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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周口沙河大坝的公社青年 魏德忠摄于1975年
一.“绝对的公有制”下不存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二.拆穿一个谎言，破除一个迷信
三.公有制下的劳动积极性
四.小结
一．“绝对的公有制”下不存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panqing215】网友：
多谢你信得过，“心里有过不去的坎”时来问我：“在绝对的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见附录)
首先我要说，“绝对的公有制”这种提法有问题——什么叫“绝对的公有制”?“绝对”到什么地步?难道要把家家户户的锅碗飘盆裤衩背心也公有吗?如果你这“绝对的公有制”真的“绝对”，即“绝对的公有制”这个提法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用语而并非误用，那么我要说，此题无解。也就是说，我认为“在绝对的公有制下”不存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无从“推动”。琢磨“如何推动”是白费功夫。
“绝对的公有制”这个提法说难听点，就是当年国民党骂的“共产党共产公妻”，换个说法而已。58年刘xx搞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也是“绝对的公有制”，后果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当时就严厉批评了这“绝对的公有制”：“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所以如果你坚持“绝对的公有制”这一提法不可更改，那我的答复到此为止——“在绝对的公有制下，不可能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以下的部分你不必看了。
但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问题改为“在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那我倒很愿意与你继续探讨下去。不过要把道理讲清讲透靠三言两语做不到，希望你能有足够的耐心看完。
“公有制”这个词如今被许多人误解歪曲了。正确的含义应该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并非一切公有，而是“生产资料公有”，而且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当年毛泽东坚持的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禁止一切私有，而是允许若干个体经济成份存在。这些个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就不是公有的。比如个体鞋匠的修鞋工具，个体裁缝的针线剪刀缝纫机，个体搬运工的扁担筐子……这些都是生产资料，并没有“公有”。所以不应该说“绝对的公有制”，也不应该说“绝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只应该说“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下简称的“公有制”都是指“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而言。)
二．拆穿一个谎言，破除一个迷信
要讨论“在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就得先拆穿一个谎言，破除一个迷信。
——拆穿一个谎言：“大锅饭、养懒汉”、“公有制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破除一个迷信：“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才有效率”。
为什么?因为“不破不立”——如果认同“大锅饭、养懒汉”、“公有制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才有效率”，那探讨“公有制条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就毫无必要了——既然“人间正道私有化”，一切问题都只有靠私有制才能解决，那讨论公有制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而讨论“在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这一问题本身就未必没有默认“公有制下劳动积极性不高”的意思，所以才会想到讨论“如何推动”。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拆穿谎言、破除迷信就是“对症下心药”。
1．拆穿谎言——“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这是“改革精英”的“改革基本理论”，也是他们很蛊惑人心的弥天大谎。这句大谎里套了一大堆小谎：
第一，“干活卖力”与“劳动积极性”不是一回事。
不能把“卖力”与“积极性”混为一谈。对做某事“卖力”不等于对做某事有“积极性”。
“卖力”可以出于主动，也可以出于被动，甚至可以出于强迫。被迫卖力，就离不开监督监管和暴力驱使。稍有机会立刻就不卖力了。
“积极性”则必出于主动，出于自愿——不需要督促、不需要监管，自己就想做某事，至少不想故意把某事做坏。
如果把“卖力”作为衡量“积极性”的标准，那结论就只能是奴隶制，因为让人干活卖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奴隶制——奴隶干活必定比自由人卖力，因为奴隶不得不卖力，否则就活不成。
美国小说《战争与回忆》这样描述纳粹1005特别分队：“这些犹太人当中许多已变成毫无血性的疯子了。他们工作，因为不工作就没得吃，不工作只有饿死和挨揍。”“对警卫来说，这些驯良的、机器人般的疯子和家畜一样不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党卫军就是这个样子用叱责和狼狗来对待这小队人马的。”——你看，干活干得象“毫无血性的疯子”、“驯良的、机器人般的疯子”，不可谓不卖力吧?普通人做不到吧?“效率”最高吧?但你能用“积极性”来描述这些奴工吗?当然不能。这些人之所以象疯子般卖力，仅仅因为党卫军的暴力、饥饿与恐怖。
同样，你可以说牛马干活“卖力”，但不能因此说牛马干活有“积极性”——只要没人驾驭驱赶甚至用鞭子抽打，甭指望牛马自动卖力。
有人会说：这两个例子太极端，不能用来描述中国的私有制。
的确，表面看确实完全不同。但在“强迫卖力”这一点上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一个是用有形的暴力直接强迫，一个是用隐形的暴力间接强迫;一个是用狼狗、殴打、饥饿、死亡等直接的恐怖、直接的威胁强迫人卖力、用鞭打强迫牛马卖力，一个是用“优胜劣汰”、“丛林法则”、下岗、失业、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债务、“房奴”、“孩奴”、生活无着等间接的恐怖、间接的威胁强迫人卖力;一个把“劣等民族”、“劣等人种”之类蛮横“理论”强加于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牛马，一个把“劣等群体”、“弱势群体”、“愚昧无知”、“屁民” 之类蛮横“理论”强加于人……最后实际效果都是把人变成“会说话的驯服工具”、把牛马变成“不会说话的驯服工具”，不得不被动地拼命卖力干活。
但人与牛马不同，即便当了奴隶也不会永远心甘情愿，而是想方设法摆脱当奴隶的命运。
纳粹1005特别分队的奴隶干活不得不卖力，但绝无积极性，所以一有机会就逃跑，想尽一切办法逃跑。
私有制下的中国老百姓干活不得不卖力，但同样绝无积极性，同样一有机会就逃跑，想尽一切办法逃跑。
怎么个跑法?譬如：
⑴考大学——如今中国人考大学的真正动力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逃避当奴隶下地狱的命运：虽然上大学不一定不当奴隶下地狱，但不上大学则几乎注定要当奴隶下地狱。原因很简单：特色私有制的中国唯有“精英”是人上人，唯有“精英”有资格当奴隶主。要当“精英”就必须有大学文凭。所以在私有制的中国考大学不是简单的职业选择，而是与命运的生死搏斗。但结果却极为讽刺：逃避下地狱，却让中国人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地狱——考试地狱。
(同样讽刺的是，中国孩子虽然学习“卖力”，但对学习却并没有“积极性”，只拼命应付要考的，考不着的决不去主动下功夫——所以会发生一毕业立刻集体撕毁教科书的“奇迹”：以前的拼命学习完全是出于不得已，一旦没必要了，立刻扔一边去。这就是“卖力”不同于“积极性”之处。)
⑵考公务员——不创造财富的公务员成了社会时髦追求本身就证明私有制的中国存在什么样的“劳动积极性”。
⑶当官——考大学、考公务员都不是真正的最后追求。真正的最后追求是当官，即便是“专家”、“学者”、“教授”也不甘寂寞，一个个争先恐后打破头地抢着当官——如今中国当了官就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让子孙后代都不劳而获——这能证明“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吗?
⑷赌博——民工最流行买彩票，显然把这当成逃离奴隶地位的最后的希望——不信问问看，看民工如果侥幸中彩会不会愿意继续当原来的民工?如果是出于“劳动积极性”，那就愿意原封不动继续干下去。如果是不得已，那就决不会继续干。由此可以看出“劳动积极性”和“干活卖力”的区别。
⑸嫁阔佬——当妓女是零售，嫁阔佬是批发，说穿了都是用肉体换钞票，用一个人最后最原始的本钱换取逃避象奴隶一样卖苦力的命运。片面地一味指责出卖肉体追求嫁阔佬的人并不公平。因为这种交易中出卖肉体的一方居于弱势，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肉体换钞票，包装是年轻美貌。一旦包装不存在，交易基础也就不存在。而这包装消失起来会很快。美国摩根银行一个多种产业投资顾问的叙述非常精彩：
“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个糟糕的经营决策，道理再明白不过，请听我解释。抛开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财’‘貌’交易：甲方提供迷人的外表，乙方出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你的美貌会消逝，但我的钱却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收入很可能会逐年递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是增值资产，你是贬值资产，不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你现在25，在未来的五年里，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它是你仅有的资产，十年以后你的价值甚忧。用华尔街术语说，每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跟你交往属于‘交易仓位’(trading position)，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听起来很残忍，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年薪能超过50万的人，当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但不会跟你结婚。所以我劝你不要苦苦寻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顺便说一句，你倒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50万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的傻瓜的胜算要大。”
由此可见，仅靠年轻美貌当资本嫁阔佬是孤注一掷，风险极大，而且到头来很难有好结果——可以轻而易举被更年青、更美貌的取而代之。然而前景如此渺茫却仍然有那么多女孩子争先恐后趋之若骛，那除了社会风气的诱导教唆之外只能证明如今普通老百姓靠正当劳动难以生存，所以才不得不不顾一切地逃跑，不择手段地逃跑，逃离“靠劳动为生”的命运，追求不劳而获——这能证明“只有私有制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吗?
第二，“劳动积极性”与“赚钱积极性”不是一回事。
要说“劳动积极性”，就得先弄清劳动的目的——没有目的的劳动属于“多动症”，毫无意义。
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劳动”意味着“创造财富”。也就是说，“劳动”的目的是创造财富。
公有制下的“劳动”的目的很明确：为社会创造财富。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劳动者自己有份，劳动的目的与劳动的结果不矛盾。这就决定劳动者对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结果不反感、不排斥。这也决定劳动者主观上不想把事情做坏——劳动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出废品，但不会故意出废品、永远出废品，更不会故意制造假冒伪劣、有毒有害的产品。这就是最基本的劳动积极性。这就是说，就整体而言，公有制下劳动者对劳动天然是积极的，只有程度区别。
私有制下虽然仍然可以把“劳动”定义为创造财富，但此时已不能简单用“劳动”一词来描述人的活动。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不是劳动——目标只有一个：赚钱，而且是怎么来钱快怎么干，怎么来钱多怎么干，怎么来钱容易怎么干。
既然私有制下人只对赚钱有积极性，那只有“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的目标完全一致时人才会对劳动有积极性——把劳动作为赚钱的手段，为赚钱而劳动，靠劳动去赚钱。
但这种积极性非常不稳定：只要劳动与赚钱的目的不完全一致，体现在劳动上的积极性立刻就没了——私有制下人只有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劳动才能赚钱时才肯去劳动。一旦有更简单更省事的办法赚钱，那就决不会去劳动。此时不存在“劳动积极性”，只存在“不劳动积极性”。
私有制下靠劳动赚钱是不得已，规规矩矩生产产品创造财富是不得已，并非真有积极性。只要有空子可钻，立刻就会搞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因为这更赚钱。既然“劳动”的定义是创造财富，那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就是“反劳动积极性”——不但不创造财富，反而破坏财富、毁灭财富。这是公有制下绝对不会发生的事。
由此可见，“私有制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的说法至少非常片面，因为实际情况有三种：
①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一致，劳动致富——“劳动积极性”;
②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不完全一致，用其他不劳而获的手段掠夺财富才赚钱——“不劳动积极性”;
③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矛盾，用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破坏财富的手段才赚钱——“反劳动积极性”。
“私有制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这种说法对三种可能的实际情况只说一种(而且是最稀罕、最不稳定的那一种)，完全隐瞒了“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时的情况，可见是诡辩。
实际情况还不止于此。中国的“特色私有制”已经使“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一致”几乎成为不可能。如今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靠劳动不但不能致富，而且实际已经无法正常生存。
中国的“特色私有制”特色在：“想走资本主义，走不到资本主义，走来走去走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拼命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却走不通，走得通的只有给资本主义当附庸——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私有化为的是谋私。强制私有化是以权谋私。既然以权就能谋私，那又何必自找麻烦冒风险去搞什么公平竞争?一旦开了以权谋私这个头，就休想建立起公平竞争的规矩——要建立公平竞争的规矩就得牺牲自己的以权谋私，而搞私有化为的不就是谋私吗?不谋私还搞什么私有化?既然为谋私，那就甭谈为大局做牺牲。开了这个头，就放出了一个再也收不回去的魔鬼——以权谋私，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从此以权谋私成风，只能按照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权力经济规律运作。
既然私有化为的是谋私，那就只能从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一切。在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面前，对个人私利最有利的不是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抗衡，而是投降合作——要在中国发展象欧美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经济，那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国际垄断资本财团激烈竞争。在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面前，你的私人经济力量渺小得很，轻而易举就会被人家吃掉。要竞争就只有靠公有制，靠国家支持。但这又与私有化的谋私根本目标水火不相容。既然私人利益高于一切，那与其被人家吃掉，不如卖身投靠，成为人家的一部分。结果：中国经济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美其名曰“国际接轨”、“全球一体化”、“让中国融入世界”——殖民地性质的附庸经济。说是走资本主义，走得通的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当了经济殖民地，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就不得不承受国际垄断资本的残酷压榨。压榨到什么程度?比如：
——售价466美元的IPAD苹果便携机，交给富士康公司加工，其加工费不及12美元，占整个成本中不到4%。
——售价10美元的美国国旗，在中国出厂价不足1美元。
90%以上的财富被人家拿走。用西方媒体的话说，“中国获得的利润象刀刃一样薄”。
最大头被外国垄断资本拿走，剩下的不足10%又要被官僚、买办、资本家再一一“拿大头”，层层克扣，轮到劳动创造财富的中国老百姓时还能剩下什么?几滴残汤、几粒剩饭而已，顶多勉强维持温饱。
如此千辛万苦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财富还被国务院的戏子“精英”们拱手奉送给了外国：一古脑儿变成外国白条几千亿、几万亿地蒸发，动不动“豁免债务”、“让利”，加上贱卖国企、国有资产流失、廉价出卖国有银行……代价是中国老百姓的福利，让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住不起房，不得不更进一步自己压榨自己。
在如此特色私有制下，靠劳动创造财富能赚钱吗?能有“劳动积极性”吗?
国际资本主义、官僚卖办资本主义的盘剥如此残酷彻底，不但堵死了“劳动创造财富发财”的梦想，而且使经营者连简单再生产都以维持。如此微薄的利润使老老实实劳动创造财富越来越不合算。结果：无孔不入地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只要没看住，立刻做手脚。
这就决定如今中国用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破坏财富的手段发财赚钱的“反劳动积极性”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偶然的、暂时的事件，而是大规模、持久普遍、司空见惯的标准实践——可以说如今“货真价实”已经成了奢侈，凡是给普通老百姓用的必定是做了手脚的，只有程度的区别和发现没发现的区别。道理很简单：如今中国靠对老百姓货真价实赚不了钱，而私有制的目的是赚钱。既然如此，凭什么要把货真价实给普通老百姓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当制造商整体性地整天惦记的不是如何老老实实创造财富，而是如何花样翻新巧妙地弄虚作假做手脚、偷工减料、假冒伪劣、行贿勾结权力糊弄老百姓时，你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又能如何?能日日夜夜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吗?欣赏“私有制的积极性”，那就不免尝到这“私有制的积极性”的滋味：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地沟油菜、豆腐渣校舍……不是偶尔尝尝，而是永远无法摆脱。
这说明中国的特色私有制造成的殖民地经济的大环境已经使“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的目的不但不相容，而且完全对立，不搞邪门歪道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就不能赚钱。靠劳动创造财富不但不能致富，而且不能维持生存——牺牲环境是缓慢牺牲全民族未来的生存;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不得不使用有毒有害产品是缓慢牺牲自己后半生的生存;上不起学是牺牲下一代的生存……如果除了眼前的温饱什么都维持不下去，那跟慢性死亡没什么两样。当靠劳动只能混个苟延残喘不立刻死亡、连正常的生命代代延续都保证不了时，能有什么劳动积极性?
对这种“软刀子杀人”的民族灭绝别奢谈什么“道德的血液”、“企业的信用”。“道德的血液”在利润面前一文不值。“企业的信用”是有长期打算才会考虑的事，是有自尊自信才会考虑的事。沦为经济殖民地就无自尊自信可言，就无长远打算可言。外资在本国讲信用讲声誉是资本主义大环境逼的。资本主义大环境下逼出来的一套到了半殖民地的大环境下就未必需要坚持——在欧美日本市场上标注“不含转基因”的食品到了中国市场就不标注。日本在本国和欧美销售的汽车标准跟向中国销售的汽车标准就不一样——尽管你拼命闹着要走资本主义，但你不是资本主义，你不够格走到资本主义，你只配当个经济殖民地——阿Q满腔热情高攀认亲，结果是挨了赵太爷一个大嘴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这一切早在毛泽东的预言之中：“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重复一遍公有制下的劳动积极性：不管在历史的具体条件下技术水平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存在为赚钱而故意用偷工减料和假冒伪劣来破坏创造财富的“反劳动积极性”。因为公有制下“劳动”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劳动的目的与劳动的结果不矛盾。这就决定劳动者主观上不想把事情做坏——劳动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出废品，但不会故意出废品、永远出废品，更不会故意制造假冒伪劣、有毒有害的产品。这就是最基本的劳动积极性。就整体而言，公有制下劳动者对劳动天然是积极的，只有程度区别。
而具体到中国特色的私有制，殖民地经济的大环境已经榨光了靠“劳动创造财富”赚钱的空间，不搞“反劳动积极性”就不能赚钱。要赚钱就只能搞邪门歪道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就只有牺牲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就只有有意识地源源不断地制造有毒有害、假冒伪劣产品。这就是说，殖民地经济的中国特色私有制已经把“劳动创造财富”赚钱的空间全部压榨干净，彻底扼杀了劳动积极性，只留下“靠制造假冒伪劣有毒有害赚钱”的余地，只剩下“不劳动积极性”和“反劳动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说什么“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之类可笑不可笑?荒谬不荒谬?
2．破除迷信：“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才有效率”。
有人会说：“在‘卖力’和‘积极性’的区别上争来争去没什么意思。反正私有制企业有效率，能赚钱。‘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还是私有制能解决问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难道不证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效率高吗?”
⑴首先必须强调说明，毛泽东主张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根本不是不要市场、不承认市场规律，更没有取消市场、取消等价交换，而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有控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这样一来想靠操纵市场投机倒把掠夺财富的“精英”就不高兴，就拼命反对，就编造谎言捏造罪名，说这是“反市场规律”，说市场能自动调控，根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调控，一切听之任之，顺其自然——也就是说任凭他们暗中把持操纵。所谓“计划经济无视市场规律”之类的说法是这些人故意编造出来骗人的。无视市场规律、用“计划经济”彻底取消市场的人有，就是刘xx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批评制止纠正了这些的是毛泽东。如今“精英”把刘xx干的事全栽到毛泽东头上，拼命让老百姓相信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反市场、反自然、反科学，唯独他们自由化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才叫“市场经济”，才正统正宗。这是弥天大谎。实际上，真正的“计划经济”的含义是“公有制计划指导下的有控制的市场经济”，而“经济精英”们口口声声的“市场经济”的实际含义是“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⑵既然要谈“效率”，那就得先明确几件事：
目标——干什么的效率。
标准——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效率。
受益人——相对于谁而言的效率。
时间范围——在多长时间范围内的效率。
涵盖范围——考虑到哪些人的利益的效率
私有制下的“效率”意味着：
目标——赚钱。
标准——投资者投入最小，回报最大。
受益人——资本家自己。
时间范围——越短越好，越快越好。
涵盖范围——自己，本企业。
而公有制下的“效率”的含义则完全不同：
目标——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
标准——整个社会消耗最小，收益最大。
受益人——全体老百姓。
时间范围——越深远越好。
涵盖范围——全社会。
“社会主义”一切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资本主义”一切从资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讲“效率”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的“效率”指的是社会的效率。资本主义的“效率”指的是资本的效率。公有制的“效率”是相对于“公有”而言，也就相对于所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私有制的“效率”是相对与“私有”而言，也就相对于拥有私有财产的私人而言。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资本，但必定所有的人都属于社会。对社会有利的事必定符合处于这个社会的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对资本有利的事必定只符合拥有这个资本的人的利益，但不会符合其他不拥有该资本的人的利益。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谈“效率”时的衡量标准决不相同，结论也自然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公有制下的“效率”与私有制下的“效率”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把根本不是一回事的东西硬拿来比较是一种欺诈。
还可以看出，利益不同，地位不同，对“效率”的解释就不同，衡量标准也完全不同。同样的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就看屁股坐在哪一边——“屁股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阶级地位决定阶级立场。
比如，在私有制的拥护者看来私营企业就很有效率。如富士康，在大陆雇了几十万工人，工人工资比一般私营企业给的高，管理正规，产量大，不愧“世界工厂”，比公有制时代的国营企业效率高多了。
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就不然。比如，如今招工，尤其是私营企业招工，只要年富力强的，往往优先要男的、单身的，合同年年更新，实际没有养老福利。换句话说，工人一旦因年迈体衰或工伤生病劳动能力下降立刻就不要了。这就确保私营企业总是占有工人一生中最强壮、工作能力最强的时期。私营企业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润，只利用工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那一段，其余的一切都不管。而当年公有制的企业不允许随便解雇工人，不允许把年老体衰、工伤有病、有家庭负担的工人当包袱甩掉。因为公有制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这就必须考虑工人的一生——你只要年富力强的，那人总会老，一旦老了怎么办?不要了就等于把工人当包袱甩给社会，企业没事了，但社会要出事了。人到哪里都要生存，不能采用合法手段生存就必然采用非法手段生存。私有制不管工人的一生，公有制必须管。
我当年曾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工厂一小青年犯了厂规造成了损失，工厂打算开除。街道办事处、派出所都派人到工厂说情，说这小青年是犯纪而没犯法，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能否考虑在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小青年被开除了，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就头疼了，怕他从此破罐子破摔危害社会。最后工厂没有开除这个人，只给了处分。可见公有制体制下看问题的最终出发点是整个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不纯是某工厂这个局部的利益。
这种事在今天可能吗?企业只管企业自己的利益，工人下岗就下岗，失业就失业，死活随你去，把活生生的人当包袱一甩了事。你企业没包袱了，整个社会背上大包袱了——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你可以不管“弱势群体”的死活，但“弱势群体”自己不能不管自己的死活，不能采用合法手段生存就必然采用非法手段生存，结果就是社会问题愈演愈烈，家家户户安装防盗门窗，到处雇佣保安警卫，大街小巷武警充斥荷枪实弹……企业甩了包袱降低了成本，整个社会背上了多少包袱、增加了多少成本?
如果单纯地看单个企业的效率，很容易找到证据说私营企业效率高——别的不讲，起码私营企业的职工全是清一色的年富力强、处于人生中最能干活的年龄段，而且没有“工人福利”的“包袱”。而当年的公有制企业呢?没法比：不能解雇，不能淘汰，背了一大堆福利包袱。从局部看，从眼前看，从单个企业赚钱的角度看，私营企业效率显然高，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光算全社会为治安而增加的人手和费用这一项，总的用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开支是增了还是减了?效率是高了还是低了?但这一切对私营企业的资本家来说都是零，因为这些成本开支都由社会承担，由别人承担，不由自己承担，不但不影响自己的利润，反而增加自己的利润——换句话说，这就等于用增加社会负担的办法增加自己的利润，把自己的利润以社会负担的方式转嫁给全社会，不折不扣的损人利己。
由此可见，目标不同，出发点不同，衡量标准不同，“效率”的计算方法不同，结果就大不相同。
另外，计算“效率”不能简单地看表面数字，还必须把一切“潜规则”“隐性开支”也计算进去。
如果把“交际费”、“活动费”、“好处费”、“公关费”、“广告费”、“赞助费”以及数不清的罚款、关系费、人情帐等等统统计算在内，私营企业的“效率”还能象某些“精英”吹嘘的那么高吗?而这些苛捐杂税“隐形开支”是中国特色私有制的特色：“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刚刚看到一条新闻：“中国无线音乐高管外逃：提前5年布局，卷款超过几个亿”——从赖昌星算起，如果把中国特色的私有制下这么多年来被私分、被贪污、被盗窃的财富、因走私、贪赃枉法造成的损失等等都算上，从创造财富的角度看，整个社会的总效率是高还是低?
1975年9月初，大连机车车辆工厂总装车间 许林 摄
只要记得历史，就能知道“精英”们“只要‘深化改革’、‘政治改革’、‘民主化’、‘多党制’就一定能消除那些权力的敲诈勒索、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之类睹咒许愿都是自欺欺人：这套信誓旦旦从“公车上书”起就没断过，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代代吹牛，代代破产，从来摆脱不了“想走资本主义，走不到资本主义，走来走去走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历史怪圈——从清末到民国到“改革开放”，每次都必定有“精英”跑出来说，只要这样、只要那样就一定能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每次都必定满不是那么回事，每次的结果都必定是“鬼打墙”般回到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来。道理前边讲过：在帝国主义时代、处于殖民地状态靠权力搞资本主义，就休想避开以权谋私，就休想避开权力经济的规律，就休想改变“当殖民地对以权谋私最有利”的利益权衡规律，到头来就休想消除权力的敲诈勒索。(而每次“精英”都照例要用一番事后诸葛亮来推卸：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那样，历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这话其实跟睹棍或赌场老板一个调调：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那样、只要下回这样、只要下回那样，就一定能如愿以偿赢个头彩捞回一切，彻底改变命运……)
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看公有制：搞经济最怕权力敲诈，不得不花钱买权力应付。而对付权力最有效的办法是权力。公有制就是给所有经济单位都派个免费的权力保护，用权力对付权力，一下就抵消了一切权力的敲诈勒索：你有权力做靠山，我也有权力做靠山，每个经济单位都有个权力“婆婆”——归口管理部门。不管是工厂、矿山、商店、农村都有自己的权力“婆婆”：公交口、商业口，农林口……谁敢欺人太甚，我立刻逐级上报，请出自己相应级别的权力“婆婆”交涉，光明正大摆事实、讲道理、权衡利害、协调解决，而且一般总是迅速解决。私有制下买来的权力保护是暗的，见不得人的，价格无底洞没商量，时间没完没了。而公有制下合理合法的权力保护是明的，光明正大的，免费享有，而且解决问题迅速果断。这就是说，公有制下经济单位根本不怕哪儿冒出个权力势力来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更用不着小心翼翼花钱“摆平”——权力“婆婆”保护你是职责，保护不力出了问题自己得负责。主管的部门出了问题没及时解决，一下子就能暴露，很快就能“通天”。这样一来公有制单位不管多小，都不是孤立无援的，都有靠山和可靠的后方，出了事都有地方求援求助。而私有制企业是不折不扣的大海孤舟，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靠山，却到处都可能有敌人或致命的威胁，随时随地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有难时指望谁全靠自己平时睹运气拼老本。把这一切都算上，还能说公有制“效率低”吗?
但看公有制应该从更本质的角度看。公有制的核心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所以人人的权利相等，对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相等，所以主要生产资料不属于任何一个私人而平等属于大家，于是乎公有。用这些生产资料创造出来的财富自然属于大家，人人都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到其带来的好处。
私有制的核心是人与人不平等，而是分为“优等”与“劣等”(或曰“上等”与“下等”、“高等”与“低等”、“聪明”与“愚昧”、“优秀”与“低劣”、“精英”与“屁民”之类)。“优等”人才有生存的权利，“劣等”人从属于“优等”人，只有被“优等”人需要时才有资格生存。一旦妨碍了“优等”人的利益，“劣等”人必须被牺牲、被淘汰。既然如此，那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不平均属于所有人，而只属于“优等”人。用这些生产资料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只属于“优等”人。
地球资源有限，私有欲望无限，不管有多少资源都不够占的。因此只要是私有制，就必然导致资源只为少数“优等人”占有、让其他“劣等人”为自己劳动、自己不劳而获。其结果必然是人与人的生存权的不平等——“优等人”剥夺“劣等人”的生存权。
“优等”、“劣等”如何划分?说到底凭权力划分：谁有权谁说了算，谁有权谁必定“优等”。
可以发现一条规律：拥护公有制的人总是坚持“人与人平等”的原则。而拥护私有制的人总是坚持“人与人不平等、分优等劣等”的原则。拥护私有制的人总是动不动就骂对手“脑残”、“智障”、“愚昧”、“无知”、“低贱”、“不开化”、“精神病”、“疯子”、“没受过教育”、“知识贫乏”……说到底是要证明对方属于“劣等人”。既然是“劣等人”，那提出的观点自然“劣等”，不值一驳，谁信就证明谁也“劣等”。如此一来，这场辩论自己便不战而胜——把一切是非归结为人的“优等”“劣等”，用人的“优等”“劣等”解释一切是非。只要从生理上、血统上、出身上证明对方是“劣等”，一切问题就立刻迎刃而解，用不着再绞尽脑汁明辨是非。
拥护公有制的人的基本原则是“人与人平等”，不需要靠人身攻击、人格侮辱来辩论，而靠摆事实、讲道理，通过分析阶级利益、阶级立场来说明问题。也就是说，可以指责对方的利益立场、人品道德、逻辑水平等等，但决不屑靠指责对方有生理缺陷、血统“劣等”来证明自己正确。
(尊重对手的人格实际也是尊重自己。用“脑残”、“智障”、“愚昧”、“无知”、“低贱”、“不开化”、“精神病”、“疯子”之类侮辱对方，实际是在侮辱自己——如果对方真是“脑残”、“智障”之类，那你岂不是在欺负残疾人?——打瞎子、骂聋子、欺傻子、踹寡妇门、挖绝户坟……很英雄吗?很威武吗?很光彩吗?很了不起吗?如果对方没有生理缺陷，那你岂不是在公然撒谎?所以用“脑残”、“智障”之类骂人之前最好能想想这条“墨菲定律”：“别跟傻瓜吵架——别人分不清谁是傻瓜。”)
从公有制的角度看，既然人人平等，那每个人的生存权也相等，不存在某些人的生存权天然高于其他人的情况。要保证人人有同等的生存权，那就必须精心设计出一个体系，确保每个人的最低收入不低于维持生存的必要支出。于是就有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预先计划好每个人的最低收入和必要支出，确保每个人的最低收入不低于维持生存的必要支出，从而确保每个人都有同等的生存权。
一天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不管如何安排，你不能安排一个人一天干25小时的事。要确保这一点，就必须事先计划好一个人一天要做的事，保证加起来不超过24小时。计划经济的原则正是如此。
假定士兵野战条件下负重能力是100斤。要确保士兵不被压垮，就必须预先规定好每一项负载的允许重量，确保总重量不超过100斤。这跟计划经济的原则一样。
“神州飞船”、“歼十”要上天，必须从一开始就精确计划好每一个零部件的最低功能和最大允许重量，确保所有零部件加起来的总重不超过要求，功能不低于要求。一切从全局考虑——这就是总体设计。计划经济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设计。
总体设计是最复杂、最关键、最见功力的东西。前苏联的米格25单项技术都不怎么先进，但总体设计整合得有水平，把不怎么先进的零部件整合成了当时相当先进的飞机。
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基本由不识字的农民组成，单兵素质、装备跟国民党军队、日军和美军都没法比。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却把这“很土很原始”的士兵整合成了百战百胜的钢铁雄师，打出了新中国。这也可以说“总体设计”整合水平高。(难怪拿破仑说：“狮子统帅的绵羊军队总要比绵羊统帅的狮子军队强些。”)
“总体设计”、“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是计划经济的强项。这条保证即便某些局部的效率看起来不高，但整合起来，全国经济的总效率一定最高——能够避免互相抵消。
譬如，歼十如果没有总体设计把关，那么具体零件如的铆钉、轮子、尾巴等等可能很有“效率”，但装到一起就超重，根本飞不起来——局部的效率虽高，但整体效率为零。
在“精英”自由化的私有制市场经济里，国民经济“总体设计”这个最核心的功能没有人管，而被“经济精英”一古脑推给了自己捏造出来的“市场神”——“市场自动调节”。
基督教里上帝万能。伊斯兰教里安拉万能。佛教里如来万能。“市场教”里“市场神”万能：碰上问题——市场自会处理。出了问题——这是市场的选择。西方谚语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中国“精英”说：“人人为自己，市场为大家”——“精英”把创造财富的责任全推给“市场神”，留给自己的只有抢劫财富。
然而“市场神”并不神。中国“经济精英”如果真有点常识加记性，应该记得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的教训，应该明白为什么从那以后凯恩斯主义会大行其道。更何况中国特色的私有制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官僚买办把持一切的殖民地经济、权力经济，压倒一切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权力把持;市场调节说了不算，权力专断说了才算。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都不万能的“市场神”在这里更没办法“自动调节一切”。虽然“精英”吹的是“人人为自己、市场为大家”，实际结果却是“人人为自己，没人为大家”、“人人为自己，从此无大家”——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涌而上，一溃千里，从有组织的蜜蜂变成一群无头苍蝇。
电影《摩登时代》里有人推销“喂饭机器”，说得天花乱坠：工人只要埋头干活就行，“吃饭机器”会自动照料他吃饭。结果“吃饭机器”根本不灵，胡塞乱灌不说，还干脆胡抽乱打，把工人折腾的生不如死。
“精英”的“市场神”跟那“喂饭机器”差不多：“弱势群体”老百姓只要老老实实干活，“市场神”自会安排一切，让你有饭吃，实际上“市场神”跟《摩登时代》里的“喂饭机器”一样抽疯，把老百姓折腾得生不如死。
刚刚从孔庆东的文章里了解到：“新报讯，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一项研究显示，北京因为塞车等问题，已成为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孔庆东：《人间七月好风光》)
汽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塞的。有车不开或开不动就是浪费，毫无“效率”可言。要避免这种浪费就得有总体调控。最根本的总体调控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分“单双号”，而是提前就根据某地区经济规模估算出交通总量、汽车流量、公路网的通行能力和潜在发展余地等因素决策，修路的同时限定最高汽车最高流量，并据此限制汽车总数量。这就避免了“有车无路”的浪费。要说效率，是这样通过计划未雨绸缪地避免浪费有效率，还是盲目随波逐流乱碰乱撞、把整个城市变成“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还一筹莫展有效率?从整个社会的资源合理使用的角度看，有计划总体调控才是真有效率。但如今“精英”把总体调控推给了“市场神”，而“市场神”面对中国特色的私有制束手无策：限制汽车总量就限制了汽车制造商、推销商的利益，限制了GDP，限制了“政绩”;限制汽车总量就意味着不能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开车，那限制谁、不限制谁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凭什么他的权利高过我?凭什么要我为他的权利而牺牲?……中国特色私有制的这一切特色作用的结果就是“市场神”不灵，汽车无限制增加，交通无限制阻塞，“成为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解决办法是保证特权车，用单双号之类限制其他人开车——鼓励你买车，限制你开车，这不是明摆着逼你浪费吗?这么一算帐，谁的效率高?
又比如高等教育——为什么如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因为“教育产业化”取消了“总体设计”，把一切交给“市场神”去“自动调控”。“市场”总是滞后，没有前瞻，而教育需要的却是前瞻——提前预测到哪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多少、如何安排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供需平衡。计划经济能做到这些：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各行各业的需要制定培养计划，根据计划招生和分配，大体保证招生人数与毕业生就业人数平衡，避免“毕业即失业”和“学非所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公有制——人人平等，不管上不上大学，人格、权利都一样，上大学仅仅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不是“优等”人“劣等”人的划分甄别。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出于兴趣爱好坦然面对上大学而不是处于恐惧和利害算计不顾一切被迫上大学，尤其是在国民经济规模不足以使所有人都受高等教育时。而这在中国特色的私有制下根本行不通。结果就是应试教育使中国孩子没童年，从小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考试炼狱里挣扎，负担谁也控制不了，方方面面谁也不管孩子总负担实际是多少，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加码加码再加码。如果把一切都加起来不走样地照办，恐怕一天24小时都不够。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学了出来，却“毕业即失业”——这难道不是浪费?这还有什么效率?但这只是从普通老百姓、从学生、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看问题。从“教育产业化”、从榨百姓血汗、从发学生财的角度看，这“效率”不但不低，而且很高——立场不同，利益不同，对“效率”的评价完全不同。
再看看住房建筑——毛泽东时代建筑的口号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条件再艰苦、设备再落后也没有豆腐渣工程——“红旗渠”全是最原始的手工作业，但那质量比如今多数用现代化设备修的建筑不知结实多少倍。那时修的桥甚至如今用炸药都炸不塌，这么多年用起来个顶个决不含糊。而如今的建筑呢?不知多少豆腐渣。别说地震，一场雨一阵风就能吹垮，甚至没风没雨自己就东倒西歪自行崩溃。据官方报道，如今的建筑是“平均寿命30年”——比毛泽东时代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从整个社会资源使用的角度看，公有制时代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当然比私有制的“豆腐渣工程”效率高。但从房地产商和建筑承包商赚钱、从官员搞GDP政绩吃回扣拿贿赂的私利角度看，能够随建随塌、随塌随建的“豆腐渣工程”的效率才真正高——立场不同，利益不同，对“效率”的评价完全不同。
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系通过计划确定商品的价格，通过物价局监督控制商品的实际价格。这样国家就能准确知道老百姓维持生存的必要开支，能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老百姓的最低收入不抵于维持生存的必要开支，使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有保证，没有后顾之忧。这就是说，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系里有人为每个老百姓的生存权做“总体设计”，确保老百姓的基本生存不受危害。这样的社会自然和谐安定。
中国特色的私有制彻底取消了对老百姓生存权的“总体设计”，毫无顾忌地“甩包袱”，把老百姓的生存权一古脑当包袱摔给了老百姓：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取消福利、下岗、失业、自谋出路……政府除了向老百姓发号施令、征税捞钱之外啥也不管，一切由老百姓自己负担。没了“总体设计”，再也没人也没办法确保老百姓的生存权：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是多少?实际负担是多少?为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收入是多少?老百姓还能不能承受得起?对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改革精英”们丝毫不当回事，很干脆地把这一切推给了“市场神”——“市场自会调节”、“接受市场检验”、“由市场来挑选”……“主流经济学家” 樊纲说得很干脆：“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换句话说，“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可以。”——“改革精英”们只对如何掠夺财富感兴趣，只对如何压榨老百姓有兴趣，只对老百姓身上是否还有油水可榨感兴趣;对如何创造财富、如何保护创造财富毫无兴趣;对老百姓还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还能不能生存下去毫无兴趣。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对老百姓压榨压榨再压榨，直到不能再榨为止——这个“不能再榨”是客观制约，不是主观制约。也就是说，能约束“精英”压榨老百姓的东西是客观的威胁——“老百姓造反”，而不是任何主观的善意——“道德的血液”、“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之类。鲁迅说：“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背叛信仰的人不再有任何道德底线，不会受任何意识形态和良心的制约，不会有任何长远打算，一切只认现钱、现货、“现祸”(眼前亏)，其他概不买帐。樊纲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精英”们判断老百姓身上是否还有油水可榨的唯一标准是“老百姓造反不造反”——只要老百姓没造反，那就“还有涨价的空间”，就要继续加码压榨，“驴不死不卸磨”，直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老百姓只要不反抗就会被“精英”们认为负担还不重，就要继续压榨。因此中国特色的私有制体系里老百姓必须学会反抗，不反抗没人可怜你同情你，累死活该。任何对压榨的制约、任何压榨的有所收敛如取消农业税、最低工资标准、禁止欠薪等等都是老百姓反抗的结果而不是“精英”的恩赐——要说“效率”，中国特色私有制压榨老百姓的效率实在是高。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愿意要这样的“高效率”吗?
没真本事当不了百战百胜的统帅。没真本事干不了成功的总体设计。没真本事干不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干公有制的计划经济，首先得公正廉明，不能自己计划自己发财。其次得有全局观念，不能只计划自己的家乡小摊子发财。此外得懂得国民经济的要害，得善于了解情况，得善于抓主要矛盾，得善于协调指挥，得善于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得极端负责，得……
最后一条：得任劳任怨、不计报酬——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经济的收入都不比别人高，没有“灰色收入”，没有“潜规则”——当然，也有点“特权”，就是到哪儿都受欢迎：“计划是龙头，企业是龙尾。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
由此可以理解“经济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计划经济：没真本事还要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真让他们干计划经济就等于让滥竽充数的一个个单独吹竽，立刻要彻底露馅——就凭这他们也非把计划经济干掉不可，更何况还能利用私有化发大财。有了“市场神”，“精英”们啥也不用干，每天念念有辞祷告完“市场神”剩下的事就是游山玩水、招摇撞骗、吃喝玩乐、敲诈勒索、互相吹捧、潜规则、发大财。不管出了什么事往“市场”一推了事，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下官员干活多拿钱少，私有制市场经济下官员不干活光拿钱，而且拿的是名目繁多天文数字般的高薪、福利、补贴——就凭这，如果“精英”有心以权谋私，你说会选择哪一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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