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泽东与钱三强(右二)在全国政协庆祝“七一”酒会上

　　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在旧中国工作的科技人员，绝大部分都选择了为新中国服务的道路。特别是那些在海外留学或者教学的中国科技人员纷纷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伟大，由钦佩到热爱，很快就成为当时科技队伍的主旋律，因而成就了一批著名科学家。正如先后在欧美和苏联留学和访学的“两弹一星”元勋、共产党员王淦昌所说：“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我想做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

　　“党能领导科学，而且党不能不领导科学”

　　“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原子能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钱三强，于1948年夏从海外回到战乱中的祖国。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钱三强“当时的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在一刹那之间都发生了变化。变化之大和突然，简直让非身临其境者无法确信”。3月的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被邀请参加解放区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共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

　　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聆听了毛泽东在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开宗明义的讲话：“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在请求转正的报告中，他写道：“为了使得我国的科学从落后的状态快步地赶上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他在1990年撰文回顾走过的道路时，写道：“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就这样，许多办不到的事情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

　　1950年11月，钱三强出席了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的严济慈也出席了这次大会。1927年，严济慈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虽然那时一门心思从事科学工作，但从1937年起，他陆续接触到的几位共产党员，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严济慈从内心对共产党为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做法十分敬佩。1948年9月下旬，他在南京召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上，发言抨击时政，抵制当局威逼利诱科学家前往台湾的做法。随后，他毅然南下昆明，绕道香港，于1949年3月到达刚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随后参加了包括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内的一些政治活动。他感慨道：“我从此认识到科学家在新中国将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10月1日，他参加了开国大典。他的夫人说那天他“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1949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郭沫若请严济慈参与筹建。严济慈对郭沫若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但“郭沫若院长教导我说：‘倘能使成百上千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严济慈感受到郭沫若的情真意切，且言之有理，便接受了任务。

　　从华沙回来后，严济慈先后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和抗美援朝赴朝慰问团，后来又在东北感受到了广大职工为恢复厂矿生产展现的苦干精神……这一切都使他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后任技术科学部主任。1958年6月8日，为尽快培养科技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严济慈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郭沫若任校长，严济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1961年，严济慈与华罗庚一起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严济慈负责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以及4个系和3个教研室、处。同年，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校务工作。

　　1979年，严济慈申请入党，并于198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此前他并不是党员，但他热爱党、相信党。在入党志愿书中，回顾对党的认识时，他写道：“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逐渐认识到党的大公无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在1957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风声里，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党能领导科学，而且党不能不领导科学，因为在新中国科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严济慈

　　1979年，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严济慈，与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合作组织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项目，担任招考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招考与物理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为国家培养人才开辟新的渠道。他在自述中说：“我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

　　“我们能得如此成就，不能不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

　　竺可桢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被誉为“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1918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自1936年4月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拒绝去台湾，辞去浙大校长一职，隐居上海。上海解放第三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他的愿望很快就变成了现实。1949年9月，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及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他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修改建议，建议把发展自然科学专门单列一条。这个建议马上就被采纳。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有中央领导人和中科院党组的信任和尊重，他放开手脚大胆工作，迅速重建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科研战线呈现出勃勃生机，不断涌现出具有相当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1957年6月18日，中科院正式批准成立了竺可桢提议的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并任命他兼任主任。此后，竺可桢的科研生涯进入到一个旺盛期。他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才有灿烂的未来。

　　9月23日，竺可桢针对极少数人提出的“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错误言论，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一文。文章指出：“‘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等谬论，经过近三个月来各方面的辩论和批驳，已经彻底破产了。真理愈辩愈明，正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大收获。我想以我个人切身的体会和经验来说说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的科学事业领导好，并使之迅速地发扬光大。”“单以中国科学院而论，以1950年和1956年相比，研究机构从17个增到66个，经费增加了22倍，研究人员增加了23倍。科学研究机构的增长如此迅速，在各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的。若同解放以前相比，那真有天壤之别了。”“今年日本东京大学农化学教授佐佐木林治郎到北京参观，谈到十七八年前曾和他做过研究、成绩还不错的两个学生王兆澄和唐督卫，回国以后即湮没无闻。这是因为解放前在中国要做科学研究工作甚至连起码的条件尚不具备，怎么能希望近代科学在中国生根呢?解放以后由于经济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大学生人数虽增加二三倍，但毕业以后仍是供不应求。在国外做过科学研究的留学生，未入国门各部门即争相罗致，可在数项职业中任其选择。这种求才若渴的精神正表示人民政府重视科学和科学人才。”文章最后写道：“我们能得如此成就，不能不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

1956年2月，毛泽东与钱学森在宴会上交谈

　　1962年6月，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直至1974年2月因病去世。1972年4月，他在给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做好党交给我的业务工作”

　　在新中国科技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当数“两弹一星”工程。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他在讲到主要经验时，指出的第一条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攻关。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表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大创造力量。”

　　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在1954年9月离开美国回中国前夕，导师钱学森找他谈心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1955年2月，郑哲敏回到祖国。8个月后，与美国当局的阻挠顽强抗争的钱学森也终于回到祖国，并于第二年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成为该所首批科研人员之一。1956年11月，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也从美国归来。这3位中国力学界的顶级科学家，听从党的安排，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钱学森、郭永怀分别于1958年和1961年入党。郑哲敏是1983年入党的，但他对党的热爱，拥护党的领导，可以从他的入党志愿书看出来。他在美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回国后，“我看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清除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工农业发展了，许多过去靠进口的东西，现在自己能够生产了，这一切使共产党在自己心目中威信大增，并深深感到党说话是算数的，是真心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正如毛主席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一切办法都试过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对这一点已是深信不疑。”自己要“做好党交给我的业务工作，在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郑哲敏的专业方向涉及领域广，但他始终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去考虑研究方向。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当时担任力学研究所弹性组组长的郑哲敏，便负责与结构物抗地震有关的研究。开始那几年研究方向变化比较大，直至1960年在中科院力学所的篮球场上，他主持研究的项目第一次爆炸成型，取得成功。一块钢板被炸成一个小碗形状，大家欢呼雀跃。所长钱学森激动地表示：“别看它现在很小，将来一定能起到大作用。”钱学森将这门研究爆炸发生和发展规律的新兴专业命名为爆炸力学，由郑哲敏任学科带头人。此后，爆炸力学广泛应用于地下核爆当量的预测、导弹和火箭所必需的喷管制造、穿破甲弹研制、强爆炸及爆炸防护。郑哲敏还亲自组织研究煤矿发生爆炸后的工人安全问题。当偶然获悉我国有部分地方在修筑海岸堤坝遇到淤泥难以排除时，他带领团队前往破解难题……

黄耀曾

　　“一生献给党的科学事业”

　　1956年入党的著名有机化学家黄耀曾，听从党的召唤，一次次放弃自己所热爱的领域，投身到党和国家最迫切需要的科研工作中。20世纪50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金霉素的研究。当华东地区小麦出现黑穗病、棉花出现红腐病和立枯病时，他领导研制出杀菌剂“西力生”，消灭了相关农作物病害。1958年，他接受了公安部要求破解海外特务使用的密写纸的任务。这对黄耀曾而言是一项既陌生而又艰巨的任务。他夜以继日攻关，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有力地帮助公安部门破获敌对势力组织。正当黄耀曾在金霉素合成研究方面即将取得突破的时候，他被组织上派去负责“两弹一星”工程中的特种氟油的研制工作。他留下一句“放弃了金霉素合成不做，就好像死了一个儿子”的感叹，毅然决然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

　　1960年8月，苏联撤走在华技术专家，停止供应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铀同位素扩散分离机上使用的特种氟油将消耗殆尽。研制生产这种氟油是当时制造原子弹最亟待攻克的“三大技术难关”之一。黄耀曾接受研制特种氟油的任务后，带领团队的科研人员，经过不懈努力，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为中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作出了重要贡献。钱三强曾赞誉这项工作“让我国原子弹比原计划提前一年爆炸”。他后来再接再厉，又为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成功引爆作出了贡献。

　　黄耀曾时刻关注着国内外化学领域的发展，主动寻找新的突破方向。1972年，他在图书资料室翻阅资料时，凭借对化学专业的广博知识，敏锐地觉察到一些前沿课题将对化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已年近古稀的他开始学习量子化学，第二年就发表了《分子轨道对称守恒规律及前沿轨道相互作用简介》一文。文中提到的两位外国学者，后来同时获得198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尽管黄耀曾没有获颁“两弹一星”勋章，但在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中的“功勋卓著”栏目里都介绍了他的事迹。

　　光学专家龚祖同也是“功勋卓著”栏目中的一员。1979年9月入党的龚祖同，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要把“一生献给党的科学事业”。龚祖同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从事光学仪器研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党和国家的需要，他3次转换专业方向，4次熔炼光学玻璃，一生辗转5地，培养提携一批光学工业技术人员和专家。这些无不是他在践行把“一生献给党的科学事业”的诺言。

　　1953年春节前夕，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正式问世，破解了光学玻璃只能靠进口的难题，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1958年，他又开始电子光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和第一台红外夜视仪。

　　1962年，因研制“两弹一星”需要，中科院调龚祖同筹建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西安分所。他一向以党和国家需要为己任，于同年3月走马上任，开始了为中国高速摄影建功立业的征程。在他的领导下，各方人才齐心协力，于1964年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克尔盒高速摄影机，并于10月16日成功地拍到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时的火球状态照片。此照片成为爆炸成功与否的关键判据之一。

　　“我党鸿辛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院士，不论干什么事，都要像个党员样儿”

　　还有一些没有列入中科院“两弹一星”纪念馆的“功勋卓著”栏目的老科学家，他们同样是“两弹一星”功臣。我国摩擦学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的党鸿辛，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1962年5月入党的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繁荣的今天，这是我的切身的经历。自己也下了最大的决心脱胎换骨跟共产党走……”1953年，他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工作。1957年，他参与了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过热汽油缸的研制工作。1958年，党鸿辛所在的研究所整体迁往当时条件比较艰苦的兰州。他说：“我是共青团员，组织上吩咐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固体润滑学是一门应用广泛的学科，主要解决机械运动中机构特殊工况条件下的润滑问题，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我国对这门学科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从1960年开始，党鸿辛就致力于固体润滑的研究工作，并从1962年开始参与解决国防军工重点高新技术领域的润滑课题，直接参与攻克我国“两弹一星”发射装置的润滑难题。特别是1967年他和同事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固体润滑膜，解决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信号传递的关键问题，使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顺利于1970年4月24日晚在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当时，党鸿辛和同事们激动得欢呼起来，“高兴得不得了”。

　　1997年，党鸿辛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那一幕至今仍被人提起。评审中，国防科工委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没有党鸿辛的贡献，我们的卫星就上不了天。当选院士后，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党鸿辛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院士，不论干什么事，都要像个党员样儿。”

　　2022年3月，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科技日报社等联合策划出品了“了不起的大科学家”系列科普课程，共介绍了12位老科学家，党鸿辛是其中之一。该电视片说：“党鸿辛院士一生都与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摩擦学学科开拓、润滑材料研究工作紧密相连。他破解了中国制造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信号传递问题的技术难关，并参与了‘实践一号、二号’和‘尖兵一号’等人造卫星的研制，为中国‘两弹一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争分夺秒，带领团队集智攻关、团结协作，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成就了中国科技的伟大飞跃!”

　　老一代科学家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坚决跟党走，不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为“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顾这段历史，老一辈科学家“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动人事迹比比皆是。例如，绝不辜负党的期望，“做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的我国冶金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的李薰，从金属气体分析转向国防尖端材料研制，为“两弹一星一潜艇”作出重要的贡献;“永远做党的忠实的儿子”的李家治，是著名的古陶瓷与特种玻璃材料科学家，由特种玻璃材料转向光纤，推动了我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使自己成为党所需要的人才”的中国沉积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孙枢，1956年组织上原准备安排他赴苏联留学，后来又决定派他到东北小兴安岭考察，他二话没说就踏上了去东北的路程;等等。老一代科学家的爱党爱国情怀，不断激励着后来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