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来源：新华网
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使毛泽东极为不满。由于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65年，毛泽东终于发怒。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发怒，竟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
毛泽东曾多方解决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问题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根本治不起，只能挺着，小病或许能挺过去，要是得了大病，那就只能等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曾采取过多种措施没法解决问题。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中那些旧有的医生就有了存在的空间。这些旧医生中，不乏巫医神汉，跳大神的现象在中国农村也普遍存在。接生婆仍然在广大农村活动，落后的接生方式使许多农村妇女产后生病，婴儿死亡率很高。即便是那些稍有些医学知识的农村医生，水平也普通较低，致使医疗事故频频发生。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曾探索通过发展中医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毛泽东就曾多次认为，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因此，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有利。1958年，毛泽东作出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留在城市医院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于是中央转而探索另一种解决方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之前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为农民治病。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
但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性的，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齐各种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治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态度，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
毛泽东的一次发怒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泽东发怒后，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由于毛泽东这次发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卫生部把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在作出“六二六”指示时，并没有谈到“赤脚医生”这个词。但他的指示中有一条——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毛泽东还划定了培养这样的医生的两个条件：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三年医学。这些只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基本构想，在他的头脑中，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在执行毛泽东指示中，大体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条件做的，但做法不一、模式不同，培养的乡村医生名称也不同。但不管怎样，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了。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
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催生中国“赤脚医生”
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四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
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上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先后在三个重头报刊上发表，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让人耳目一新。
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组织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这种情况，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
活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五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
“赤脚医生”催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思考出了一种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这个草案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为了将覃祥官的草案变为现实，乐园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队办卫生室。1966年8月10日，这个地处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卫生室挂牌了。
这个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推广。
就在毛泽东作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湖北省委于1968年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
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四个字：“此件照办。”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从此，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了。
1969年10月1日，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沿着长安街前进的游行队伍时，惊喜地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队列的前边是一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赤脚医生”。当这个方队走到天安门城楼下边时，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毛泽东的高兴是有理由的。当时，“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在中国农村大地普遍铺开。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
“赤脚医生”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当年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但“赤脚医生”手中也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是当时农民形容“赤脚医生”工作情况的一个顺口溜。“赤脚医生”这两件宝，治疗一般疾病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赤脚医生”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作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农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脚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在草原，在山区，经常可以看到“赤脚医生”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的身影。当年的中国农村还普遍贫穷，合作医疗能够提供给“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匮乏，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红汞、碘酒和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此外，“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工作落实到占人口90%的农民身上的，都是“赤脚医生”做的。
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都曾产生世界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改善与西方关系，“赤脚医生”的事迹也随之传到国外并产生了很大影响。1969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这两本书以医治农民常见病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中的《“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正规医院里的医生也人手一册，供他们为病人治病时参考。许多普通百姓也买来阅读以增加一些医学知识，对照它来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情况;生病的人也通过它来了解一些治疗方法。甚至有人说，《“赤脚医生”手册》是当年发行量仅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书，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在今天许多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15分钟的发言。她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从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为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也不论是什么肤色的外国人，只要一听到“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就会树起大拇指。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开，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难以生存。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不存在了，与它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解体了。至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了历史名词。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1965年的那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至今仍然是亿万农民对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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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吃岛岛主 来源：民族复兴网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医疗改革是一场彻底的失败。2014年中国人均寿命73.5，排名83位，巴西略高于中国排名82位，显示数据也是73.5。看起来挺正常吧?都是金砖国家。可是2007年中国人均寿命73.0，巴西人均寿命名72.3，再看看1990年，中国人均寿命68.3，巴西66.5。这三十年巴西发展比中国快吗?巴西是一个重视公共福利的国家吗?都不是，巴西只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的人均寿命增长速度放缓是由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所导致的。世界银行的报告(World Bank，1992)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现行的论 量计酬医疗系统，并让市场主导医疗系统，那么医疗费用无法控制的飞涨、医疗 保健极端不平等这样的灾难性的状况很有可能发生。而在1980年世界银行还盛赞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1978年的阿拉木图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的制度。详细情况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ealth sector finance in China.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quarterly. Rapport trimestriel de statistiques sanitaires mondiales, 1984, Vol.37 (4), pp.387-402.
以下是对本题的正式回答：
谈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我们先看几组数据：
1940—1944云南省呈贡县(今昆明呈贡区)人均寿命：
平均32.8，男子31.9，女子34.2
剔除因霍乱死亡人口：
平均36.0，男子33.8，女子38.0
联合国公布的1940年拉丁美洲人口平均寿命：
巴西37.25，智利38.70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相近，因此可信度较高。(呈贡县数据来自当时的社会学家陈达的调查)
事实上，根据古籍记载以及骨龄测算中国古代人均寿命的结果是这样的：
东汉22岁 唐朝27岁 宋朝30岁 清代33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三：
1.战争
2.婴儿死亡率高：250‰——也就是每四个婴儿就要死一个
3.传染病(猪瘟鼠疫等等)
后两个问题就好比你去打dota，刚开局就随机死一个英雄，然后所有人不定期地被持续伤害技能打中，更要命的是没有驱散没有药膏，只能靠自己硬抗，所以经常就被团灭了。相比之下，和对方开团(战争因素)甚至都微不足道了。
当时人均寿命低下的原因不是缺专业医生，而是没有医生。婴儿死亡率高为什么?大部分接生婆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接生技术，广大农民对于婴儿护理等也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许多成年人生病以后也只能喝符水跳大仙。传染病多发的原因则是广大农民缺乏最基础的卫生常识。 @xun yin已经贴上了毛主席的那段著名指示，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培养一个高级医师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培养10个甚至100个1000个赤脚医生的费用，这里面不仅有钱的问题，更有时间问题，高级医师可能需要5年10年，小班教学，赤脚医生集中培训，几个月就可以出师。而取得的效果呢?那些高、深、难的疾病很多都是富贵病，全国有几个人能够得到?高级医师愿意去农村吗?所以那一句”城市老爷卫生部“简直精辟，不是说专业医生不好，而是说，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如果把有限的财力放到培养专业医生方面上去，那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官员老爷先分掉最好的医疗资源，剩下的喂给大城市的居民，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依然缺医少药。
那赤脚医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培训成本低、见效快，能够迅速解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常见病;第二点也非常重要，赤脚医生并不是专职医生，他们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使得他们对于每个人的情况非常了解，张三有什么病史，李四最近干的是什么活吃的是什么饭这容易引起什么病等等;更关键的是，可以在疾病初期及时医治，防患于未然。1935年白求恩作为皇家医学会成员，参加了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他通过调查发现，革命之后的18年，苏联的肺结核发病率竟然下降了一半以上。苏联的医疗技术水平远不及美国加拿大，发病率下降的原因就是产业工人公费医疗制度的实施。其实大多数高深难的疾病都是由简单的疾病发展起来的，穷人由于没钱看病，常常是能熬则熬，把小病拖成大病，而公费医疗推广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于是列宁感慨道：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在西方是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在苏联却是发病率的直线下降。赤脚医生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赤脚医生制度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赤脚医生就是运动在农村的领导者。许多人说毛时代搞的是”愚民政策“，那绝对是扯淡，当时的政策是打破知识分子对知识文化的垄断权，做到文化的普及，最终模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当然，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本题无关在这里就不多谈了，总之赤脚医生负责传播基本的卫生文化知识，改变落后的生活习惯，然后发动农民进行卫生运动，除蚊虫、填水沟、打疫苗、净化卫生环境甚至锻炼身体。
结果是什么呢?那么落后的一个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疟疾、血吸虫病、天花、白喉、肺结核，婴儿的死亡率从250‰降低到低于50‰。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寿命从1960年到1980年提高 了27岁，而同期低收入国家提高约为15岁，中等收入国家为9岁，工业化资本主义 国家为4岁。这些成就用”奇迹“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它的伟大。
改革开放之后呢。嘿嘿嘿嘿……安全起见，我直接引用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做评论，和我无关哦：
”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早期就停止下降了(World Bank 1997; Liu et al. 1999)。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一个表徵国家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的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这让人忧虑，因为在相似经济增速的国家他们的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不会像中国这样停滞的。一些地区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传染病爆发(Zhang 1985; Zhu et al. 1989;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World Bank 1997)。平均寿命几乎没有改变，从1982年的68岁到1993年的69岁(Hsiao and Liu 1996)。
在几乎每个健康指标上，城市人口都比农村要好，而且差距显着增大了(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举例来说，城市婴儿死亡率自从1980年代早期一直稳步下降，而农村则在90年代婴儿死亡率却增加了。事实上，对中国的30个贫困县的一个调查发现令人难过的倾向：婴儿死亡率从70年代的50‰上升到80年代末的72‰(Liu et al. 1999)。当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扩大时(Hinton 1999; Weil 1996; Meisner 1999)，两个地区内部的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健康差距也恶化了。 “
”国家为流行病防疫工作所提供的经费从1978年占GDP的0.11%下降 到了1993年的0.04%(World Bank，1997)。 “
”卫生防疫中心为增加收入，长期兼而从事为工厂测试水质、为企 业验证食物和化妆品的卫生，以及为厂矿职工进行收费的体检等(World Bank， 1992)。更严重的是，199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通过对疾病预防服务的收费和其 他的、如实验测试和收费体检等专门服务实现的收入占到县级卫生防疫站预算的 56%，更占到了县级妇幼保健中心预算的67%(Bloom 1998)。“
”环境卫生项目被忽视(World Bank 1992)。以血吸虫防治工作为 例，报导表明因为公共卫生专案被忽略，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钉螺的栖息地便 不断增长、重灾区扩散范围极广(World Bank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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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悬壶济世的温暖记忆
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群仅仅经过简单培训、没有编制的赤脚医生，凭着极其简陋的医药设施和走家串户的极大热情，担负起了数亿中国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并在人们心中积攒下永远的温暖。
然而，20年后，当改革开放后医疗科技愈加发达的时候，广大的中国农民却陷入 “谈医色变”的生存境地。在许多农村，“小病扛着，大病拖着”已成常态，因医返贫、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即使在城市，这一矛盾也同样突出。
虽然我们没有理由依然满足于 “赤脚医生”的服务，但现状是——在医疗卫生投入总量剧增、高端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反而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基本医疗保障。
治个感冒动辄成百上千，让人们对过去 “一根银针治百病”的赤脚医生难免怀念。怀念并不是一种倒退。事实上人们只是怀念中国传统医生悬壶济世的理想形象，怀念曾经行之有效的医疗模式。
赤脚医生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废止，使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基本医疗保障。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得许多农民家庭 “小病扛着，大病没钱治，”直至因病返贫。赤脚医生出身的卫生部长陈竺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就说：“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农村一半人口是因病致贫，一些人脱贫又返贫绝大部分原因是因病所致。”曾经备受尊敬的医生也因此一度成为广受诟病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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