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人的主要话题，只是人们把崛起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经济、科技和军事上，而没有看到道义和良知才是国家崛起还是毁灭的根本力量。当年苏联的国力军力并不亚于美国，却是抱着原子弹亡党亡国;如今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远远低于美国，可是却能够重返世界强国地位，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就是道义和良知。

　　俄罗斯影片《伏罗西洛夫射手》就说明了这一点。影片完全是一部俄罗斯版的当代武松。一位退役老兵面对孙女被几个官僚富豪的子弟所强暴，最初也和武松一样，想要通过司法机关来解决，可是当看到那些强暴他孙女的官家子弟全都逍遥法外(首犯是当地警察局长的儿子)时，这位退役老兵绝望了。他从黑社会买了一支狙击步枪，胸前挂满当年为国而战的各种勋章，毅然走上了血亲复仇的道路，用一颗颗子弹惩办了罪恶，伸张了正义。当警察局长发现老人是“凶手”时，又是办案警察为了维护天理正义，把老人的犯罪证据步枪藏了起来，采用“违法犯罪”手段保护了这位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兵，守住了天理和正义。从这位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杨佳和张扣扣的影子，但却没有看到中国文艺界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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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影片卓越的地方就在于他展示了两个伟大真理：其一，当司法腐败已经无法伸张正义时，个人复仇就是伸张正义的英雄行为。其二，当执法者认为会违背天道正义时，“执法犯法”就是在符合天理的正义行为。这两条恰恰是中国最古老也是现代最先进的司法理念。老百姓歌颂武松，因为武松是血亲复仇的典型;梁山好汉推崇宋江，因为宋江是执法犯法的代表。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年，今天俄罗斯能够成为战斗民族，所依靠的就是这种天道正义和英雄精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影片在俄罗斯并没有被打压被封杀，而是轰动全国的大片，导演戈沃鲁欣还是俄罗斯杜马议员，类似我们国家的两会代表。

　　其实，这种个人复仇的英雄精神和执法犯法的正义行为，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和现代俄罗斯所肯定的，而是除了当今中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的一个文学主题，并且越是强大国家越是如此。大家只看到美国强大的 GDP和武器，而没有看到好莱坞所歌颂的英雄精神，史泰龙和施瓦辛格在世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影片中对军政机关的“打砸抢”树立起来的。还有长盛不衰的日本电影《追捕》，影片中上至议员下至百姓，包括所有富有良知的检察官警察等，无一不是通过“违法犯罪”手段去反抗罪恶、伸张正义的。完全体现了“天理是最高法律”这个我们呼吁多年的中国古代和当代日本的司法理念。

　　可是反观当年苏联文艺作品，只讲法律和秩序，不讲天理和正义，完全颠倒了天理和法律的关系，造成最后亡党亡国时“宁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不是俄罗斯人民贪生怕死，而是受知识精英特别是文艺精英的忽悠，颠倒了老百姓心目中天理和法律的关系。这种对天理和法律关系的颠倒，主要责任并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更不在于苏联人民，而在于苏联的知识精英特别是文艺精英。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良心。一个民族只有找到良心，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一个没有良心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民族，不是沉缅于鸦片就是沉醉于白酒。19世纪俄国的崛起和晚清的衰落，就是正反两个典型。当时欧州乘着工业化的列车迅猛奔跑，眼看就要把俄罗斯甩在古老落后的农奴制站台上，就在这个“蟒蛇脱皮，蚕蛹化蝶”的关键时刻，俄罗斯突然冒出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契可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世界文学巨匠，群星璀璨般照亮了俄罗斯的黑暗夜空，一下子把俄罗斯从古老落后的农奴制推入了工业社会。

　　可见，一个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展。没有俄罗斯那批文学巨匠对农奴制的控诉，就没有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没有当今《伏罗希洛夫射手》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控诉，就没有今天俄罗斯的强国地位;没有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对英国血性积累的控诉，仅仅一千万人口的小小英国就不会成为“日不落帝国”……当今中国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对下岗运动的控诉，就不会有良心发现，就不会找到国家崛起的正确道路。中国下岗运动与英国“羊吃人”运动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对劳动者命运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悲惨事件，什么时候中国拍摄出了《中国民工》和《下岗女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良心，才能踏上民族崛起的辉煌道路。否则，无论拥有多少 GDP和导弹，也不会被世界所接受。

　　这就是今天最让人感到忧虑的地方。当今中国文艺界完全背离了从屈原、杜甫、龚自珍到四大名著以及明清谴责小说的天道正义，完全背离了从莎士比亚、狄更斯到司汤达、雨果再到托尔斯泰、高尔基的理想和良知，逐渐走上了堕落、糜烂和反动的道路，被推崇为当今中国文学两大高峰的贾平凹的“阴毛文学”和莫言的“阴道文学”，就是当今中国堕落的一个主要标志和象征。正是这种堕落文学造成的精神环境，才有了杨佳、张扣扣、许艳这些全民愤愤不平的舆论事件。

　　202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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