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坚决支持！维护宪法的尊严！

——评：坚决打退私改派的理论反扑

        好文章，坚决支持。中国改革过程就是一个致错的吸毒过程:最初实行奖金制，搞物质刺激；后来形成刺激成本越来越高的弊端，只能搞利润承包；利润承包又形成掠夺式经营的弊端，便进行产权改革，而所谓产权改革就是把公有制企业变成私人企业。中国就是这样被引上私有化道路的。如果说这种致错式改革，只是让老百姓失去了一切；那么如果再搞这种致错式开放，必将会使中国失去一切。当今中国必须选择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了，如果继续按照西方国家设计的市场化道路走下去，整个中国必然会象吸毒者一样，一步步走向死亡。

坚决打退私改派的理论反扑

昆仑岩

　　近日发现，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为领导层提供参考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4年第24期，刊载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混合所有制要大胆闯》等一批鼓吹国企私有化改革的文章，欺骗误导性极强，必须予以批判。　　一、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反扑信号　　《思想理论动态参阅》本是由《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由于长期打着人民日报社的内参旗号，在高中级党政领导干部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总的来看，该刊近年对国企改革争论反映不多，也不集中，一直处于社会热他不热，百姓急他不急的状况，选发的多半是中性的改革文章。可是，在最近党中央制止国企私有化盲动倾向，要求今年只做规划研究不许行动，私改派日子有些不好过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拿出一两个月前私改派们的陈词滥调编造国企改革热点专辑，和社会民众正义舆论唱反调，和中央两个调研组反映的问题不一致，和习总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系列论述更是背道而驰，事出绝非偶然，而是刻意而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私改派理论反扑的动态，当然也是狗急跳墙的表演。
　　二、冯兴元文章提出了一套有代表性的私改理论　　冯兴元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还是德国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东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研究员。他的文章《混合所有制要大胆闯》4月份曾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落款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未提社科院）。这次被《思想理论动态参阅》选为头篇要目文章，其观点在当前私改派中很有代表性。可概括为六论予以批判。
　　1.市场自由论：冯首先推出私改派按照新自由主义思维打造的“克强经济学”，歪曲解读三中全会决定。他鼓吹：“‘克强经济学’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六个关键词：不救援，去杠杆，不刺激，改革，开放和搞活。”他还强调，“后三者就是邓小平路线”，前三者才是新东西，三中全会决定体现的就是“克强经济学”。
　　所谓“不救援、去杠杆、不刺激”，就是要完全取消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用“市场自由论”否定“市场调控论”。这在全世界都做不到，没有调控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习总明确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方面都不能偏废。私改派这是举“克强经济学”的旗，与习总对着干，用新自由主义的一套取代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2.体制模糊论：冯断章取义地抓住“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认定“这就是模糊体制的典型提法”，强调目前“推行国企改革或者提高民企地位，均仰仗于这一模糊体制”，言下之意是怎么干都行。还说，“实施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领导层的眼界、判断力和执行力。当领导人更为开明的时候，体制的保护性和开放性就强化；不开明时，掠夺性和封闭性就会加大”；“模糊体制的存在如果导致国企的长期做大做强，它对中国全体国民造成的福利损失是巨大的。未来的选择是，要么维持模糊体制，要么走向去模糊化”。
　　其实，体制本来是清晰的。宪法明确规定，三中全会也重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私改派是有意回避体制的制度基础这个大前提，人为制造一种可随意性改变“主体”的改革导向，借以挟持领导人要“开明”，要“去模糊化”，大胆地走国企私有化道路，用心何其险恶！
　　3.辅助原则论：冯鼓吹：“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在于一个经济体要有非常高的经济自由度，然后要维护稳定的经济运作空间。这两者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满足这两个条件，但总体上还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中石油体系已经扯开一道道裂缝。铁路也推行了尚不彻底的改革。”“市场和社会能够做的，政府不要去做，而是放手让市场和社会去做。政府只对市场和社会提供辅助性支持”，“这实际上是在强调遵循辅助性原则，也是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奉行的最高原则之一”。然后，他偷换概念，用西方资本统治下资产阶级政府的辅助性地位，取代中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提出：“市场经济首先要求遵循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其次要求遵循上述辅助性原则。”“‘混合经济’的提法漠视市场经济的这些原则性特征，误导人们接受一种不讲原则的经济，也是纵容特权的经济。如果不遵循上述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简单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种促进混合所有制发展做法的结果，往往是纵容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的大量存在，减少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最终容易导致中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由此得出结论，“根据辅助性原则，民企能做的领域就不需要国企”。这样，就从“政府辅助原则”变成了“国企辅助原则”，完全否定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其实，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讲的是资源配置机制，市场是资源配置手段，政府是市场调控主体，二者处于不同层次。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尽管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的作用不只是辅助性的，而是必须在宏观层面上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发挥主导性作用。国企与私企的关系，讲的则是市场经营主体构成，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其中既有私企，也有国企，且国企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市场经营主体。因此，不是私企能做的就不要国企，而是国企能做的就应当做大做强，能控股就应当控股，这样才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领头带动的主导性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否定私改派的“辅助原则论”，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原则论”，无论是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发挥主导性作用，还是国企在微观经济层面发挥主导性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冯根据所谓的“辅助原则论”，攻击混合经济“是不讲原则的经济，也是纵容特权的经济”，恰恰暴露了私改派对新的改革恐慌、对国企和公有制极度仇恨，暴露了他们假改革之名反对三中全会改革目标的实质。
　　4.国民争利论：冯抬出“儒家提出不与民争利”作理由，认为“国企改革的核心不应是改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而是如何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退出营利性行业。改革应当明确提出，不允许国企与民争利。”这是私改派的典型口号。
　　首先，概念混淆。把全民所有的叫国企，把外资和私资所有的叫民企，然后挥起屠刀叫嚣：不许与“民”争利！究竟谁代表人民，究竟谁向谁争利，究竟谁是中国的主人？否定全民，以私代民，这是天大的骗局。其次，利益并不对立。国企就是人民的利益，根本不存在国民对立问题；即便国私之间，也不是绝对对立关系，可以互利共进。真正根本对立的，是广大人民与私有化权贵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第三，竞争不是退争，控股不是垄断。国企与私企可以公平竞争，让市场做出选择。控股也是一种产权竞争，是在融资共进中竞大竞强，国企要发挥主导作用，理应当仁不让。如果为了发展私企利益，强迫国企让利退争，或者放弃控股权，那就是搞私有化专制垄断，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
　　联系到冯讲“纵容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的大量存在，减少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最终容易导致中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暴露出私改派化公为私贪得无厌的利益观。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私有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表现是中等收入国家在市场化、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用屠杀国企的办法，不但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必然陷入全面私有化加剧两极分化的更大“陷阱”。
　　5.国企低效论：冯指责：“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目标很崇高，似乎令人向往，但是，国有企业总体上倾向于低效率。”他根据天则所2010年的国有企业报告，认为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绩效很差，这些企业账目利润尽管很高，但是少支付了土地等很多资源成本，再加上或明或暗的补贴和少支付的税收，实际上是亏损的。由此得出结论，“国有控股公司效率不会高于民资控股企业，这是因为国有控股企业与国有全资企业一样，仍然面临着效率问题，也就是体制问题”，“如果实行国有控股，会总体上降低民资的利用效率。因此，需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使得国有资本至少退出国有控股状态，能够总体上提高民资和国有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用国企低效论反对国资控股，而且归结为体制问题，为私有化找理由，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其实，“国企低效论”不符合事实，作为要“国资退出控股状态”的理由更不能成立。
　　所谓“体制问题”，的确是个大前提。从私改派角度看问题，凡是公有制经济，凡是国有经济主导的体制，永远都是低效的，他只要看到资源、财富在社会层面上的使用和分配，就觉得这是私人利益的损失和浪费。人民大会堂或南京长江大桥如果包给私人建，他可以赚得金盆满贯，但是否已出现坍塌或其他问题，那就难说了。“企业办社会”，对社会是一种贡献，对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好处，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提倡的。但在中国，只要国企来办，就被谴责为浪费和低效。可谓体制不同，利益出发点不同，效率标准也不同。公有的效率，私有不可能认同。
　　考察国有企业效率，不能跟私企简单类比。国企既要追求企业利润和效益，又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起来看，国企的整体效益比私企高得多。从公共财政贡献看，在非金融世界500强企业里中国央企全都超过美国企业。更不用说，在我国，户数、资产、主营收入均已占大头的私企，2012年向国家缴纳的税金仅占13.0%，而国企占70.3%。即便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2008年，央企利润同比下降30.8%，但上交税金不降反升，同比增长18.6%，这是私企根本谈不上的。从就业创造贡献看，在非金融世界500强企业里中国央企创造的就业规模与美国大体相当。在国内，单位企业数量或单位企业资产创造的社会就业贡献，国企也不是私企可比的。从资本投入和产出看，国企不能只重短期效益，更要关注中长期发展，一些公共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周期长，投入巨大，不可能立马见效，但一旦见效，发挥对整个社会作用力和国际竞争影响力，绝非一般企业可比。从成本和利润看，国企的税负明显高于私企，节能降耗的成本也高于私企，还承担养老帮困等多方面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收入还实现了较快增长。仅以天则所讲的时间段为证，2000-2010年我国工业国企资产年均增长11.4%，而利润年均增长19.9%，这是举世惊叹的成就。而且说国企的绩效是靠垄断地位得来的，也不符合事实。目前我国国企（包括117家央企）中，属于完全垄断行业的企业极少（不超过20个），且也是既有垄断也有竞争，绝大多数企业属于非垄断行业，效益都很好。垄断性行业如成品油、天然气等产品的价格，都是由政府（发改委）制定的，还经常因考虑宏观因素而定价较低，造成相关垄断企业亏损。事实证明，凡垄断行业私有化的第一后果，就是涨价，这种所谓效率，是向老百姓开刀割肉换来的，是用社会公众效益的损失换取私人资本效益的提高。应当承认，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在一定条件下都存在着企业个体效率有高有低的差异分布，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社会效益水平，还是企业本身的技术、管理和经营水平，中国国企都要比私企高，而且高出不少档次，根本不存在国企比私企低效的问题。
　　6.开放试错论：冯最后说，“我们要用开放和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模糊体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胆子还要大一点，步子也还要大一点，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成为一种开放试错的过程”，这是他文章的目的和主旨所在，也最具诱惑性。
　　“开放试错论”是“改革试错论”的翻版和延伸，欺天诳地，危害极大。所谓“改革试错论”，表面上看是把“试错”当作一种实践探索，实际上是“不怕错”、有意“犯错”，只许说允许改革犯错，不许说改革有错，而且错也得说对，不许追究错误，也不许纠正错误，造成将错就错、使化公为私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果。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被中饱私囊的腐败案件不胜枚举，但长期概不受理，成为千古怪异。而“开放试错论”更阴险，其要害是把“改革试错”变成“开放试错”，鼓动领导层在国企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中敞开大门，不设底线地拥抱私资和外资，特别是可以向外国资本出卖国家命脉产业和战略产业，以图借助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全面掠夺我全民财产，控制我经济体系，造成中国经济私有化附庸化不可挽回的恶果。习总严肃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就宣告了无原则的“不争论”、“大胆试”那种改革盲动时代的结束。今天中央加强“顶层设计”，一个关键性意义，就是在重大问题上要“防错”而不是“试错”。
　　三、利用党媒反党的阴谋必须揭露　　私改派竭力叫唤是正常的，而人民日报社主管的这份内参刊物，行为极不正常。
　　1.有意识地在汇编中以大量私改观点为主流，造成压倒性舆论态势。而反私改的观点一概不选，也不述。四篇文章中有两篇选自《中国改革》杂志。《中国改革》是由国家发改委主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财新传媒编辑运营的高端思想评论月刊，号称“唯一承担改革宣传任务的国家级刊物，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其实是私改派的理论阵地。这两篇文章，除了冯兴元打头，还有一篇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的《国企改革须从达成公平的市场环境入手》，鼓吹“目前央企的成功，最大的功劳实际上归结于垄断”，“垄断资源的上游国企极有可能成为吞噬下游民营企业利润的黑洞”，“与其说是共生者，还不如说国有企业是分食者”；“国企之所以要改革，并不仅仅是因为国企效率底下，更为重要的是低效率的国企有损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他们可以获得比其他市场主体更为低廉的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如果这些要素配置给民营企业，它们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如果市场不公平开放，垄断国企的混合所有制可能只是一个分食者而已，甚至会导致各种腐败”，所以要“消除针对民营企业的各种准入门槛：民企在绝大多数行业都能生存，为什么不许他们进入那些垄断行业？”从内容到语言都非常恶毒！还有两篇，都是该刊自己“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其中一篇分析大力引进混合所有制的原因，内容看起来比较中性，最后露底说是为了“打造中国国际化新路径”，说国企已经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受到中国国企威胁论和国家资本主义威胁论的压力，“所以，有必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把这些优势市场化，转移给民企，使得中国产生一波再国际化浪潮”。还有一篇则以混合所有制该如何“混”为题，提出若干原则，其中强调的是“不必纠缠谁的股份多一点谁的少一点”，“不怕非公资本控股而损公肥私”；“混合所有制不是单纯做加法”，“不仅仅是做大资本盘子、争面子”，只要“真心实意地与非公有资本谈混合、谋发展，就一定能找到最适合本企业需求的合作伙伴”，“卖出好价钱，实现保值增值”；“要瞄准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尚未形成混合所有制那部分企业的‘半壁江山’，吸引民、外、内资本进入，形成混合”；特别是“要使中央企业母公司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点环节”；“国资委所属系统之外，尚有大量国有资产，如铁路系统、金融系统、烟草系统、教育系统、文化产业系统等，也应该改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大卖国企搞私有化的指向非常明确。
　　2.采用标题党的惯用手法。如对冯兴元的《混合所有制要大胆闯》增加副标题《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成为开放试错的过程》，突出文章的阴险目的；综合分析文章，大标题《混合所有制该如何“混”》，小标题《不能为“混合”而混合》，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讲的是“混合”不能为把国企做大做强，而应该为出让产权，改变国企性质。
　　3.帮助私改派掩盖真实面目。在反映私改舆论中，有意把敏感露骨的话回避掉，留下似是而非、貌似有理的话。如冯兴元文章本来开宗明义，说三中全会决定明显体现了“克强经济学”，“‘克强经济学’与《决定》中‘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合拍。”但是，“《决定》中也留有传统的提法。比如，《决定》仍然规定要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个提法不是新提法”；“有人担心，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背后是政府和公权，把与政府和公权紧密相连的主体作为市场的一部分，会使得‘市场的决定性地位’成为一纸空文。”可见，上来就把新老提法对立起来，实际上是抬李压习，谁看了都会觉得用心不良，出发点有问题，如果领导们看到肯定会反感。可是，该刊编者偏偏就选中这篇文章当作重点推出，而且把这段敏感话隐藏了，实际上是给私改派乔装打扮，让人难识庐山真相。
　　由上可见，人民日报社主管的这份内参刊物，不但在时间节点的把握，而且在内容选择、手段运用上，都很不正常，是在着意加强对领导层的欺骗性和诱导性。这是党媒该干的事吗？为什么不客观全面反映当前关于国企改革的思想理论动态？
有些人利用党媒反党的阴谋必须揭露！党媒系统的内鬼必须清除！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4年7月2日座谈发言）



　　附：冯兴元《混合所有制要大胆闯》原文网址
　　http://www.rmlt.com.cn/2014/0415/2577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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