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宣布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这一段时期是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平稳，成效显著，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大为高涨的时期。在后来的“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新中国的建国史进行评头品足的回顾和反思，尽管对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的评价有不少争议之处，但对上述这一段历史却是几乎一致地认定是新中国建国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个共识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表述的：

　　——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在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实行领导机构分一线、二线之前，毛泽东全面负责掌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那时正是他既积累了由长期革命斗争获得的经验而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同时享有全党全国人民高度敬仰的时期。处在第一线亲力亲为的毛泽东是如何谱写出了新中国建国史上如此辉煌的这一页的呢?一篇小小的短文是无法反映伟人的雄才大略的，我们可以从一些关键事情来得到一些感悟。

　　在八大前夕，毛泽东在4月25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了一个基本精神相同但侧重方面有所不同的讲话。这两次讲话后来被整理成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文章，经过毛泽东1975年的亲自审定，在他逝世后于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著作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好评如潮。学术界一致认为，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又一次结合(第一次结合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探索和开辟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邓小平在1975年给毛泽东送审该文整理稿时曾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这样一篇受到全党和学术界高度评价的巨著，当然是毛泽东建国初这段时期实践经验的结晶，而它的产生过程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查阅《毛泽东年谱》，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毛泽东逐一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然后，从4月18日起，又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总共历时四十一天。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全面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整个调查过程，毛泽东一直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调查采取 “先总后分”的程序，分系统有序推进，即先由主管部门的国务院办公室做综合汇报，然后对该口所属的各部委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再进行综合研判。

　　毛泽东要求各部门事先写出并报送书面材料，在看了书面材料后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面对面的听取汇报。毛泽东对各部门的书面材料提出严格的要求，“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洞文章，批评“只写骨头”没有“肉”的条文罗列，“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那些缺乏具体实例、“脱离实际”的“枯燥无味、千篇一律”的空洞文字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 。强调要“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得出观点，“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即使“写一个工厂”，也要“到基层找材料”，“要有历史，要有发展过程，有它的艰苦创业。”毛泽东还提出：“每一个局都要写一个报告，然后再发展到每一个厂都要写一个报告。然后来抽查，然后下去参观，叫厂长、书记来谈话，就可以摸点边了，才能看出一些东西来”。

　　针对有些部门汇报材料中出现的缺点，3月30日毛泽东向各省、市、区党委发出“工作汇报提纲”，列出十个题目，要求各地在“向中央汇报时，应当各自根据本省、市、区的经济特点，对本省、市、区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

　　除直接听取汇报的部门之外，政府文教口7个部委即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也要求提交书面汇报。这样，这次调查就全面覆盖了7大门类：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业、财贸金融、文化教育、国家计划。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总是适时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以加深对具体情况的了解。例如，在交通部门汇报时，毛泽东就询问：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时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形成与汇报者之间的深入的互动，使很多问题在追根寻底中得到深刻的解剖。

　　在与汇报者的交流过程中，毛泽东树了一个靶子，作为比较的对象，这就是苏联的建设模式。在3月12日到4月4日期间，他在听取国务院各部门工作汇报的同时，召集中央领导人分析研究苏共二十大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由于建国伊始一切“向老大哥学习”，中国的经济建设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鲜明地提出扫除迷信，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如他所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所以，在听取汇报时他多次对照地指出苏联模式的缺陷和我们应该避免的弯路。这些思考的结果集中反映在《论十大关系》中许多极具远见的真知灼见中。

　　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期间又抽出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集中展出了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展品。毛泽东每次花几个小时来参观，看得十分认真。有时还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资料进一步钻研。

　　顺着年谱往下读，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毛泽东紧张忙碌的日日夜夜，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他早年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发出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使我们联想到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对工作失误进行反思之后痛定思痛向全党大声呼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情景。毫无疑问，建国初在第一线工作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创造令人惊叹的辉煌，是与他如此深入，如此踏实，如此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这一段历史中并非没有失误。只要干工作，尤其是做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关键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避免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第一线工作时的毛泽东同样做到了这一点。

　　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一个具体实例：

　　—— 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在论述重大战略问题的重要著作中如此详细的记录下这个具体事例，可见此事给毛泽东印象之深。

　　中国这么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毛泽东没有三头六臂，他怎么能广泛而及时地了解各地农村具体情况的呢?除了从各地各级官员了解情况之外，毛泽东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动员身边的警卫战士回家乡做调查工作。他对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的指战员们说：“你们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做好这个工作，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你们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习文化;再加一个调查工作。今后你们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向我汇报。”

　　就这样，毛泽东为自己创建了一支把他与农村实际和农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的特别“调查队”。他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同时他又叮嘱这些战士：“不要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不要摆架子。要尊重乡村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礼节要周到。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摆架子，群众是不满意的，你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调查队给毛泽东提供了些什么信息呢?我们来读读几个实例。

　　一个来自河北安平的信息——有的干部简单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

　　一个来自河南兰考的信息——由于连年水灾，某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

　　一个来自河南延津的信息——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

　　一个来自广东南雄的信息——合作社战胜了自然灾害，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

　　一个来自广西防城的信息——对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个有真正的苦。

　　大量这样真实而又生动具体的第一手材料汇集到毛泽东手里。他马上批转给有关领导，提醒他们“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从他的特别“调查队”以及其他渠道了解到粮食收购数量的过度增加引起农民恐慌，各地“闹粮荒”;合作化建社时的强迫命令，导致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砍树等情况，他马上抓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减少征购粮食的数量。他说：“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一是强调入社自由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毛泽东警卫战士带回来的信息，有河南的，河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毛泽东一一看了他们的报告，还在每个报告上都批写了一些话。7月间，毛泽东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战士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将这些材料加上批语，迅速转发有关部门和地区，始终把控着合作化运动的进展。11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一路调查，分别和天津、德州、济南、泰安、兖州、滁州、南京、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松江等地的领导干部谈话。到达杭州后，又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战士以及刚刚探家归队的战士了解农村情况。

　　这样全面而详细的调查，使得毛泽东有扎实的依据及时地纠正合作化运动中右的和“左”的各种偏向。他一方面注意干部中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倾向，批评这些人“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指出“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提醒全党“必须注意防‘左’”，要“防止冲昏头脑。不要怕说机会主义”，“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无论纠正什么偏向，毛泽东都要求“一有问题，即去解决，不使问题成堆。要及时批评，不要爱好事后批评，放马后炮。”毛泽东对实际情况及时而切实的掌握，使他得以做到“错误倾向一露头就批评纠正”。

　　正是在这样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有力地指导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到一九五六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农村的合作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对个体小农经济的变革。在这场关系到五亿农民的深刻的历史性社会变革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苏联曾经发生而令毛泽东所担心的粮食减产、牲口大批死亡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农民生活逐年改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共产党的威望如日中天。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改造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同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谱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今天，回顾新中国的这段建国史，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如果始终坚持毛泽东这种时刻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那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