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着青灰衫持书，到穿中山装遍步，主席从来没有放松过立志，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前进。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进京赶考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战友觉得可以“交卷”了，也总会有一些同志觉得早已“走到头”了，可以“歇一歇”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还要走下去。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要为人民前进一天。

　　只要他还在走着，哪怕步履蹒跚、扶仗执拐，哪怕话都说不利索、笔都拿不熟络，人民就会被他保护着。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1964年，有同志提出出版《毛选》第二版，他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后有外宾发问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老人家答：“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1965年会见斯诺，斯诺在畅谈之余感叹：“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而他听后，顿了顿，慢慢的回答道：“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他还曾感慨：“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啊，我这个人啊，理论研究还是很差……”

　　读着这些话，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领会为什么主席晚年常常会独自哭泣，泪流不止。

　　约瑟夫·伊谢里克曾把列宁和毛主席这两位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领袖作了区别，他认为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但是中国的毛泽东则更敏锐和深透，他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里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层。

　　伊谢里克曾反复提请人们注意毛泽东主席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评论：“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再回头来品味主席的自咲，让人不禁泪叹。

　　他很“差”吗？他很“可笑”吗？

　　可笑的不是史书中被编制得千模万样的他，而是那些怀着暗心将一本本史书递给我们的人。

　　1964年4月，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主席以极为怀旧的口气说道：“我们很多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小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而就在那三年之前，主席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一句“芙蓉国里尽朝晖”，道尽满目疮痍的失落。

　　四十六年，桑榆非晚，柠月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