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先生走了，生荣死哀。他带走了“厉股份＂的荣耀，也带走了几十年“改革先锋”的锐气。

　　我没有幸运见过厉教授，也没听过厉教授的演讲，但读过厉教授很多文章，对厉教授的立场观点也算了解。

　　那时，我在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宣传处做理论教员，正值重庆是改革的试验区，北京很多专家学者来传道，听了很多场报告会，既新鲜又疑惑：中国过去几十年都做错了吗？特别是听到工人阶级是把烂椅子，靠不得，要让有本事的人先富起来等等，心中不以为然。于是，我写了《让国营企业先富起来如何》，我的论据是：国营企业是先进生产力集中的地方，先进生产力不先富谁富？载于当时重庆先锋刋物《体改信息》，我又写了巜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发表于《红旗文稿》。针对那时鼓吹的党政分开，企业党委只起保证监督作用。我写了《论企业党委在经济建设中的责任》，分别发表于重庆巜改革》杂志、《红旗文稿》等。我指出：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针对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管理一部分的观点，我写了巜也论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管理的生命线》，发表于《重庆工人日报》，《红旗文稿》等。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文宗武处长见我还有一点见识，推荐我参加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肖秧同志主持的改革座谈会，讨论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准备调我去理论处，组织部审查文凭太低而作罢。

　　改革在深化，改革思想的斗争没停止。我在九十年代前后写了巜世界私有制实现形式的演变对我国公有制经济改革的启示》，《国企改革 一个不能不说透的问题》、《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发表于《红旗文稿》，对当时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苏东剧变后，我写了《必须认真对待我国改革理论不完备的问题》、《中国一站在资本主义肩上的社会主义改革》这篇总论式的文章，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家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我等是小人物，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就算拯救了自己。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我没有说那么多屁话，套话。

　　说不说在自己，听不听在别人。

　　苦难的思想，思想的苦难，全在一念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