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之八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让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主义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些骄人战绩当中，如果只看到中国GDP稳居全球第二位置这类物质层面上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在反腐和扶贫这两个领域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才更为值得称道的，因为她们代表着中国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最能使广大劳动人民切身体会到社会的进步。反腐与扶贫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题和方向问题。
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抉择
在历史长河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诞生，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但各自又享有截然相反的根本利益，这种差别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全面表现在各个领域。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道路抉择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革命导师们有着众多的论述，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根据革命导师们的理论和中国的社会实践，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包含这样几个基本因素和特征：1.国家机器必须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不容私人资本染指;2.建立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废除资产阶级民主制;3.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有统治性地位，并主导着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无产阶级摒弃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交给社会，其生产目的和分配原则在于追求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福祉。正如《三评》所说：“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与此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则在这些基本点上具有黑白分明的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资本力量直接或间接控制、参与和影响国家机器，权力机关制定相关政策并采取相关措施，促使、保证、维护资本力量庞大到完全或基本上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程度。同时，这种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资本主体类型是金融资本，实体经济单位仅仅是屈从于金融寡头的奴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私人资本的增值。
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同样基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基础之上，有两种南辕北辙的社会发展模式。二者之间的道路选择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而理论抉择居于最首要的地位。对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资产阶级学者极尽所能地布下了许多障眼法，比如强政府与弱政府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这些问题自有其在局部领域内各自应有的意义，但绝非社会发展的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强弱，也不是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最基本制度的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一些人常常试图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来批评“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事实上，革命导师们从来没有说过贫穷代表社会主义，相反，他们都坚定地认为并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创造更为巨大的生产力。对此，《第九评》总结出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原因与理由：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列宁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完善自身的物质建设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全球贸易额还都是表面的现象，社会主义优越性提升了社会总体福祉才更为重要。此次全球疫情的发生，就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全体人民一个安宁健康的环境，是所有物质生活中最为基础、最为基本的前提。社会主义做到了，资本主义没有做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必将体现在北京冬奥会和东京夏奥会二者比拼筹备、建设与组织等环节上。让我们翘首以待更多的鲜活实例吧。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思考道路抉择问题，非常具有启迪意义。了解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的思路与措施，还要有许多的功课要做，否则，容易陷入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误区。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主要是粮食税和引进外资进行工矿建设，推行新经济政策具有比较特殊的背景，外敌干涉与内部叛乱刚刚结束，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工农关系非常紧张，城市没有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村置换农产品。俄共内部又有人提出立即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列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实施类似《布里斯托条约》那样的战略退却，以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承认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做法与实践，他还鼓励大家主动地吸收、扬弃资本主义的合理成份，“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这里我几乎要说)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列宁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临时措施，苏维埃俄国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搞社会主义。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几乎同时期，列宁还写了《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这篇文章反映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做出了大量的至关重要的理论准备。列宁提出并重申了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及时预见了斗争形势的严重性，他特别指出：“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列宁及时指出苏维埃俄国内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这番话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列宁晚年的另一段重要思想，列宁曾经批判一些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唯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掩饰自己的怯懦。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
列宁描述的这类人很多，我们姑且将他们归类为“践资派”，其中包含践行、践信、践莅、践礼资本主义道路、制度、措施、理念的各种势力。
二、姓社姓资是必须讨论的问题，两手都要硬的前提是理论清醒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依然存在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道路问题的实质在于体制与文化体系。这不仅是核心领导层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全体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命运前途问题。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肯定是曲折的，必须坚定信心，不忘初心，持续奋斗。
迄今为止，无产阶级掌握或者曾经掌握过政权的国家，都不是马克思生前期待的生产力最为发达的西欧国家，而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很发达乃至很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对立面，往往主要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阶级，无产阶级领导并完成了的革命，均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很自然，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究竟应当向哪里走，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向前走，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并掌握政权之后，由于依然会采取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发展经济，故此，在生产方式一致的条件下，社会发展模式是姓社还是姓资，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如何使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可以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考验着一切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重要问题。而无产阶级将采用何种方式推动社会进步，能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渴望，就是姓社姓资问题的现实反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许多原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逐渐成长壮大的过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借鉴一些资本主义的具体做法。资本主义统治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远远早于无产阶级，有很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做法，需要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借鉴、扬弃。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我们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交往过程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语权，尚不能对等的情况下，如果放弃姓社姓资的讨论，缺乏应有的理论认识水平、理论自觉性和理论警惕性，放弃筛选和鉴别的过程与能力，就会纵容践资派。而在践资派主导的情况之下，所有这些针对资本主义具体制度的借鉴、扬弃、合作和交流，都有可能伤害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蜕变到资本主义的制度上去。正如《三评》所指出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列宁从不反对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学习乃至继承一些或曰大量的人类积极遗产，但是，绝对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要认清表面上相似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究竟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列宁深刻地指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结构。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认为，只有当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合作社才是社会主义的方式，他清楚地指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早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理论体系，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的整体思路很清晰。在进行战略迂回的时候，他的初心从未改变或动摇，在进行退却的过程中，他坚守了底线。他及时反思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的得失，及时矫正偏航，“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
怎样做到两手都要硬，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不是喊喊口号，贴贴标签，就可以做得到的。在缺乏意识形态自觉性的前提下，不可能真正做到两手都可以硬，因为另一只手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准绳。列宁写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真的两手都要硬的典型论述。首先，列宁承认了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没有强词夺理地给新经济政策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其次，列宁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成长”，并且明确具体地说：“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这就表明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壮大，而非是资产阶级的发展。
针对姓社姓资问题的讨论，并非是要禁止一切资本主义性质的具体做法，而是加强甄别、扬弃的自觉性。理论建设的缺失和理论定力的不足，必然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甚至出现打左灯向右拐——有奶就是娘式的实用主义猖獗，其结果只能使中国走向比西方资本主义更为混乱的社会动荡状态。几十年来，众多腐败现象和贫困问题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当下的中国，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蔓延，以避免非公有资本主导中国经济，进而染指国家机器、公权力;必须保护最广大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通过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与必须警惕资本主义的侵蚀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型体系，从不排除改良措施。《八评》也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列宁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做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
改革开放是手段和政策层面上的问题，具体措施并不必然涉及社会性质，然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即开放的方向和改革的理论基础，却必然会涉及到社会性质问题。作为一项施政手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始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至中共八大则日甄成熟。在1949年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结束之后，革命与改革的手段就在交替使用，同时，革命的手段逐渐减少，改革的手段更多地成为施政手段的主流。土改是革命的手段，但三大改造，特别是对城市工商业施行赎买政策，则更多地属于改革的手段。
对外开放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态度。在建国初期，由于近代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之下，对外开放措施的实施空间、力度和效果，受到了极大的外部环境制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任人宰割的旧中国政府给新中国留下了无数孽缘孽债，如果此时中国政府就全面对外开放的话，无数新的枷锁和旧的枷锁就会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境地。此时的“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政策，无疑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虽然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对外开放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首先是从苏联东欧引进先进技术完全消化，最终完成了对于苏东的超越。其次在同欧美各国建立和恢复关系的过程中，充满了战略耐心，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比如“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原则，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充足、从容的战略空间。
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经济发展不能决定一切。《第九评》指出：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赫鲁晓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
在国际共运历史上，考茨基在对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进行书斋式的评论和指责之时，就使用过这种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生产力决定论。而事实上，在俄国生产力还很落后时，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但在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使苏联的生产力相当发达之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最终沦为消亡。足见，试图单纯依靠经济发展成果来实现社会进步，并将这种认识定义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错误。
中国社会的最核心问题，也就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一直就不是能否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中国5000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初期的10余年已经证明，中国人提高生产力的能力与速度举世无双。中国的最核心问题是如何跳出历史循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发展肯定非常重要，它关系到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是彰显制度优势、方向正确的重要因素，但是什么样的经济才是真正的好，社会中什么群体的人感觉得好，怎样才能避免腐败现象，避免两极分化过于悬殊，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使物质进步的成果遭到破坏，这些才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历史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认识基于很多原因。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确创造过辉煌的物质进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金融主宰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循环规律，原本对于经济运行虽然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备的调节机制，仍然具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正如列宁所说：“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什么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前的一种间歇。”为了能够使金融资本以更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收益，经济循环周期越来越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警惕的现象，而成为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安排自身经济活动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说，连经济周期循环都无法帮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自我调节的任务了。
现代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先天不足。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植根于西方社会，大大简化了原本就不很发达的西欧封建社会文化，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就更加彰显了不良基因所导致的赤裸裸的野蛮与粗暴。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已经变得极为粗野与蛮横，为了少数金融资本的利益，其盈利方式已经变得非常直白、简单。这是对于马克思描述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最现实、最生动的诠释。
近30年来，美国资本更为彻底地“掀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进入了不顾一切地疯狂掠夺的残酷阶段、境地，完全不顾绝大多数人的福祉与感受，亚当·斯密的“利己之心”已经转化为幸灾乐祸。在当下的美国，全国疫情、佛州塌楼、路州风灾、纽约雨灾、加州火灾、阿富汗战争，都只可以成为拉动GDP增长的抓手和由头，都可能成为资本盈利的题材和机会。在一片疫情和自然灾害的背景下，狂舞的牛市丝毫没有歇一下脚的意思，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恻隐之心。对于政府而言，只要把控制疫情的责任推给疫苗，把灾后救助的责任推给气候变暖，就算是对得起选民了。政府唯一真实的举措就是印钱，大量超发的货币，安抚一下民众的胃和心之后，最终统统落入大资本的口袋。
如果那种来自西方的已被演绎地丧心病狂的“利己之心”，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中国社会将陷入无法预料、无法逆转的混乱。相对于西欧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蒙昧和肤浅，中国人很早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与早熟。如果社会管理责任缺失，这种智慧与早熟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力推之下，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缺陷，演化成更为极致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并对公众利益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在纯粹物质追求的环境下，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都会被无限制放大，华尔街式的金融操作，将直接变成行骗的手段，各类在西方还尚属极端的现象，在中国都可能成为常态。暂且把理论探讨放一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很多实例，比如个人信息不当收集、集资诈骗、小产权住宅、明星丑闻等等，纷纷冲破道德底线，汹涌地展示着人性的丑陋。
四、反腐与扶贫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体现
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之后，部分当权者很容易脱离群众，转而为少数人服务，“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在社会主义公共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之下，公共管理部门的人员就必然会被赋予相当程度的公共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清醒的理论认识和水平，很难正确地建立政商之间的亲清关系。如果不争论、不斗争，就无法矫正前进征程中开小差儿，走邪路的人，结果就只能回到资本主义的模式上去，因为让少数人高兴容易，让多数人高兴很难。
反腐与扶贫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得以付诸实践之前，这两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原因是占少数的富人掌握着国家机器，忽视占大多数的穷人的利益。反腐与扶贫是考验中国到底走哪条道路的试金石，本身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阶级斗争。通俗一点说，腐败就是某个阶级或个人占有了本不该占有的东西。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早就预见并提出了反对腐败行为的理论与措施。在《第九评》的“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节中，作者列举了大量腐败现象及其性质和根源。这些现象相比于“中三十年”发生的大案要案而言，真的是小巫见到了大巫老祖。
在过去的近10年当中，中国成功地制止了腐败行为的疯狂蔓延，但腐败的源头究竟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中三十年”中，腐败现象从千里长堤的小小蚁穴，发展成为遮天蔽日的混世狂魔，这与美国体制对于中国的影响加深程度，恰成明显正比。探究“中三十年”腐败泛滥现象的根本缘由，自身的原因是主要的，但外部因素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具体说来，无非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理念和共产主义理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增值方式，严重入侵与侵蚀中国的社会主义肌体;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对于这种内部滑坡与外部海啸，缺乏有效有力有组织的抵抗。
必须看到，中国近年来所惩治的腐败行为，在美国体制之下，大部分存在于合法形式之中，比如院外活动，政府官员与中介机构从业者角色转换的“旋转门”现象，政治捐款等等。西式民主制以金钱操纵政治，幕后与前台的勾连是最大的腐败。有不少国内的腐败分子大肆集团性贪污，疯狂攫取公共资源，并不是单纯地贪图个人享乐。他们的如意算盘打的啪啪作响，要积累大量的私人财富，梦想着在中国也转型为西式民主制之后，他们非法占有的公共财富，可以成为控制中国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从而使他们自己成为中国的全面统治者。这才是“中三十年”腐败现象泛滥的最核心因素。
有些人试图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由此产生的政府经济职能，来解释中国的腐败现象，即所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种认识还是过于浅薄了，权力固然是导致腐败的前提，但是必须认识到，权力并不是行政权力这一种形式，金钱也是一种权力。资本也是权力，将社会公共职能让渡给私人牟利，也就是公共资源私有化，才是最大的腐败。在美国，各式各样的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被私有化，其程度广泛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军队、监狱这些国之重器。美军从阿富汗撤退时的狼狈，绝不仅仅是军队指挥层面的问题，二十年来，各种私营机构在阿富汗承包了相应的政府、军队职能，使得阿富汗成为了美国资本捞金的平台。这种混乱与失败告诉我们，资本操纵政治才是腐败最主要源动力。
贫困的固化源于金融资本的贪婪与傲慢，社会资产迅速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金融资本为了自身的盈利，常常会放任乃至制造萧条，特别是为了保持剩余劳动力和创造金融运作的足够空间，制造并维持一定范围的贫困。都市文明曾经是资本主义制度成功的象征，繁华的商店，璀璨的灯光，但是在今天的美国，由于城市已经不再对于资本运作具有太大的意义，城市正在消失。由于无人维护基础设施和社会治安，都市正在成为相当多的一批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避难所。
贫困问题成为美国无法解决甚至必然的现象。政府补贴已经蜕变为一种金融资本暴殄社会财富的“曲线救国”方式，收到政府补贴的人群，仅仅解决了当日的晚餐和当月的房租，这些资金最终通过各种金融魔术手段进入金融资本自己的腰包。慈善是美国的一项主要扶贫措施，但是，这些方式仅具有象征意义，根本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乐于助人当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在美国社会中，慈善与我们熟悉的乐于助人并不是一回事。且不论慈善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受助对象的无选择性，这种施舍常常使受助者产生依赖性，加重了受助者丧失劳动能力的速度，很难激发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改变自己命运的内部冲动。
中国扶贫努力主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以消灭绝对贫困为目标;二是以扶贫为契机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放扶贫款的方式，在中国建国后不久就开始系统地实施了，后来，中国政府发现这种方式弊多利少，于是改为精准施策的方式，目标是构建贫穷地区的造血机能。首先改善交通环境和信息沟通方式，为脱贫奠定基础设施。其次是因地制宜为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脱贫产业，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移民搬迁、旅游观光、茶叶果木、特色产品等有针对性的生财之道，找到致富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最后进入社会要素层面，推行医疗、教育等新的体制和体系，不断地改变当地人民的思想观念，不仅仅要根治贫困，更是要解放生产力，从而达到了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感受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消灭贫困的道理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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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和扶贫的努力直接反映了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姓社姓资的争论涉及道路选择的自觉性，正如恩格斯说过的：“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中国人民将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防范修正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警惕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杜绝修正主义的国内和国外根源。
2021年9月15日记于西山
注释：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7页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9月北京第1版，第14页。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2-3页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24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70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17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25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76页。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9月北京第1版，第23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71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71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68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76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77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78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33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16页。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38-39页。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8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97页。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95页。
参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13 -1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92页
(作者：储贺军，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智库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