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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生计，谁的红利！
作者：张宏良
继九十年代起城镇工人下岗、城镇暴力拆迁之后，中国改革的第三波悲剧——农村城镇化——又开始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Mzg3MTM2.html
河北沧州一个农民打来电话说,当地农村城镇化的扒房子圈地，已经不再是一般的金钱腐败，而是发展到了杀人越货的地步。动辄把农民往死里打的现象已成为家常便饭，甚至就地打死的现象也不再罕见。发生如此野蛮暴行的原因，就在于巨大的改革红利完全扭曲了当地官僚开发商的基本人性。据这位农民讲，当地一亩地的市场价格约280万，可付给农民的只有区区2万，天文数字的悬殊差价，变成了当地村镇干部和开发商的改革红利。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有50%的利润就生机勃勃，有1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法律，有3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而如今农村城镇化14000%的利润（严格说应该是零成本），足以把当地村镇干部和开发商变成丧尽天良的疯狂野兽。
此前，人们只是听说改革红利，不知道什么是改革红利，甚至许多书生还振振有词地质疑说，改革又不是老母鸡，怎么可能会产生红利。现在，人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什么叫改革红利，并且还不是一般的红利，而是天文数字的红利。（280万－2万）×村镇土地亩数＝城镇干部的改革红利数额。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一般小学生都能够算得出来，却没有多少成年人的心理能够承受得住，包括城市中那些曾经一夜暴富的富豪大亨都会震惊得目瞪口呆。这一轮改革红利较之于上两轮改革暴利更加惊人。如果说90年代第一轮产权改革每天能够产生出百万富翁，本世纪初第二轮金融改革每天能够产生出千万富翁，那么这次城镇化改革每天则能够产生出亿万富翁。这是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数百年中从未有过的巨大红利，包括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当地土著居民的暴力抢劫，都没有如此惊人的巨大暴利。那些习惯在名牌西服的前胸上擦鼻涕的农村干部，被突然从天而降的巨大改革红利砸晕了，完全变成了开发商和地方官僚的疯狗，带领农村直选民主所诞生的黑社会打手，把中国农民变成了中世纪的随意处置的奴隶。
中国农民的悲惨经历开始了。为了避免发生群体事件，当地村镇干部采取了当初列宁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即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发动革命，他们也是从最老实的农户开始下手圈地。每次只抢占几户人家的土地房屋，有敢反抗的就往死里打，遇到真不怕死敢玩命的，只要不会曝光引发社会事件，就直接打死拉倒，只有在有可能会出事的情况下，才会多出几个钱解决。所谓多出几个钱也只是相对而言，绝不会多出市场价格，说到底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利用农民观望畏惧心理推行的城镇化圈地运动，到目前为止收到了超出想象的奇效。中国农民完全重复了当今中国左派的悲剧，一方有难，八方观看，任何一家土地被圈占，其他人家都只是袖手旁观。就这样，全村农民眼睁睁地看着一家挨一家的土地被圈占，直到灾难落到自己头上。与昆明事件的情况完全相同。让人想起了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牛角马，成千上万头野牛角马，眼睁睁的看着七八头狮子，任意猎杀自己的同伴。而如果那成千上万头野牛角马选择反抗，所有狮群都会立刻被踩成肉酱。可是在当地村镇干部、开发商和黑社会分而治之的抢劫战术中，却选择了观望。可见，农民需要领袖，没有领袖的农民，是一群任人宰杀的羔羊，人数再多也仍然是羔羊。这就是中国农民高唱《东方红》，把毛主席看作大救星的根本原因。
 
目前由农村干部、开发商和黑社会联手推行的这场城镇化圈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兼并运动，其惨烈程度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土地兼并。目前中国城镇化运动异常惨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黑社会的参与。中国本来是全世界唯一消灭了黑社会的国家，可是改革以来中国黑社会重新复活、卷土重来，其声势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时期的上海滩。特别是汉奸法律党误导中国农村实行的直选式民主改革，全面复活了黑社会统治。直选式民主的最大特点就是金钱民主，西方国家是通过资本控制媒体来拉拢选票，中国农村则是由黑社会恶霸直接购买村民选票，全村竞选完全变成了黑社会恶霸的金钱贿选。由此形成了黑社会对农村的全面统治，把农村由原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单位，变成了黑社会统治的中世纪庄园。这就是重庆唱红打黑的现实意义，就是中国黑社会及其政治代表法律党对重庆唱红打黑具有不共戴天仇恨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血淋淋的现实证明，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全面建立黑社会统治，再把黑手党犯下的罪行加诸在共产党头上，是汉奸法律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共产党不下决心铲除汉奸法律党，共产党最终将肯定会为汉奸法律党殉葬；如果中国人民不下决心铲除汉奸法律党，中国人民必将难逃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中国农村的黑社会统治，就是汉奸法律党对农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结果，如果这套直选式政治体制改革再搬到城市来，汉奸右派那句口头禅“等民主了杀你全家”，将会变成家家户户面对的恐怖现实。
所以我们经常讲，共产党再不好，也比黑手党好。看看当今实现一人一票的黑社会统治的那些农村，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至今老百姓仍然在唱“共产党好”，为什么重庆唱红打黑的大旗一举，老百姓一起高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当今中国农村最清楚不过地说明，黑社会复活，是把当地共产党赶走了的结果。重庆“唱红打黑”共产党一回来，黑社会立刻消失得干干净净。
重庆特警帮忙讨薪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农民工张某领到拖欠的工...
就拿目前农村城镇化来说。本来，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一件大好事，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农民意愿的伟大历史业绩。可是，社会历史的善恶不仅在于做什么，关键在于怎么做以及由谁来做。中国亿万万农民的城镇化，原本应该以农民为主，由农民参与和主导农村城镇化的全部过程，可实际情况却是全国连一个农民监督小组都没有，完全由村镇干部、开发商和黑社会来主导和管理整个城镇化过程，从而使中国农村城镇化这个原本伟大的历史事件完全改变了性质，变成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资本集团对广大农民土地的兼并和掠夺过程。特别是推行农村城镇化的三合一队伍，又是以汉奸法律党最为推崇的开发商为核心，开发商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灭绝人性的制度，开发商集团是古今中外最丧尽天良的集团，它既没有官僚集团的政治约束，又没有黑社会的江湖义气，完全是一帮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与中国开发商集团相比较，全世界任何资本集团都堪称是慈善机构。由这样一帮冷血动物和人性野兽去推行农村城镇化，又怎么可能不变成一个牺牲亿万万农民生命和利益的血腥过程？
退一步来说，即使不相信农民，不愿意农民参与城镇化的管理和监督工作，也应该由各省市地方政府主导城镇化过程，而不能交由开发商为核心的村镇干部和黑社会来推行。况且，由省市地方政府主导农村城镇化过程，我们已经有了十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著名的重庆模式。重庆农村城镇化为中国农村城镇化开辟了一个十分成功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把村镇干部、开发商（当时重庆已消灭了黑社会并因此遭受到汉奸法律党的全国性围攻）排除在农村城镇化之外，由重庆市政府直接安排农民的城镇化过程，让农民用土地换取城市住房和工作，多余的土地增值部分通过地票市场归农民所有。重庆的农村城镇化模式使农民既能拥有城市居民待遇，又能拥有土地增值收益，比重庆市民还多出一份收益。有些人认为这样优待进城农民对原有市民不公平，其实历史地看，这样做十分公平，进城农民多得的一份收益，可以看作是对农民以往几十年单方面付出的一种补偿。重庆城镇化模式的另一重大优点在于，它能够给农民一个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职业，使农村城镇化过程成为一个由农民变市民的幸福和谐的过程。而目前由开发商、村镇干部和黑社会主导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则是一个把农民变流民的过程，是一个为社会埋设炸药包的过程，是一个把社会推向动荡深渊的过程。
看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实际上都是流民起义，封建社会最早的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农民工组成的流民起义。而今天流民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城市因为高房价而买不起住房，不能成为市民；在农村又因为城镇化而失去了土地，也不能再成为农民。这些处于双重绝望境地的流民不是数十万，数百万，也不是数千万，而是数以亿计，如此庞大的流民群体，如同一座巨大火山，一旦喷发将炸毁一切。本来，重庆城镇化模式找到了一个把火山变成花果山的有效方法，可惜随着重庆事件的发生，农村城镇化的和谐道路亦被堵死，中国被人为地放在了随时会喷发的巨大火山上。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围攻重庆的汉奸法律党，完全是美国解体中国战略的一个重大棋子。还是那句话，中国已经被汉奸推到了矛盾大爆发的危险边缘，汉奸不亡，中华民族必亡！
目前由开发商、村镇干部和黑社会推行的农村城镇化运动，究其历史性质来讲，完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土改运动。第一次土改运动，是20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领导完成的农民土地革命。是农民起来革地主的命。这第一次土地革命大约经历了三十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第二次土改运动，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城镇化运动。革命对象正好颠倒过来，变成了老板土豪革农民的命。并且土改的手段都基本相同，都是通过暴力和国家机器完成的。过去农民怎么整治地主，现在则怎么整治农民。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这种说法作为义愤之词可以理解，但是并不属实，一来中国农村此前并非资本主义，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一说；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是，今天农村和农民的状况远比阶级复辟要更加复杂。
阶级复辟一般都是革命阶级和人民大众斗争失败的结果，或者是人民大众的胜利果实无意间被篡夺的结果。19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属于前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属于后者（九十年代苏联共产党解散和苏联国家解体，不过是五六十年代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虽然两种不同复辟中人民群众的反映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阶级复辟都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而不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主动欢迎的结果。而中国情况却相反，毛主席逝世后所有亲属抓捕的抓捕，判刑的判刑，政治指向十分明显，可是老百姓却敲锣打鼓***欢呼；八十年代改革老百姓仍然是一片欢呼，甚至出现了八十年代末支持右派发动政变的全民大***；时至今日，历经十余年反思改革的左翼运动，大多数老百姓仍然认为改革比文革要好。而当时无论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还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六七十年代以后），两国老百姓都没有认为复辟后比复辟前更好，只是无力反抗而已。这就是后来一有历史机会，老百姓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马上推翻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会认为改革比文革更好，后30年比前30年更好，完全是被洗脑和愚弄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如果不使用意识形态语言，而是采用老百姓语言，询问结果将完全不同。如果询问老百姓是让妻女扬眉吐气地上班好，还是让妻女去做小姐卖淫好？是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好，还是高房价、高药价、高学费好……？老百姓肯定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回答。历史的恐怖就在这里，这种相反回答表明，中国老百姓是知道是非对错真假善恶的，是老百姓自己心甘情愿地钻入了思想牢笼，虽然是被蒙骗，但仍然是心甘情愿。由此注定了中国老百姓的悲剧不可避免。佛家讲，善恶无常，因果报应。马克思讲，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不惜采用街头革命的方式，把改革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必然要遭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苦难。并且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象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通过对外掠夺进行积累，而只能通过对内掠夺进行积累，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血腥残酷。先是城镇工人下岗，然后是废除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福利保障，现在则是轮到了农民头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客观规律不会因为人数多少而改变。人民选择错误同样会遭受灾难。九十年代俄罗斯人民选择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洗劫得干干净净，连孤寡老人微薄的养老金都没有剩下，如果不是俄罗斯拥有广袤的油气资源和国际油价二十多年持续大涨，俄罗斯早就变成了今天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其惨况将会比20世纪初期的中国更加糟糕。好在天佑中华，让中国人民在大动荡大灾难到来之前开始醒悟了，只是醒悟的部分还太少太少，作为主体的大多数仍然沉浸在多年形成的思想牢笼之中，这也是党内决策层和主流社会至今仍然拒绝反思改革的重要原因，说白了就是大多数老百姓仍然赞同改革，仍然认为毛泽东时代是极左，这是他们拒绝反思改革的信心所在。其实，只要跳出左派群众这个圈子，看一下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周围，就会发现那些拒绝反思改革的人们不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人民的觉悟决定人民的命运。这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改变不了的。而人民的觉悟又往往是苦难浇灌出来的。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让人悲哀的地方。作为当今中国左派，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其全力唤醒民众，争取在大动荡大灾难到来之前，让尽可能多的人民大众觉悟起来，把灾难降低到最低程度，把中华民族崛起的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在此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并没有过时，目前仍然是这两条原理，重庆模式坚持的也是这两条原理。并且这两条原理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习近平系列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醒来；2012年伟大的九月爱国运动，表明人民群众也开始醒来。只是醒来得还不够，觉悟得还不够，还需要党内外体制内外更多的人民群众觉醒起来。今天政治上多觉醒一个群众，明天街头就会少一具尸体。如果人民群众都觉醒了，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和平转型，然后带领整个世界完成21世纪的文化转型。
这就是当今中国左派的主要任务，这就是解救中国农民的根本方法。
2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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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党的所谓防卫过当或过度等法条，决定了见义勇为者具有巨大犯罪风险，从而使许多人不敢挺身而出。当今中国法律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震慑见义勇为者而不是震慑犯罪者的法律。这种法律把中国人强制变成了一盘散沙，一旦发生对外冲突，将会再次出现无人抗战的现象。法律党是美国培养的一支最邪恶的汉奸力量，他们捞刘湧、打重庆、南京审判助人为乐者……绝对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颠覆中国的战略计划的法律实施。
且看挑刺的文章：揭穿“法律党”江平贺卫方们的宪政派画饼
    
坐在基辛格身旁的胡乱帮高参助理郑必坚
2012年8月6日曾在北大研讨会上吼叫：“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
2012年12月11日江平贺卫方拜访马英九，终于相会了，不容易啊！
贺卫方把自己反共反中国政府的言论集书献给仰仗美帝暗中搞台独的马英九后表示回大陆后与江平一道推行国民党统战共党的“宪政”阴谋活动
揭穿“法律党”江平贺卫方们的宪政派画饼
8月5-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连续刊登三篇马钟成批评宪政的文章。此文一出，立刻激起了右翼的宪政大反弹。宪政到底是什么?右翼鼓吹宪政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宪政?……
一、简介当下中国宪政说、国内派别
谈到当下中国宪政说，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指出宪政的实质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
需要注意的是，宪政主义主张政府有限，鼓吹普选和多党制，其实质上要约束政府侵犯资产阶级利益；而洛克所主张的财产权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
当下中国宪政大论战中有三大活跃性思想派别。三大活跃性思想派别包括自由主义宪政派、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宪政派和第三派。其中，前两类派别在宪政话语圈里占据主导，共同主张中国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主体。
自由主义宪政派,主要有以刘军宁、贺卫方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张千帆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当下中国有宪法，但无宪政，主张中国要向欧美宪政迈进，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主要指以江平、华炳啸、童之伟为代表的宪政社会主义学派。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谈宪政，但实质是要在中国实现“谢韬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上仍然是要推翻公有制主体地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详细
二、宪政为何在当下中国成为反动的代名词?
1、宪政派的理论是虚伪的
一些人把抽象的人性当作宣扬“普世价值”的理论根据，认为人类通过这种天性能形成一些不受时代、地域限制而全人类必须共同操守的价值观念，比如自由、民主、宪政等。 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人性虽然有普遍的、共性的一面，但人性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作为观念的人性，它属于历史范畴，是受到一定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观念形态。人的阶级性反映在人性观上，从而人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阶级色彩。
由于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因此也就不可能有适用一切时代、一切人的“普世价值”。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自然也不具有“普世性”。历史上，资产阶级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等口号，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但这些观念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尤其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就竭力抹杀人性的阶级性，想方设法阉割其阶级属性，把这些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看作某种自然的永恒的东西，其本质也就日益暴露出来。
在宪政问题上，一些人也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抽象地对待并理解宪政，总是把宪政同抽象的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等联系起来，以为有了宪法就有宪政，以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以为搞了法治就要搞宪政，以为有了宪政才能保障人权。殊不知，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等概念背后无不具有深刻的阶级内涵和制度属性。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解释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如果脱离社会环境和阶级分析，仅从这些抽象的概念、仅靠相同的字眼就认定中国也要搞西化的宪政，这未免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儿戏化了。
还有甚者，他们完全不顾宪政特有的资本主义内涵，想当然地把宪政同社会主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以为在西方宪政头上套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宪政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了。殊不知，这种“拉郎配”式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拿世界开玩笑。”这段话完全可以套用在那些企图给资本主义宪政穿上社会主义“马甲”就可以遮掩其本来面目的人身上。 ……详细
所以，对待那些披着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所谓“社会主义宪政”派，我们需要毫不留情地戳破其挂羊头卖狗肉的迷惑性。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就是曲解中国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看做是最紧要、最核心的内容，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将“人民民主专政”条款删除;他们借着“社会主义宪政”旗号，主张借鉴欧美抽象的“自然权利的学说”解决“个人权利的本源和地位问题”，妄图推翻公有制主体地位，树立私有产权绝对地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详细
2、苏联“宪政”实践终致解体 殷鉴不远
冷战时期，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就是以宪政为武器，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
在1988年6月末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其报告中提出了“法律至上”思想，他认为苏联应成为法治国家，而“法制(治)国家的主要标志就是切实保障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戈尔巴乔夫同时又指出“许多现行的法律文件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阻碍”。
从1989年开始，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已经逐步公开倾向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所谓宪政制度。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了二月全会，在此次会议上叶利钦等人力主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则予以呼应，提出苏共“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并同意修改宪法取消其中关于苏共的领导地位的规定。苏联宪法中最核心的内容都被当做保守的东西“改革”掉了!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苏共明确接受了三权分立这个宪政的核心理念。1990年3月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从宪法上取消了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1990年7月，苏共28大确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多党制和西方议会制正式成为党的行动指导方针。一年多以后，苏联正式解体。
强大的苏联曾经一度在军事上压倒美国，然而从八十年代开始，却在“民主社会主义”与“宪政”这两大信息心理战武器的攻击下土崩瓦解。
苏联戈尔巴乔夫之流专注“新思维”，向往另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没有坚守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主体的经济改革没有搞好，最终葬送了自己。而现在，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二道贩子们，重复着同样的伎俩，他们意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垮中国不是昭然若揭吗?……详细
3、北欧瑞典的“宪政”样板现实堪忧
再反观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北欧诸国，他们实行了更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宪政”制度，那么他们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现在就以北欧福利国家的典型——瑞典为例，一窥“宪政”。
瑞典执政的右翼政府在其网站上明确宣称”瑞典一直以来就是稳定的市场经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根据公有制为生产基础，工人控制和管理，社会平等和民主的计划生产等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来说，瑞典从来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本国广泛的工人运动，瑞典确实创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并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楷模，并且使得“瑞典模式”蜚声海外。
但是这种瑞典模式对于今天来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大多数资本主义评论家都同意‘新的瑞典模式’是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他们还指出，这些方法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处置银行业危机的手段。简而言之，现在的瑞典模式是资本主义制度使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范例。
从1991-1993年瑞典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它自1920-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右翼政府与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组建了非正式宣布的民族政府，开始出售国有企业。市政服务行业中，整个90年代私有化的(含私有化出售和外包给私人公司)的从业人员数量增加超过一倍以上。而国家级公共服务领域方面也出项相同的情况。国家直接雇佣的就业人员从1997年的40万人下降到20年后的20万人。
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危机远未结束。1994年后出现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或者工作与就业的保障，甚至没有能使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长驱直入有些许停顿。与之恰恰相反的是，”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瑞典群众大规模失业的十年。此外，病假工资也被削减，普通人变得更加难以获得住房补贴。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卫生医疗行业也开始向私人开放。理论上只要在瑞典缴纳税收就应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福利。但这只不过是纸面文章而已。
令人感到并不诧异的是，2006年当选的右翼政府更是一个极端新自由主义政府，如何重建已经破烂不堪的整个福利体系，更成为瑞典人民尤其工人阶级面临的重任。……详细
4、国内主要鼓吹宪政说的宪政党背后的境外势力
中国的宪政思潮，是在美国情报机构扶植的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宪政思潮里的核心人物陈小平2002年曾承认：“当代宪政话语在中国复兴的最初源头可溯及到90年代初美国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宪政研究项目的支持计划。当时，美国福特基金会决定支持一批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及中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计划。为进行这一研究计划，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其策划的研究战略包括宪政研究骨干队伍的培训、当代世界各国宪政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当代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等。……为这次培训班而准备的教材、资金以及逐渐积聚起来的宪政研究的人力资源则通过各种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90年代初宪政话语在中国的兴起储备了一定资源。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出现的着名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宣传阵地《公共论丛》以及中国大陆中青年学者梁致平、贺卫方领衔主编的《宪政译丛》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进行的中国公民财产权保护研究课题基本都是"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的遗产项目。” (详细：陈小平："宪政"在中国的再兴起，BBC网站，2002年10月30日，http://news.bbc.co.uk/hi/chinese/china_news/newsid_2377000/23776211.stm )
而宪政社会主义派大佬江平及其弟子激进宪政派代表贺卫方，都曾坦言得到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援助。
江平就曾在其70华诞人生回顾中讲到：“中国当代法学要博采众长、融合中外，必须要了解外国法律和法学。 ’所以，他有一个迫切的念头，就是要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书。为此，他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争取资助，并组织了外国法律文库编委会，丛书的规模，初步确定了30余种……对我国文化建设和法制现 优化事业，价值不可限量。” ……详细
而贺卫方与福特基金会的关系颇为微妙：曾为福特基金会与中南政法学院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合作举办的湖北省地方法官培训班协调人：“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我当时作为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在武汉协调。我就给来的客人介绍说应该怎么讲，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也帮助这些法官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当时还有一张跟Friedman教授的合影，觉得很荣光。” ……详细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二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 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详细：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53-157页)
三、宪政派利用社会矛盾迷惑百姓打造“改革”支持力量
政派派的理论有之所以一定的迷惑性，主要在于其与民众的部分感受相契合。改革开放以来，党群关系越来越疏远，官民矛盾越来越深刻，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宪政派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以解决腐败问题的思路很有诱惑力，必须承认宪政理论吃香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在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宪政派大佬江平对中国如何推进实现“宪政社会主义”，也就是“谢韬讲的民主社会主”，进行顶层设计。
——江平指出冀勿错过十年黄金期，他表示“新的一代领导集体执政，前五年是观察期，把过去用虚假证据定罪等错误做法加以纠正。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期待下一个五年。”
宪政社会主义派悍将华炳啸为实现“宪政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路径设计：
华炳啸认为，在未来十年，不宜贸然选择自由化改革优先路径，譬如要求“开放报禁党禁”、要求”实行竞争性民主选举”等，而只能优先选择制度化改革路径，譬如优先把国家宪政制度建设好，辅之以公开化改革，比如推进党务公开、财产公开等，充分发挥8千万党员主体作用，形成坚定支持推进改革开放的社会主流力量，“激发改革开放正能量。” ……详细
从这些法律大佬们的“设计”看，他们也的确是一如既往地有战略、有步骤地这样做的。宪政派的改革路径选择，看似光鲜无比，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宪政”的。他们鼓吹“公开化改革”、鼓吹“财产公开”、“审计民主”，实质上是服务于“宪政”大业的，他们通过这些所谓“民主”化制度改革，步步打造被他们所主导的所谓“民主”化路径， 最后“宪政”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宪政派们打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鼓吹“改革”，最终国企被贱卖了，保障私有产权的《物权法》制定了，没有这些前奏，宪政党们如何积蓄“坚定支持推进改革开放的社会主流力量”呢?
四、真正的出路：恢复三十年被虚化的社会主义
无论自由主义宪政派，还是披着假社会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他们根本的目标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公有制主体。所以，当今中国要恢复被虚化的社会主义成分，就必须牢牢抓住无产阶级专政，坚守公有制主体地位，进而一步一步地恢复三十年被虚化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篇大文章，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详尽论述，笔者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应当广泛觉醒人民群众，应当自觉地遏制资改派、宪政派对于工农主体地位的进一步蚕食，逐步扩大工农阶级的参政议政权力、尤其是必须保障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必须阻止汉奸国贼进一步对一百多个超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贱卖，更大程度上恢复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确立鞍钢宪法，保障工人管理工厂的权力。其次，要尽一切可能促进人民群众觉醒，推动体制内健康力量和体制外觉醒了的人民力量的相互结合，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群众路线，真正落到实处，更要对金融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监督。最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必须联合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坚决阻击跨国垄断集团的阶级剥削，以求实现中国崛起、世界走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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