不久的台湾人民。
所谓“自治联盟”，不过是由一帮台湾地主组织成立的维稳机构，他们拥护的是日本人，核心人物为林献堂(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天皇亲认的日本“贵族院议员”)，其组织核心部门中有的就是由日本人占据，哪怕当时日本已然战败。
国民党到来后，这些人全部摇身一变、成了“省政府参议员”和“国大代表”，继续在台岛呼风唤雨、压迫人民。
对于台湾人民来说，光复之后，随着国民党的驾到，阶级压迫不是减轻了，而是变本加厉。
为了方便其统治，国民党执行“优待日侨”政策，对改名留台的日本人进行重用——这和蒋介石在大陆亲近日寇的路线一脉相承。
同时，蒋介石十分歧视台岛本土民众，说台湾人“气窄量小”、“需要三年训练”。
在此期间，台湾本土三大民间组织——由抗日斗士组成的台湾人民协会、有学生群体组成的台湾学生联盟、由农民阶级组织的台湾农民协会，全部因为不同原因被国民党不同程度地镇压清肃，为起义埋下伏笔。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警员于“台北天马茶坊”的街头查缉私烟时，殴打烟贩林江迈致其流血。之后人民开始围观，警员想掏枪驱逐围观群众，却开枪误伤当地群众陈文溪(送医次日死亡)。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举行了大罢市、大游行、大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交出罪犯，又遭国民党派兵镇压，随即激起民众愤怒，爆发了更大规模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便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
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当时急电南京求援，国民政府迅速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起义运动最终失败。
二二八事件也是国民党统治姿态与政治作风的一个历史典型，不论是亲日媚日、依附国际帝国主义，还是拉拢豪绅、疏远国内工农阶级，二二八事件堪称国民党百年来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行动之一，也在历史长河中强调着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省统治根基的羸弱、主权之非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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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日局面而言，台湾省不得解放、为地主与买办背书的国民党不被剿尽，那么统一中国、解放全民族的大任实际上就永远不算完成。
如毛主席所言：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希望有些人不要在虚幻萎靡中迷失自我，忘了自己来时的路。
解放战争从来就没有结束——作为反动力量始终未被剿灭的国民党，还在那里呢。
早在五年前的12月，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出席一次集会时，听到有民众高呼“和平统一”，当时登时慌了手脚，连忙说：“你不要提这个事。”
吴敦义的表现让人有点奇怪，你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吗?为什么不能让民众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
过往，国民党从来是没有丢弃“国家统一”这个口号的，虽然他喊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好歹还是在讲统一的。
但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签署《上海公报》后，蒋经国亲自制定的“扎根本土，深耕台湾”之后，「统一」在国民党内部就注定失去土壤。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扎根本土、深耕台湾”，实质是为李登辉等“本土派”、“独立派”铺平了道路，李登辉严格来说不过是蒋经国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已。
这八个字是不折不扣的妄图实现长期割据的台独战略，此后的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均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再到李登辉上台完全抛弃“国统纲领”，「统一」之事在国民党内就再无人谈讲。
虽然洪秀柱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表达过“一中同表”(有蕴含着国家统一的含义)，但后来接任洪秀柱任国民党主席的吴敦义仍然坚持所谓“一中各表”。
严格说来，所谓“一中各表”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怪物，这是变相的“两国论”，或者是变相的“两个中国”，这已经反映了国民党主流派的心理状态。
就历史事实与政治意识的双重层面来看，国共两党之间是有不共戴天、不可调和的阶级层面的血海深仇的，这永远不以时间和外部形势为转移。
八九十年前，这个烂党宁愿放任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宁愿向美国人贱卖主权，也要疯了一样地“剿共”以维系其买办资本的压迫统治;
七十多年前，这个烂党的军队用足以对标德国纳粹和日本鬼子的虐俘、奸民、抓丁等手段，同我党我军反人道地血战三年，后溃逃孤岛后，几十年来于东南沿海袭扰抢杀我渔民无数;
七十年前，这个烂党派特务前往朝鲜配合美军策反并虐待我志愿军被俘战士，消防水龙头插肛门、凉水灌肚、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强微波刺激、后背刺青等残酷折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而到了今天，这个烂党的旧人旧官，竟然屡屡登上我党我军的舞台殿堂，张灵甫、孙立人、孙元良、陈砥中、刘建章统统成为了光辉人物……《八佰》大行其道，蒋公被唤千古!
“若为统战故，一切皆可抛”，如按这种思维去“统战”，那么统回来的绝不可能是什么“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骑到中国人民头上的地主大爷还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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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余年前“解放台湾”说法被我们自己主动取缔后，1979年的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和统」的愿望，并提出了相关方针政策。
随即，我军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释放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扩大两岸交流和实行两岸三通”的意愿。
那天，也是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日，我们正式宣布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政策，并呼吁两岸进行“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和“四流”(学术、文化、体育、艺术的交流)，以期化解两岸的长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换回了什么?
蒋经国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进入80年代，根据“一国两制”方针我们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与英府谈判，并意图为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提供参照。
这就打开了一扇大门：重新评议与解构两岸关系，尤其涉及到国共两党历史话题讨论方向的重新设定。
这其中重中之重的历史核心就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因而，消解长期以来两党间深郁的政治隔阂和历史恩怨，同时还谋求给予对方体面的政治名分，以换来台商和台商所能带动的日资美资企业对大陆的投资，这成了一份执念。
如此方针落实到文化领域，就自然而然地包括了对国民党历史地位的赎回。
1979年，电影《吉鸿昌》正式首秀;一年后，《西安事变》登上大荧幕;四年后，《喋血黑谷》宣告献映。
这些打头阵的影视片里，国民党军队的形象不再是还原真实历史的骄横野淫，而是被美化了的“民族大义之师”，连国民党的党旗、军旗都第一次以正面元素飘飘然呈现在大陆观众面前。
但是严格来说，80年代初期这样伴随统战思维初现而登台的作品，尽管对国民党产生了一定的解冻和放生，不过原则仍未丢弃：那就是坚持中共对抗战的领导展现。
不论是反蒋抗日的吉鸿昌，还是《喋血黑谷》中受到中共教育而改弦易帜、投身抗日的国军，影片的祭奠尚能接受、仍未过分偏离历史。
只不过，当时间来到1985年，味道发生了变化。
抗日胜利四十周年，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节点，秉持着那段时期特殊的家国观、两岸观、历史观、政治观，广西电影制片厂适时地打造了一部《血战台儿庄》。
影片结尾处，大陆的艺术家们特别加入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镜头语言：在王铭章师长的追悼会现场，蒋介石风采夺目亲自主持，且面对日本战机的空袭，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继续发表悼文，以示激励全国军民……
蒋介石被强行刻画的领袖风范，较之事实上反动派、投降派的丑陋定型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部堪称开天辟地的《血战台儿庄》，也为后来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如《雄魂》(1990)、《兵临绝境》(1990)、《血誓》(1990)、《铁血昆仑关》(1994)、《七七事变》(1995)、《大捷》(1995);电视连续剧《张自忠将军》(6集，1991)、《血战雪峰山》(6集，1994)等抗日神剧的出炉，开了个“好头”。
在这些新时期的抗日神剧里，国军每每在画面中祭出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宏大场景，更不乏感人的“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就来填!”——这样的实为堆砌壮丁送人头的“尬吹”。
我有理由认为，今天的《八佰》、《金刚川》等强调煽情殒命的自杀式战争片，其源头恐怕正是来源于此。
蒋经国在看完《血战台儿庄》后就更是喜出望外：
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
不久之后，台伪当局就欣然决定同意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不但开启了海峡两岸公开交往的序幕，还为台伪政权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世界的媒体上搏得了一丝印象分(或许我方某些人士也沾沾自喜吧)。
至80年代后期，周梅森创作的《国殇》和《大捷》、以及以这两部作品翻拍的《兵临绝境》和《大捷》，其叙述主体就已然不是抗日本身了，而是明晃晃的、反向的政治讽刺。
内涵“政治官场黑暗”、甚至包含了一些“拼死抗战是否有必要”的汪精卫式卫国观的味道，是从80年代后期许多抗战影视剧的侧面。
其真正的艺术矛头指向，不言自明。
我依然有理由认为，21世纪的如《集结号》等作品，其思想源头或许是来源于此。
2005年4月26日，举世瞩目的“胡连会”震撼上演。
不到半年后的9月3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大会演讲如此说道：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竟然相提并论，且在排序上把正面战场放在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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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2月，《蒋介石日记》在大陆高调上架出版，以南方系为首的新闻集团大肆鼓吹站台。
一时间，关于蒋介石的书籍再次成为大陆热门，一股“蒋热”的风气席卷全国。
2011年10月，北京隆重地举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同一阶段，包括《亮剑》在内的一大批“肯定国民党抗战贡献”的“民族主义新史观作品”，作为新时期抗战题材剧粉墨登场。
包括2003年的《新四军》，竟大篇幅描述两党共建新四军的同时，却对震惊中外、蒋府洗刷不清罪责的皖南事变，做了淡化得不能再淡化的处理。
弃阶级而抬民族，这样的思维，事实上同蒋某人欺骗壮丁为他当炮灰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已是别无二致。
在抗日神剧里，还有一个因放弃阶级战争立论而导致的现象：众多豪绅、乡贤、地主、买办，都被导演打造成了抗日主力军。
而真正的抗日主力、也是建国前三十年影视剧中的主角——工农子弟兵，逐渐地被主创团队排挤得靠边站。
这不仅抹杀了真实的战争史实，也对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塑、劳资关系重建、阶层矛盾梳理，提供了极为反动的舆论杀器。
以上，还只是抗日战争题材剧的变种历史，至于更加让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不忍回忆的解放战争，在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就更是讳莫如深。
一度，让年轻一辈恍觉历史上不存在伟大的三年剿蒋战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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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台湾，祖国统一，这是解放战争的收尾，是对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与完整。
因此，台湾岛一旦为我党解放、国民党一旦为我军歼灭，将不仅仅是民族性质的时代行动，更是阶级性质的历史事件。
解放战争固然有民族抗争的成分，因为蒋府是美国人在亚洲建立反华岛链的爪牙;但是根本的战争性质，依然是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蒋府买办反动政权的推翻战事。
这是一场阶级战争。
解放战争无论是在人民革命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民族革命的意义上(中华民族推翻美帝国主义之假手——蒋家王朝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都带有颠覆、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性质。
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报告中所言：
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
晚近四十年来，在醉心于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秩序、极力想要投入美国怀抱的中国主流精英看来，这简直是一种羞于提起的“前科”。
因而，这部分掌握话语权的人对解放战争极力回避、贬低，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战争、且在制作抗战文艺作品时有意无意地热衷渲染抗战历史的所谓“美国帮助论”“美国决定论”等错误史观，也就不可避免了。
必须看到：没有解放战争就没有新中国，是解放战争的胜利让2000万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汇聚成了一座巍峨的人民政权。
可以看一看，今天蜗居割据台岛、被解放战争的战果驱逐出祖国大陆的这群国民党反动分子是如何面对历史的，看一看美丽的台湾岛在这群民族汉奸的污染下是如何陷入政治伦理混乱的：
前文提到，国民党的亲日媚日是其党内一脉相承的路线，这并非难以理解之事。
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国民党总部时，当时夜不能寐的蒋介石一连发出四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要他们加紧进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中共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日伪军解决了才到，并保证交通工具由美国负责，要火速进军;
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部队，通电所有日伪军将领，各原有阵地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命令给我军朱老总，要他的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
第四道命令电请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要他在蒋介石的军队接受之前，当负责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军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中央接收部队……
毫无疑问，从那一刻开始，蒋介石反动集团卖国求生的阶级本质就已经容不得任何政治脂粉以涂抹，国民党首脑高层已经毫无底线地向汪精卫式的汉奸立场无限挺进。
再看冈村宁次那边，其8月15日听到日本天皇的投降宣讲后，已是满腔忧愤，特别是听到日本陆相阿南在8月14日夜剖腹自杀的消息，更是惊魂不定。
8月16日，惊魂不定的冈村宁次收到了蒋介石要他“忠于职守”的电报，顿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为“效忠”蒋介石，冈村宁次复电表示：
遵令执行，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
随即，冈村宁次命令所属部队：
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同一时间，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到北平、上海等地接收日军，并要求以超规格待遇诱导日军向国民党投降、而非选择共产党。
如是一来，日本战犯在一夜之间成了蒋介石集团的贵宾，受到国民党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优待。
最典型的是汉口的中国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竟特地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其时广泛地掀起了一场“中日亲善合作”的热潮，本质不过是反共而已。
按照蒋介石“不刺激对方，对投降的日军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到遣返为止，不解散日军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的指示，冈村宁次这个双手沾满中国百姓鲜血的刽子手，成了所谓“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日军各方面军司令官也纷纷成了“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为了配合蒋介石反共，冈村宁次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
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在华一切军用及国有各种设施、器材等严禁破坏损毁，如数向中央政府移交，以利其复兴。
蒋介石还利用日伪汉奸势力，大肆维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广州、武汉、香港八大都市的所谓“治安”。
并且，还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大量地向上海、北平、南京等地运兵。
1945年9月5日，国民党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次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一部空运到上海……
由此，抗战前的“低调俱乐部”、“攘外必先安内”、“抗战必亡”、“吾国难敌日兵”，纷纷摇身一变，全部成了抗战胜利果实的摘桃子者。
正式受降之际，蒋介石派出何应钦去南京主持典礼，接受冈村宁次统辖的128万军队的受降，其中包括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19个独立警备队和6个海军陆战队。
为了抢占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北古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等二十四个重要城镇，蒋介石又把全国分为十五个受降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1945年9月9日，早已被美国人和日本人视为“头号亲日派”的何应钦，率领一众国民党将领来到南京同冈村宁次举行“亲切会见”。
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密谈，以呈现汉奸姿态的何应钦公然炫称：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冈村宁次即感激涕零……不久，他便邀何应钦进行第二次密谈。
何应钦秉道：
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后，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卢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同苏联恶化关系，并接受广田三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被我言中。
密谈结束后，何应钦拿出甜酒款待冈村宁次，并频频举杯，为“捐弃前嫌，中日密切合作”而干杯。
故而，日本法西斯名义上投降了，但他们依然在上海街头昂首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汉奸们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伪政府的部长、市长、局长官员们，突然全部变成为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正副司令、秘书长、办公厅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等等。
上海市的群众感叹：
昔日的汉奸卖国贼，今日成了国民党的新贵，威风不减当年。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运动就这样变成了“劫收”大员，人们送给他们三句话：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
“五子登科”，即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有;“有条有理”，即那些汉奸、日寇、恶霸等坏人，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无论罪恶多大，还是“有理可讲”，网开一面。
随着国民党内部发动内战的情绪日渐升温，蒋介石对甲级战犯冈村宁次更加谦恭，要冈村“切勿客气，如有问题，可随即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尤为令国人震惊和愤怒的，是蒋介石竟然还聘请冈村宁次为高级秘密军事顾问，要冈村为国民党打内战、屠杀解放区军民出谋献策………
如此之国民党，焉能不予以歼灭，焉能不予以覆亡?
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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